毛泽东的政党意识与当前政党意识的培育

2022-05-02 18:55:02 | 浏览次数：

摘要：毛泽东在他建设一个战斗力很强的党的过程中，培育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政党意识。本文对他的政党意识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作了探析，对其成熟的标志作了论证，把毛泽东的政党意识的内容概括为阶级意识、组织意识、先进意识、自主意识、斗争意识、领导意识、服务意识、忧患意识等。新时期，政党意识的培育问题凸显，加强共产党员政党意识修养迫在眉睫，毛泽东的政党意识对培育当代中国共产党员的政党意识仍然可以起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提出的“四种意识”，对毛泽东的政党意识既是继承又有发展。

关键词：毛泽东；政党意识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4）04-0117-07

政党意识是指政党成员对本党性质、宗旨、政治地位、历史责任以及党的纲领和任务的自我认知，表现为政党成员的共同政治意识，是政党文化的核心。可以说，政党意识是人们对于自己政党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包括“政党是什么、为了什么、干什么、如何干”等基本问题。毛泽东的政党意识是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毛泽东在他建设一个战斗力很强的革命政党过程中，培养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政党意识。

一、毛泽东的政党意识的形成与标志

为什么要有革命政党？毛泽东对此做了精辟论述：“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17“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2]“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说来，就需要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3]811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政党意识是革命政党意识。

（一）毛泽东的政党意识的形成过程

孕育阶段，从1918年 4月至1920年12月。由毛泽东等人发起的新民学会于1918年4月成立，不久（6月）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即投身于社会工作，参与政治活动。期间他两次去北京、上海，接触了很多的人和事，对中外的大事、政治人物、政党活动目睹耳闻，头脑里有了政党的名词。在他发表在当时《湘江评论》、湖南《大公报》上的文章中有多处提到外国政党的名字及其活动，有在朝党、在野党、社会党、过激党、革命党、国民党等等。1920年夏秋毛接触到并学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正在选择自己的信仰。在9月5日的《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中，他对“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表示了赞慕，但认为当时中国还没有条件，不能实行布尔什维克的谋略，也没有现在自己就要组织政党的意思。[4]可见这时毛泽东自己的政党意识还是处在孕育状态，头脑中接受的是一种初步的西方政党观念。

产生阶段，从1920年12月到1921年7月。1920年10月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促使毛泽东在思考探寻新的社会改造的道路。8至9月间，他两次接到蔡和森的来信，蔡信主张学习列宁，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式革命道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毛研究了蔡信，在11月给易礼容来信所加文字中肯定了蔡的主张，但还没有说出自己的态度。12月1日，毛给蔡回信，明确表示“深切的赞同”蔡的主张。[5]次年1月他在至蔡的又一回信中再次赞成革命、建党主张，他已经初步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此后，他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联系，投入了创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中。1921年7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可以说，党的“一大”之前，毛产生了政党（即共产党）意识，要建立自己的共产党。

形成阶段，从1921年7月至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际，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对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还很不了解，还未形成明确的党的领导意识及其它意识，共产党意识的内容有待充实和丰富。1922年党的二大时，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党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并投入了中国的革命实践，表明了党的革命意识。1925年1月，党的四大《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指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应处于领导地位，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政党意识的内容正在逐步形成、完善，表现在关于党的阶级性质，关于党的领导权、关于党的指导思想、关于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关于党的斗争方略，关于党组织、思想、作风建设，等等，都随着革命的深入而形成了明确的思想意识和理论观点。到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和结论，标志着毛泽东的政党意识达到了成熟。

发展（甚至部分转变）阶段。在1938年以后，毛泽东的政党意识有进一步的丰富、发展，如关于党的宗旨、纪律、作风等。到新中国成立，应该说进入了转变阶段，毛泽东对党的地位、党的任务、党的工作方式方法的转变都有过论述，说明他有这方面的部分的转变意识，政党意识有所发展。但关于党的整体模式、体制机制、思想观念、领导（执政）方式的转变，他还没有意识到。直到1966年，他的革命党意识没有实现向执政党意识的整体性的转变，仍处在部分发展的阶段。

僵化阶段，在1966年开始的10年“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大搞“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可以说他晚年固守革命党的模式和意识，他的政党意识是僵化的。

（二）毛泽东的政党意识成熟的标志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和结论，其中的一些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为什么说这些著作标志着毛泽东政党意识的成熟，或者说是他的政党意识成熟的标志？因为它们明确系统地回答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干什么、如何干这样一些政党的根本问题，体现了他的鲜明的革命政党意识，而且比此前的著作表达的革命政党意识要更为丰富。

首先，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毛泽东明确回答我们党是指导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有领导抗日战争达到胜利的历史责任，要力争领导的地位，“共产党员不能不自觉地担负起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的重大的责任”。[6]521这在政党意识中属于“党是什么”的问题的内容之一即强烈的“领导意识”，中国共产党要做有领导地位的党。

其次，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近期目标和任务问题，毛泽东明确回答“我们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们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建设新中国，也一定能够达到这个目的。”[6]519“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6]533在政党意识中属于“党干什么”的问题的内容之一即强烈的“责任意识”，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做抗战胜利、革命胜利的党。

再次，关于如何处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明确回答：我们是国际主义者，又是爱国主义者；因为中国是被侵略的国家，我们必须打败侵略者、保卫祖国。只有自己民族得到解放，本国的工人阶级及其它人民群众才能得到解放，才有可能帮助外国人民。因此，我们的爱国主义是国际主义的实施。中国是被侵略的国家。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对于我们，失败主义是罪恶，争取抗日胜利是责无旁贷的。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6]520这实际上是解决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在共产国际主导的国际统一战线中，中共除了担负反法西斯的国际义务，还要坚持自己的国家利益。对于如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党的独立性问题，毛泽东明确回答：只有坚持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敌人，但又要保持党的相对独立性才能团结对敌；阶级斗争要服从民族斗争，但不能否认阶级斗争，抹杀阶级利益；要调节阶级矛盾，保护相应的阶级权利，使两者一致起来。他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6]539这在政党意识中属于“党怎么做”的问题的内容之一即强烈的“自主意识”，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做独立自主的党，不能依附于共产国际或投降于国民党。

还有，对于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作用、发展党员的方针、和同盟者的合作、党的干部政策、党的民主、党的纪律、党内斗争、党员的学习、党的战略转变及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等等，毛泽东都做了明确论述，从各个侧面回答了政党意识中党“怎么做”的问题，比此前的著作表达了更为丰富的革命政党意识。

依据上述分析，其中主要是党的“领导意识”和“自主意识”的鲜明表达，我们完全可以判定这些文献是毛泽东的政党意识成熟的标志。

二、毛泽东的政党意识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的革命政党意识有着丰富的内容，其主要之点如下：

1.阶级意识。毛泽东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前，就知道社会是分为阶级、阶层的，有劳动阶级、无产阶级、平民阶级、贵族阶级、有产阶级、资本阶级、贫富的阶级、强弱的阶级，等等，可见是一些不科学的概念。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的阶级观念逐渐科学起来，他参与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就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政党，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人民的利益。农民等其它阶级中的革命分子加入共产党，必须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基础和性质，他一生都是坚持和维护的。

2.组织意识。党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是按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实行严格的纪律。毛泽东对党的民主集中制有很多论述。在战争年代，他很强调党内“个人服从组织”等“四个服从”的纪律；在建设年代，他还讲过党内要实行“三不政策”及“三要三不要”。他本人有很强的组织观念，在晚年犯错误之前，他与党内的错误倾向做斗争都能按组织原则进行，即使在中央苏区他受到过错误处分，也能做到既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又在行动上服从党的决议。1959年6月他到回家乡韶山，在为父母扫墓时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这说明他心中有党有组织。

3.先进意识。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先进部队。他按列宁的思想建设中国共产党，时刻关注党的这种先进性。这种先进性体现在；唯物史观是党的哲学的根据[7]，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党员要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要有共产主义信仰；党内要实行先进的制度，要有铁的纪律；党要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腐化，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员在各条战线、各项工作、各个岗位、各个方面，都要起先锋模范作用，做群众的表率。

4.自主意识。这是毛泽东的政党意识中最突出的一点。这一意识的内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际方面。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国共产党中存在着大党、小党、老党、新党、执政党和非执政党的差别。它们之间的交流和交往应该建立在完全平等、彼此尊重的基础上。但是，在国际共运中，苏联共产党的大党主义给各国党的独立自主发展带来不小的消极影响。为了正确处理中共与共产国际特别是与苏共的关系，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很注意在接受国际的正确指导的同时，坚决反对党内的教条主义，反对把苏共的经验神圣化，决不依附于人，表现了很强的自主意识。从遵义会议开始，他就带领全党独立自主地处理中国革命问题。1957年11月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要与各国情况相结合，国际主义同爱国主义是统一的”观点。[8]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体现各国党的意愿和要求的独立自主原则被写入了《莫斯科宣言》中，成为社会主义国际联合运动中各党彼此遵循的重要准则。毛泽东曾对波兰党的领导人哥穆尔卡说：“各国党完全独立……各个党的事情由每个党自己负责”，[9]并认为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去寻找、创造和决定。他说：“一个国家的党领导革命走向胜利，不通过自己的路线、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手，而靠别国帮助就不行”；“革命是自主，建设也是自主”。[10]二是国内方面。国民党是老党大党，除了国共两党，还有其它党派，有各个阶级，怎么处理它们的关系？中共四大后，中国共产党才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政党领导意识，认识到无产阶级只有通过自己的政党实现对革命运动的领导，才能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经过大革命的失败，中共党人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独立领导的重要性，开始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在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其目的是使全党同志明确地知道并认真地负起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针对当时党内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思想，毛泽东指出了这是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迁就主义错误。“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6]524“无论在思想上也好，在政治上也好，在组织上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6]524在总结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时，毛泽东充分肯定了独立自主的重要性。

5.斗争意识。毛泽东的建党思想是要建设一个有很强战斗力的革命型政党，突出表现了他的斗争意识。在青年时代，他就养成了“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观念。他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最先接受的是“阶级斗争”四个字。他认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中国共产党是带领群众战斗的先锋队，每一个支部都是“战斗堡垒”。党的战斗性表现在两方面：对党外、对敌人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胜利，甚至要搞武装斗争、暴力革命；对党内、对同志和党外朋友的错误要勇于批评、维护团结，要与人为善、治病救人。他认为，讲党内斗争不是不要团结，两者相辅相成，斗争是手段团结是目的，通过斗争解决矛盾达到团结。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是层出不穷的，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也是经常发生的；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党也“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在晚年，由于对国情的错误判断和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他这种斗争意识膨胀为一种“造反有理”心理，并扩大到党内，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

6.领导意识。关于党对革命的领导权，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在1926年，为了批评党内逐渐滋生的放弃革命领导权的右倾投降思想，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1]8并分析了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领导地位的原因。加上同一时期其它领导人的论述，使党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思想更加明确和完善。他很早就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由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的思想是很明确的。新中国建立之前和之后，毛泽东一直强调党的领导地位，党要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领导各项具体工作，领导人民群众及其团体，领导各民主党派和国家政权。党是领导新中国的核心力量。这些都是其政党领导意识的表现。虽然，他没有明确地强调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权力（这是有其原因的，不在此文阐释），但是他的领导意识中包含着“党的执政意识”，是无疑义的。

7.服务意识。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是革命的队伍，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宗旨，是党至今高扬的一面旗帜。他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人员，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3]1094-1095新中国建立后，他特别严格地要求：党领导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必须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领袖，他一生为人民服务，直到生命的终止。

8.忧患意识。毛泽东是受湖湘文化熏陶成长起来之人，湖湘文化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内容，他也早就培育了“心忧天下”的胸怀。对于党的事业、对于革命的前途，他既充满必胜的信念，又有深远的思虑，常常怀有一种忧患意识。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他就担心革命胜利了，一些党员可能会骄傲起来，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犯腐化堕落的错误，他明确告诫全党，要 “务必保持”党的两个优良作风，特别要防止被糖衣炮弹击倒。党执政后，他最怕有人搞官僚主义，以权谋私，脱离群众；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后，他又担心有些党的干部变成官僚主义者，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使党和国家改变颜色。他发动了一系列的群众运动以整顿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收到了一些效果，但由于他对当时实际情况包括国情、党情的估计有错，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了，也误伤了不少干部群众，尤其是晚年。

毛泽东的政党意识还有一些其它内容，这里不一一论及。

三、以革命精神培育当前的政党意识

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毛泽东的革命政党意识的有些内容被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下来，得以坚持和发扬，甚至被强化了，如先进意识、自主意识、领导意识等；有的因受到环境中不良因素的影响而被淡化了，如组织意识、服务意识等；有的因不太适应新情况而被弱化了，并已经转化为有了新的内涵的意识，如阶级意识转化为（人民）群众意识，斗争意识转化为合作意识，忧患意识的新内涵是党能不能经得起“四个考验”、永远保持先进性和执政地位的问题；更有许多新的意识正在培育和形成之中，如执政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发展意识、创新意识等。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认识到，自己已从领导革命的党转变为执掌政权的党，党的意识已经整体上从革命党意识转变为执政党意识。

（一）当前加强党员政党意识培育的迫切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呈现出多样性趋势，一些党员尤其是年轻党员出现了政党意识薄弱、政党形象隐晦的现象，不能正确履行共产党的先锋模范作用。有学者谈到，从党的干部队伍的现状看，党内确有部分干部甚至高级领导干部头脑中缺乏执政党的意识。出于这种紧迫感，加强政党意识培育已提到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甚至代表大会上。1989年12月，江泽民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强化党的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的问题。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指出：“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我们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他又向全党提出了增强党的执政意识的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又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党的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做到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2012年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必须增强创新意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必须增强宗旨意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必须增强使命意识，求真务实，艰苦奋斗，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二）发扬党的革命传统精神

毛泽东建立的革命政党有很强的革命性，党员具有很强的革命精神，是其革命政党意识的外在体现。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法宝；在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革命精神仍然是我们战胜困难的依托。1949年10月，毛泽东在给延安人民的信中写道：“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11]1957年3月，他又指出：“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12]邓小平也强调，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发扬革命加拼命的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现代化建设，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我们必须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13]习近平最近在接见2013年度全国道德模范时说：“我们要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精神。”这些精神的要义在于党员要能为党为国为民吃苦耐劳、上进求新、坚定不移、奋斗到底。因此，针对当前一些党员没有党的观念和党内出现的权贵现象、腐败现象、其它各种消极现象，对党员政党意识的培育，更要以这些革命精神为养料，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为导向。

（三）继承、发展毛泽东的政党意识

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四种意识”，是当前培育党员政党意识的主要内容，也是对毛泽东的政党意识的继承与发展。

第一，忧患意识。党的忧患意识是党处于变化着的环境中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而对党的发展前途产生的一定程度的担忧心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的忧患意识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执政后他对党的忧患意识的增长也是有些道理的，但现在党中央所讲的忧患是针对完全不同的情况而言的。2011年胡锦涛在纪念建党90周年大会上要求广大党员深刻认识“四个考验”、防止“四种危险”，使之成为新时期党应对来自国内外各种风险和挑战的根本要求，也就是常怀忧患意识的体现。现在党的忧患意识是建立在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更为科学准确地判断之上的，党已经认识到党现在拥有的将来不一定拥有，必须为预防这种情况的出现而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以加强党的建设。

第二，创新意识。党的创新意识，说到底就是要使创新思维真正成为党组织、党员个体常态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逻辑和行动准则的心理状态。毛泽东提出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组建一个不同于其他政党的新型的革命政党，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新国家，这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创新。[6]663新时期，加强党员意识修养，培育创新意识，“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14]敢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

第三，宗旨意识。宗旨意识就是对党的事业、党的工作最终是为了谁的利益的价值取向的认知，也是回答“党为了什么”的一种责任意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党的建设中，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党的干部脱离群众。他经常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党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才是不可战胜的。因此，共产党员只有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才有前途。在新世纪新阶段，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都必须以人为本，只有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依靠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改革开放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才能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长治久安。

第四，使命意识。党的使命意识就是全党对肩负的历史使命、任务和责任的清醒认知，及其行动的主动性与自觉性。毛泽东的政党使命意识就是党要肩负起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还要在为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奋斗中承担起本党的责任。在这一伟大事业中，共产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在新时期，全党必须加强使命意识的修养，自觉增强使命感，牢记肩负的历史使命、任务与责任，永远保持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善于创新，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自觉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为共产主义奋斗不息。

毛泽东的政党意识无论是在中国的革命还是在建设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时期，加强党员的政党意识修养，培育共产党员的政党意识，更应深刻地理解、运用和创新毛泽东的政党意识，并发展出新的政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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