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润淡雅，天真烂漫

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董其昌考中进士，并因文章、书法优秀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深造。由于仕途上的顺利，他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到书画上来。董其昌笔致清秀中和，用墨明洁隽朗，温敦恬静。董其昌的书法取法晋唐，遍临诸家，自成一格。与此同时，在书法理论上，董其昌提出了诸多观点，如“似奇反正”“字须熟后生”“书画唯甜熟不可救药”“作书所最忌者，位置等匀”等。其书法天真烂漫，简淡自然，在明代书坛可谓首屈一指。

早年：发奋临池，师其意而遗其形

《畫禅室随笔》中有这样的记载：董其昌17岁时参加府考，按他的文才本应名列第一，松江知府在批阅试卷时嫌其书法拙劣，所以将其评为第二，并将其堂侄拔为第一。此事让董其昌深受刺激，自此发奋临池。后写道：“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乃于书家之神理，实未有入处，徒守格辙耳。”另有《酣古斋帖跋》：“予学书三十年，不敢谓入古三昧。而书法至余，亦复一变。世有明眼人，必能知其解者。”从以上这两段话中，可以看出董其昌的学书历程以及他在书法功力上的自信。

《明史·文苑传》中记载，董其昌的书法集古之大成，“六体”和“八法”无所不精，“名闻国外，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说明董其昌的书法是综合了魏晋、唐、宋、元的各家书风，自成一体。“同时以善书名者，临邑邢侗、顺天米万钟、晋江张瑞图，时人谓‘邢张米董’，然三人者不逮其昌远甚。”此外，董其昌与邢侗并称为“北邢南董”，与张瑞图合称为“南张北董”，可见他在书法上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超越了大多数同时期的书法家，声名显赫。

在董其昌早年学书期间，还有一位对他有莫大帮助的关键人物—明代收藏家项元汴。项元汴对这位后学称赞有加，不仅与他讨论前辈先贤的高妙之处，还将自己家藏的珍品一一向其展示。对此，董其昌有如下记载：“予为诸生时……公每称举先辈风流及书法绘品上下千载，较若列肴，余永日忘疲，即公亦引为同味，谓相见晚也。”另外，董其昌也与项元汴的子孙交往甚密，曾数次前往嘉兴探访“天籁阁”，其《画禅室随笔》云“得尽睹项子京家藏真迹”，并从项氏处购得《鹊华秋色图》等名迹。

董其昌的书法重在取他人所长而融入自己的风格，正所谓“学古人的精气，师其意而遗其形”。当他得见米芾、杨凝式、怀素等大家的真迹后，从米芾的天真率意、怀素的放纵流畅中领悟到用笔的结构，进而从杨凝式《韭花帖》的疏朗布局中体会出章法的奥秘，使他的书法充满古淡、散远的韵味，疏朗端庄，结体紧致。在心摹手追的训练中技艺猛进，审美水准也迅速提高，董其昌的书法技艺逐渐趋于成熟。

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曾说：“作书，须提得笔起，不可信笔。盖信笔，则其波画皆无力。提得笔起，则一转一束处，皆有主宰。‘转束’二字，书家妙诀也。今人只是笔作主，未尝运笔。”意在强调书法应在“转束”之中，发挥书家的主观作用，告诫世人不可被字帖的形制所困。

中年：醉心“二王”，兼学“宋四家”

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并称为“二王”，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是后世诸多书家顶礼膜拜的对象。“初唐四家”的行书承继了“二王”的风韵，有云：虞世南得“二王”之萧散，褚遂良得“二王”之清劲，欧阳询得“二王”之秀健。而董其昌几乎是将“二王”行书体系的雅、淡、秀推向了极致。历代评论普遍认为董其昌书法得“二王”精髓，特别是沿袭了《兰亭序》的神韵。《古芬阁书画记》中称董其昌的书法“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盖得力于《兰亭序》，解悟其运腕之法，而转折处古劲藏锋，似拙若巧”。总而言之，《兰亭序》是董其昌洞彻王羲之书法神韵的重要法帖，不仅贯穿董其昌一生的书斋生活，而且在其形成个人书风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董其昌不仅醉心于探索“二王”，而且兼学“宋四家”的书迹，从而对学帖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从其传世作品可见，其用笔秀润，多侧锋取势，显露出对各家笔法特征的借鉴。如董其昌的楷书是以颜真卿的书体筑基，融会晋、唐、宋、元各类楷书，但对颜体始终不懈。结体宽博，用笔厚重，将颜体之厚重与自身之秀逸结合，结体以欹侧化板刻，展现了其成熟期的楷书风格。

米芾是鉴藏家兼书法家，董其昌与之相似，故对米芾有着特别的认同感。董其昌自中年始受米芾影响，甚至认为“宋四家”中米芾应位于苏轼之上。他从米元章的师承渊源、学书途径和学书办法上获得了巨大启示。他在《画禅室随笔》中写道：“吾尝评米书，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东坡之上，山谷直以品胜，然非专门名家也。”《容台别集》中也提到：“米元章书，沉着痛快，直夺晋人之神。”董其昌一生至少见过四本米芾书《天马赋》，并多次临写。从晚明以降的许多书画著录书中，粗略估计董其昌论米题跋在百条左右，可见其对米芾之重视程度。

除米芾外，董其昌钻研最深的便是苏轼。董其昌的书法以靈动绰约见长，虽然不如苏轼的书法沉厚雄健，但结体坚密厚实，圆润秀逸之处既显示出他吸收了苏轼书法的神韵，又形成了个人风格。苏轼最著名的散文《赤壁赋》，董其昌一生多次书写，他曾见过数件流传作品，如《式古堂书画汇考》中记载，董其昌跋吴廷藏《后赤壁赋》：“东坡《赤壁》余所见凡三本，与此而四矣。一在嘉禾黄参政承玄家，一在江西庐陵杨少师家，一在楚中何鸿胪仁仲家，皆东坡本色书。”

董其昌的作品多以楷书和行书流传于世，而较少见到草书作品，这是因为他在49岁时才开始书写草书。其草书是以张旭、怀素为范本，并有所取舍，同时继承了王献之的连锦书，最终自成一派。但综观董其昌的草书作品，可知怀素的草书对他的影响最深。《自叙帖》是怀素流传下来的篇幅最长的作品，笔画圆转，挥洒自如，神发于情、赖于形，心手双畅，形神兼备，世称“天下第一草书”。董其昌常临摹此作，行笔潇洒婀娜，起转自如，深得怀素凝神而圆转之法度，行气连绵豪放，纵横潇洒，运笔娴熟，轻松若不经意，线条细长，婉转流畅。

盛年：临帖如骤遇异人，得古人佳处

董其昌在临摹古人书法上有着独特的观点，即“临帖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头面，而当观其举止笑语精神流露处”。意思是说，临摹时要着重领悟书家在书法中寄托的精神气质，体会书家的心境和情怀，才能“得古人佳处”。因此，董其昌的书法从表面上看是在临仿历代大家的经典之作，但实际上皆是出于己意。因此，他的书法兼具米芾跌宕洒脱的用笔、怀素自如风神的使转、苏轼沉着拙朴的意韵、黄庭坚飘逸潇洒的意致，可谓是集大成而自出机杼。

陈继儒是董其昌一生的挚友，董其昌与陈继儒一起的集会、出游与鉴赏活动不胜枚举，他们的郊游鉴赏也促进了董其昌书法技艺的发展。史料中记载，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董其昌与陈继儒出游苏州，同访明代鉴赏大家韩世能，观其所藏颜真卿《自书告身》、徐浩《朱巨川告身》等作品。另据《董其昌临古帖三种一册》记载，董其昌曾向韩世能借唐拓《戎辂表》临写。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董其昌刻制《戏鸿堂帖》，还向韩世能之子韩逢禧借杨羲的《黄庭内景经》摹刻于卷首。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董其昌在杭州购得宝鼎挟归，乃以“宝鼎”名书斋。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临古辑成《宝鼎斋法帖》，其题语专录班固《宝鼎歌》并详述原委。由此，《宝鼎歌》成为董其昌非常喜爱的书法作品题材之一。

董其昌盛年时，因在朝为官经常外出，但是只要稍有闲暇或回到松江，他都会与陈继儒相会，共同品鉴书法。在董其昌的《赠陈仲醇徵君东佘山居诗三十首》中，共抄录七言律诗四首，并收于《容台诗集》。其中有描述陈继儒的隐居生活的诗作，体现了董其昌与陈继儒的深厚友谊。陈继儒认为，董其昌是一个“雅性冲恬，逃虚避俗，不以一毫世利呈诸胸中”，超逸出尘的文人雅士。在书法艺术上，董其昌见识高远，立意高迈，又能涵咏经史以明理，潜心佛经以参机，故其书法有蕴藉纯正之余风，幽姿秀色，溢出腕指间。其书法艺术大致可用“淡、雅、清、秀”四个字来概括，墨韵凝淡、清秀俊雅、超凡脱俗，是典型的以妍美见长的南派书风，堪称书法之精品。

晚年：清润淡雅，天真爛漫

明泰昌元年（1620年），神宗驾崩，光宗即位，起用董其昌为太常少卿，掌国子司业。其间，董其昌奉命修缮《神宗实录》。天启五年（1625年），董其昌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在任一年后退隐。崇祯五年（1632年），政局趋向清明，77岁的董其昌第三次出仕，崇祯七年（1634年），董其昌又请求退归乡里。从35岁走上仕途到80岁告老还乡，为官18年，归隐27年，董其昌把明哲保身的政治智慧用得出神入化，进退得宜，故未卷入晚明复杂的党争。这使得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与同僚诸友切磋书画技艺，纵论古今，品评高下。

作为学习古人传统书法的集大成者，董其昌晚年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面貌，其书法清润淡雅，天真烂漫。如其晚年精意之作《李白赠怀素〈草书歌行〉》，尽管不像草书那样奔放跌宕，但全卷笔意连贯，行气舒畅，墨彩华润，整体风格是于娴熟精美中透露着隽雅，又不失浑厚沉着，体现了董其昌坚实的楷书功力。76岁时，董其昌临颜真卿《裴将军诗》，一改颜书原作楷、行、草各体混书而为行书，其大字行书以米芾章法为多，该作通篇行气疏朗，用笔沉着豪迈，耿直磊落，有力拔千钧之势。

《枯树赋》是北周文学家庾信的文学代表作，“初唐四家”之一的褚遂良及元代赵孟頫都曾书写过此卷。董其昌80岁时以李邕法写褚遂良的《枯树赋》，在最后落款时写道：“褚河南《枯树赋》余令人摹入《戏鸿堂帖》中。数临之，不能仿佛什一。此卷背临，以己意参合成之。甲戌闰中秋，娄江归舟，陈徵君东佘山相与周旋信宿而返，舟中多暇因识之。其昌时年八十岁。”董其昌临摹褚遂良书法时，用笔率意，提按轻带，时多侧锋，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自然、平淡的意韵，结体疏朗，气脉贯畅。自此也可得见，褚遂良劲挺腴润、摇曳多姿的书法特征对董其昌有着深远的影响。

董其昌81岁时曾临摹《鄱阳帖》《散情帖》《极热帖》《冠军帖》，四帖皆出自《淳化阁帖》。董氏临仿《阁帖》虽多，但亦指出：“《阁帖》，赝蛰居半，自宋时已采集多舛。”“书家好观《阁帖》，此正是病，盖王著辈决不识晋唐人笔意，专得其形，故多正局。”此册俊秀疏朗、凝练遒劲，又融以颜真卿的端庄谨严，为其晚年之佳作。董其昌晚年的书法用笔浑厚老辣，又不失萧散飘逸，可谓“渐老渐熟，归于平淡”，对后来书坛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