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后汉书》中的士人气节

2022-05-04 18:50:02 | 浏览次数：

【摘要】东汉时期，儒家经学发展至极盛，士人阶层作为儒学经典的传承者和实践者，在不同时期扮演了不同的社会角色，发挥了巨大的社会作用。东汉士人的思想特征、行为表现、价值追求等都对后代产生了重要影响，表现在民族精神的形成和思想、价值观念的成熟，尤其是人表现出的刚正不屈的气节极大地影响了民众对士人道德行为的认知。通过对东汉士人气节的研究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东汉这个时代，更好地了解士人的生活，对当今社会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后汉书；形象塑造；士人气节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前言

《后汉书》①作者范晔，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人。左迁为宣城太守，不得志，后广集学徒，穷览旧籍，根据蔡邕《东观汉记》、吴谢承《后汉书》等诸家汉书加以斟酌，删繁补略，合众家书为一书，“自范晔《后汉书》成，而九家之书皆废。”②仿《汉书》断代史体例写成的《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为“四史”，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使东汉一代历史得到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更为全面的反映。

在体例上，作为纪传体史书，班固开创的一些类传开拓了纪传体史书记事的范围，除《党锢列传》外的其他类传均为后世大多数纪传体史书所承袭，另创《皇后纪》。《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传》七篇由范晔独创，其诞生是由东汉政治的特殊情况所决定的——桓、灵之间，外戚宦官把持朝政，而东汉尚名节，蔚成风气，士子或坚决与之抗争，或拒居庙堂之高，故立党锢传、宦者传、逸民传，来记述社会上敢与黑暗势力作斗争的崇尚节义的人士，以撰史抒己志，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也显示了《后汉书》在思想上的倾向性，即写史以正风气。该书的首要价值在于保存了后汉一代的史料，同时在编纂方法和思想性方面各有优点。在编纂方法上，《后汉书》的专传较少，合传最多，类传次之，其中以类相从进行编次，合传也不受时代先后的影响，就其人其事进行编次，这样的分类使读者更易了解有相似特征人物的形象。比如《邓张徐张胡列传》（《后汉书·卷四十四》）是将邓彪、张禹、徐防、张敏、胡广合在一传，而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在位清白、为百姓做实事，敢于上谏，这样的分类整合大大精简了材料，不至将更多的人物纳入史书记载，也使纪传的撰写更有条理。如此，《后汉书》為研究东汉士人气节提供了直接的材料，后世读者得以从书中一窥东汉士人的生存状况和理想抱负。

一、前溯——东汉士人气节产生背景

人治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特点，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道德品质尤其被统治阶层重视，“外儒内法”则是统治阶层最善用的管理手段。东汉时期，随着儒学地位的提高、影响的深入，对士人气节的强调、推崇与浓厚的士族意识也成为这一时期的鲜明特色显示在《后汉书》中。

东汉是一个特殊的朝代，经历了西汉与王莽朝的大起大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从西汉末年王莽更始之时短暂的衰落期至光武中兴，再到汉章帝举行白虎观经学会议时儒学的鼎盛，时局不稳则思想盛。尤其封建王朝的后期，皇权逐渐下移，外戚宦官把持朝政，儒家学说也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社会的黑暗因素使得生活于其间的士人呈现出不同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人们以有气节的士人为仰慕对象，甚至在宦者追杀士人时，百姓们冒着全家连坐的危险也要收留陈蕃、李膺等。

当然这样的风气并不是无由可溯的，自西汉始，“及汉祖杖敛，武夫兴，宪令宽赊，文礼简阔，绪余四豪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仇，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轻生死重义气的侠士之风兴。武帝后，由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因素的促进，人们崇尚儒学，“党同伐异之说，守文之徒，盛于时矣”。到王莽篡权后，忠义之流拒绝进入高堂之上，或隐居乡里，或拒绝荣禄，人们以洁身自好为荣。光武中兴后，汉德重新彰显，光武帝表彰气节，尊崇节义之士，对王莽时期隐居不仕的人加以礼聘，赞扬他们忠于汉室的高风亮节，如此一来，逐渐形成了东汉士大夫以名节自我激励、重视操守、崇尚气节的士风。士人洁身自好，砥砺风骨。但是到了桓帝、灵帝之间，宦官弄权，士人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党锢列传》）儒士也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处于对社会现实黑暗的失望，“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燥，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逸民列传》）历史是由人书写的，人与人的关系则是史书记述的重要内容，深入当时的背景才能更好地了解为何在东汉末年士人气节如此受推崇并形成浓重的士风。

二、发展——士人气节的具体表现

士人重名节，风骨傲然，这在范晔笔下的东汉儒士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范晔受其家学传统影响，崇尚儒学，以儒家的道德标准和人格标准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不仅在《后汉书》中沿袭《史记》《汉书》的《儒林列传》为儒士立像，通过《宦者列传》《党锢列传》中春秋笔法的叙述从侧面烘托士人的精神，更设置专传，塑造大批具有典型意义的士人形象，如《陈蕃传》《李膺传》等，从而颂扬仁人志士的忠义节行与杀身成仁的高贵精神。王鸣盛云：“范书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特尊独行。”③

那么具备什么样的品质能被称为名士呢？书中有言：

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宇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后汉书·党锢列传》）

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成为了士人中的模范，他们的言谈举止成为世人效仿的对象，乐于助人、慷慨解囊、能力杰出且品行高尚成了他们共同的标签。范晔通过对典型事件的记述和细节描写，使人物形象生动、富有表现，如《杨震列传》的叙述，展示了杨震崇高的士人气节，充分显示“刚直”作为士人的性格特征，其形成和强化受到东汉尚名节整体社会风尚的影响和黑暗时代的反衬。其中记载杨震五次上疏直言不讳——汉安帝永宁二年时，乳母王圣仰仗皇帝的宠幸为所欲为，杨震于是上疏：“言妇人不得与于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断绝伯荣，莫使往来，令恩德两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绝婉娈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万机，诫慎拜爵，减省献御，损节征发。”（《后汉书·杨震列传》）此后继续上疏，或言禁止皇国戚腐败，或言赈济灾民，或直言劝谏挽救同僚。杨震刚烈正直，敢于直言犯上，虽然最终因尽忠直谏而获罪被迫害致死，但他誓留清白在人间，不苟且偷生。

“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

范晔对于党人的深厚才学、崇高气节与不屈的抗争精神表示赞赏。再如《党锢列传》，中国史学家一向擅长用春秋笔法描绘反面人物，从正面歌颂了李膺、杜密和范滂等人刚强正直的性格。以李膺为例，宦官追捕李膺时，乡人劝李膺出逃，李膺这样说道：“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乃诣诏狱。考死，妻子徙边，门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锢。”朱熹曾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④此话用以形容东汉末年的士大夫适矣。当时有一位御史叫做景毅子顾，是李膺的门徒，因为没有录牒为证所以没有被谴，但他没有因此而感到庆幸反而“慨然曰：‘本谓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夺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归，时人义之。”由此可见气节对人们的影响。

“谨庠序之教，崇礼乐教化”是司马迁首创《儒林列传》的用意，《汉书》《后汉书》皆延续此篇，相对于《史记》《汉书》中的士人形象，《后汉书》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生动，借助史论评价表达自己的褒贬之意，以“正一代之得失”為宗旨，表现对良好的儒学风气和刚正士人气节的推崇。金毓黻赞其：“能鉴马、班二家之失，而匡正之。是则其书一如《史记》之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汉书》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诚不愧一代良史之才，而其史学之梗概，亦可于此窥见焉。”⑤

三、结束语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史中，受传统儒家伦理的影响，加之以正史为代表的历史资料中多以正一代之得失为著述宗旨，文献中的士人形象多以刚正廉明、直言善谏为典型特征，在《后汉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与东汉一朝宦官外戚专权、皇权衰弱的时代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看上去文弱的儒生与士人在面对迫害抑或死亡时表现出的高尚气节成为后世表率。同时，这种气节非但未因东汉的灭亡而消减，反而奠定了一种文化上的基础，并持久地影响之后历朝历代，至宋明理学时朱熹等儒学大家的推崇与发扬，明清时更为人们称颂，在时代的发展中又增添了民族气节等新的内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魂所在。文化是对现实的反映，不同的时代作为榜样的士人更是表现出多样的特点。我们看到，南宋崖山一役30万宋朝军民上至皇帝与皇族宗室，下至士卒无一人投降，全部殉国；明朝在国都沦陷后坚持抗战38年，民族血性在这个时期达到顶峰。这时再追溯范晔在《后汉书》中的语言表述特点和对士人形象的塑造，透过书中的记载，我们仿佛看到了那时士人的铮铮铁骨和他们身上表现出的气节，熠熠光辉，几千年经久不衰。

注释：

①关于《后汉书》的注本及参考书，有以下几种：（1）《后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唐李贤注；内志三十卷，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补。

（2）《后汉书集解》清王先谦撰。（3）《补后汉书艺文志》清侯康撰。②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四章：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59.

③（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787.

④（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296.

⑤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四章：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

参考文献：

[1]（汉）郑玄.（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 2004.

[3]（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4]（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译注[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5]（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