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多元并存、互融并进的全球史观

[关键词]丹尼尔·伍尔夫，《全球史学史》，全球史观

[中图分类号]K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2）20—0069—04

20世纪末，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受到全球化和跨文化冲突影响的世界，对传统的西方史学研究模式提出了挑战，要求我们用多元化、多极化的全球观来描述和分析世界范围内史学的发展演变。虽然18世纪以前，世界上就已经形成了除西方史学以外的至少四种非西方史学传统——东亚、印度、伊斯兰和北非。但以往西方史学界极少把它们放在史学史的谱系中加以严肃对待，即使在面对近代以来各文明区域愈演愈烈的史学交流与对话时，也只是简单地将非西方的史学看做是西方史学与文化的延伸。近年来，虽然历史研究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转向了非西方世界，而且将文化和社会方面也包含了进来，其程度超越了以往的任何时候，但史学史的情况则不然，相当多的史学著作仍以西方为取向。加拿大历史学家丹尼尔·伍尔夫的《全球史学史》在这方面有些创新，它是第一部综述了从古至今世界各地史学思想和事件多元并存、互融并进的全球史学史论著。

一、伍尔夫《全球史学史》蕴含的基本思想

在这本书中，作者对世界上主要地区——欧洲、东亚、南亚、伊斯兰世界的史学传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在全书的九章中有六章专门叙述上述地区史学文化的发展。

首先，该书关注全球语境中早期世界不同区域历史的平等而全面的考察。在第一章中，作者将公元1世纪之前世界各地存在的史学文化作为史学发展的基石，从4000年前的近东文明开始，然后转向了具体阐述“历史”这个词并将缪斯女神克莉奥作为史学象征的希腊，再后是古典文明的继承者罗马。对与之并行发展的东方最古老文明中的中国史学也详加论述，并着重强调了南亚史学与其他地区史学的差异，认为：“南亚的史学文化对认为西方的史学类型是能够表述过去的唯一方法这一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判。”

其次，该书突出传统社会中异质文明的历史变迁与相互关联。第二、三、四章主要考察公元1世纪至17世纪世界主要地区史学，尤其是欧洲史学、东亚和伊斯兰史学文化的发展。在欧洲，来源于犹太教的基督教观点和信仰融入并主导了古典传统的历史写作，随之产生的教会史学背离了古典时代的写作模式。同时，欧洲出现的几个“蛮族王国”中断了西欧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并迫使历史学家和君主们重新构建他们与昔日罗马帝国的关系。与西方及其他史学传统相比，伊斯兰史学作为一个重要的史学传统最晚出现，且是随着7世纪早期伊斯兰教的迅速扩张而突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与伊斯兰教有直接的关系。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史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史学编纂工作在唐代已经“官僚化”了，日本史学当时则是作为中国史学在东亚的一个分支而出现。这一时期，随着世界各地联系的日益密切，也影响了不同史学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对东方财富的需求迫使欧洲人去了解中国、波斯和印度的文明；伊斯兰教经历了中世纪，继续对西班牙、埃及、南非和印度部分地区产生影响；自7世纪就已经出现的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因十字军东征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些都对历史学家认识他们所处的世界产生了影响，从而促进了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的产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些穆斯林学者，他们已经开始关注印度和蒙古的历史。

15世纪以后，世界各地的史学著作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类型的多样性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而历史学作为新政权建立的重要工具和巩固君主及宗教权威的支柱作用一直在加强。在文艺复兴时期和17世纪，意大利的许多被宫廷资助的人文主义者用优美的拉丁文写作历史，以此来歌颂他们的统治，并希望将他们的丰功伟绩和正面形象载入史册流芳百世。在穆斯林世界，印度、波斯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已经放弃了早期伊斯兰著作所关注的宗教，取而代之的是将历史作为建立君主权威和中央集权的工具，这更类似于同时期的欧洲君主们[。

第三，该书关注启蒙运动影响下欧洲史学观念的转变，尤其是在近代早期变化思想的基础上产生了“进步的”或“发展的”历史观。第六章和第七章就是探讨欧洲及其同宗的美国史学在18和19世纪的发展以及它们在中国和日本的传播。在近代史学史上，19世纪就像一个水库，过去几个世纪中出现的各种史学流派万宗归流汇聚于此，历史学最终发展成为“科学化”和“专业化”的研究。而它在19世纪向日本和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冲击了当地的史学传统，尤其在日本备受推崇，促进了东亚近代史学的兴起和发展。近代以来，殖民扩张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与此相随的是西方的史学文化对非西方世界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四，该书在考察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同时，十分关注殖民主义背景下较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在第五章和第八章中作者将目光转向了欧洲殖民扩张的国家和地区。一是关注在早期海外扩张中被征服的美洲地区的史学发展，在这里，欧洲人发现了与他们自身的史学传统大相径庭的历史记录和表述方式；二是随着西方世界霸权的建立，在广大的亚非拉地区通过对自身的传统进行改造和更新来回应西方史学的冲击。

最后，该书十分关注当代全球史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作者在第九章中论述了在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挑战下，20世纪新史学的发展情况与基本走向。

二、伍尔夫《全球史学史》思想体系的基本特征

伍尔夫的《全球史学史》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全球范围内的史学思想、写作以及从古至今史学文化的发展，高度展现了人类对还原、理解和再现过去的努力，并融入了不同的历史传统及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纵观全书，笔者认为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坚持认为历史意识并不为西方独有，而是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

18世纪末的大卫·休谟和爱德华·吉本等人提出了唯有西方才有历史意识的观点，19世纪的詹姆斯·密尔、黑格尔、兰克等不同的思想家一再阐释这一观念，这种观念直到20世纪中叶还一直在西方的思想中占据着支配地位。当西方史学认为文字记录是历史写作的前提条件——即任何没有文字体系的人们都没有真正的历史的时候，伍尔夫明确提出历史能够以不同的形态、方式、语言和类型出现。他认为：“尽管主流方向是文字书写，但远古时期就存在的口述传统和证据是历史学家和人们经常使用的另外一种认识过去事件的方法。”这包括能够描述过去的非书面形式，它们许多是不同于写在纸或羊皮卷这类载体上的（比如美索不达米亚的石碑，或者中国殷商时代的甲骨文）；还有一些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象征符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秘鲁人的结绳记事传统，在前哥伦布时代，安第斯山脉的秘鲁人就将这一方法与口述传统相结合来记录历史，因为他们没有能够记录过去的语言文字。当然，通过图片或符号记录或传递的历史不同于其在文字文本中所表达的，它受制于许多局限性和不确定性，但它不再将欧洲之外的前现代世界列入“没有历史的人们”之中，不再宣称书本和纸张对于历史学家是必不可少的。总之，“将社会（或文化）划分为有历史的和无历史的是过于简单和错误的”。

其次，明确否定了西方史学思想的中心观念及其价值评判标准。

史学史的撰述不能只以西方史学研究为对象，还应当注意到非西方史学的经验与成就，不能单纯地以西方史学模式为标准体系来衡量非西方史学的价值及其发展水平。在一张地图上或一本书中，中心的位置至少应该被认为有相对应的边缘地区的存在，有时我们甚至还会为哪里是中心，什么是边缘而争论，但对于大多数西方史学作品来说，它们都不愿将其对于过去的理解放进整个故事中。边缘？空白？附属？无论我们选择哪个词都无法与西方的中心相对应。就像爱德华·萨义德所总结的：各个学科领域里宣称的普遍主义都是一种极端的欧洲中心论。针对这种极端的欧洲中心论，伍尔夫认为地球上出现的各种文明用不同的方法构建过去，形成了它们对过去与现在关系的不同认识，进而发展出不同的术语来表述他们，这些都是他们自身价值的反映，因此也要根据他们自身的标准而非当代专业历史学家极其狭隘的标准来判断；所有的史学文化都是不同的，也不应该以相同的方法来衡量他们。另一方面，作者并不是简单地向读者展示世界各地的史学发展成果，从而创造出一个五颜六色而又毫无意义的史学万花筒，“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重写东西方同时并存的史学，就会陷入失去自己观点的危险之中；我们将无法看到宏观的景象，尽管它可能只是零碎的；同时也不会意识到不同史学类型的重要性和伟大之处，以及相对的衡量标准”。因此，伍尔夫具体论述了史学观念在世界各个地区的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并总结出了多元化的史学实践与经验。

第三，从史学交流的视角研究西方与非西方史学的关系。

全球化进程中，文明之间的交流使得不同文化传统的差异性与独特性受到挑战，不同史学传统的交融和碰撞也最终模糊了它们之间的界限，甚至重新改铸了彼此的史学模式。伍尔夫认为：“各种史学文化不应该被完全孤立地进行研究，就像世界史是关于不同人之间相互交往和冲突的故事一样，史学史本身也说明了对过去认识的不同模式也是经常发生联系，甚至是相互影响的。更重要的是，这种影响并不是单向的。当西方史学已经成为必然的主流模式时，它也深受与之接触的其他史学的影响。”16世纪，西班牙的史学写作对如何书写新大陆被发现之前的历史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近代早期写作这些历史的传教士们却让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当地可用的口述和图像等资料。在经历了一个急剧变化和前所未有的扩张时期后，欧洲人认识到他们的史学模式既不是独一无二的也不是能够被广泛使用的。西方史学在全球范围内与其他史学交流和碰撞时，似乎都采取着主动的姿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事实上，“即便是西方史学最忠诚的仰慕者，也不能完全地将欧洲的史学方法完全移植到当地的社会中。许多时候，他们需要经过修正才能被广为接受”。特别是到后现代阶段，西方史学受到了来自内外两种力量的挑战，即来自内部的后现代主义和来自外部的非西方地区的后殖民主义的挑战。

第四，将史学文化和社会政治的变迁联系起来，注重两者之间的互动与影响。

自20世纪以来，国内外已经出版了多部关于史学史的著作，但这些著作仅局限于史学研究本身，常常就史学说史学，观察角度比较狭隘。自古以来，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商贸往来、领土征服以及宗教皈依对各地史学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们“使一种文化能够在远离其本土的地方找到它的踪影。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就是明显的例子”。13世纪，蒙古人席卷了欧亚大陆，除在中国建立了元朝，成吉思汗的子孙还在波斯和中亚建立了许多附属的汗国，他们虽位于伊斯兰世界，但历史写作却受中国史学类型的影响更多；莫卧儿帝国在将印度伊斯兰化时，虽不及美洲征服者将其基督化得那么彻底，但对南亚的史学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近现代史学研究范式的出现则与近代以来西方的工业化、政治制度的发展、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殖民主义的扩张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结合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以文明的冲突与交流为主线，考察截然不同和各自独立的史学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的产生与发展成为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

丹尼尔·伍尔夫的《全球史学史》不仅展现了世界历史语境中各种历史意识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社会文化背景，而且从内外两方面考察了世界史学的发展进程，既注重描述历史意识和历史写作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和发展，又将世界各地区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作为史学演变的动力。因此，伍尔夫在该书中所论述的史学实践表现了一种多元并存、互融并进的历史观和注重史实与辩证综合的史学研究方法。

三、伍尔夫《全球史学史》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全球史研究的学术热潮。全球史学以全球为研究视角，否定“国家本位”，将“社会空间”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位，力求摆脱“欧洲中心论”，认为“与外来者的交往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主张“跨文化互动”的研究。全球史学者主要以L.S.斯塔夫里阿诺斯、W.H.麦克尼尔和杰里·本特利等美国学者及其著作为代表。随着冷战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史”和“全球史观”的影响范围亦不断扩大。

然而，全球史学是否真如其所标榜的那样脱离了“欧洲中心论”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笔者认为作为整体主义研究视角的全球史，在实际研究中并没有完全脱离“欧洲中心论”的窠臼。首先，由于知识的局限性，全球史学家难以真正做到对全球历史的全面了解。全球史涉及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而任何历史学家都不可能掌握所有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文字，不能直接阅读当地学者用母语写作的著作，不可能直接使用当地原始的资料文献。在缺乏理解基础上写作的“全球史”无法令人信服。其次，任何史学家都难以克服其所处时代、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对史学观点的影响。虽然巴勒克拉夫主张建立一种“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出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或任何文明的经理只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的历史观，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试图排除任何一种中心论，以站在地球之外的身份和眼光观察整个人类历史的全过程。但实际上，观察者无论站在哪里，他都带着自己时代的眼光和价值判断标准，无法做到真正的客观公允。第三，近代以来，民族国家一直是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现今仍是如此。美国作为全球史的发源地和主要阵地，在宣扬全球史观时常常会带有美国国家利益的倾向。被认为是全球史学代表人物之一的麦克尼尔就曾坦率地承认，“在本书写作的1954至1963年期间，正是美国依靠它绝对的优势地位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达到顶峰的时期。因此，我对过去世界的认识被认为只不过是将美国的霸权合理化，并通过提出类似于一直都存在的文化优势和传播模式将二战后数十年的形势放入整个世界的历史中”，“《西方的兴起》应该被认为是美国在二战后帝国主义情绪的一种表露”。此外，作为全球化发展的产物，全球史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全球化和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烙印。而事实表明，三十余年来的全球化过程，并非是“全球”的全球化过程，而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过程；“全球史”也不是“全球”的全球史，而是仍直接或隐含保留有“西方中心论”的全球史。

既然无法超越“欧洲中心论”，全球史学者在宣扬“与外来者的交往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时必然无法对世界不同地区的发展进程有深刻的分析和认识，而其缺乏史料依托的史学著作也难以得到专业史学界的认同。当全球史学以不同的方式在国内学术界构成影响，国内学者易于沉湎于杰里·本特利等史学家以欧洲中心、西方中心，乃至美国中心为内核的所谓全球史学的背景下，因此，探讨丹尼尔·伍尔夫《全球史学史》所蕴含的多元并存、互融并进的历史观，或许可以给人们以崭新的启示与史学的真谛。

[作者简介]张荣苏，女，1986年生，江苏徐州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史。

于文杰，男，1960年生，江苏滨海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国史、西方思想与文化史研究。

[责任编辑：全骜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