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朱走了

我和老朱个性很不一样，但长期相处后成了推心置腹的好友。我们的友谊是从一本书开始的。大三时，我开始对佛学产生兴趣，但在那个年代，佛教是被当作迷信压制的，我找到几本佛经却看不懂，经书上的许多名相就把我难倒了。老朱知道后主动借给我一部家藏的丁福保编的《佛学小辞典》。我从头到尾抄了一遍，不但初步掌握了若干佛学名相，手头也有了自己的工具书。我对老朱的无私帮助是很感激的，不仅因为这是一部珍本，而且借出“迷信”读物在当年是要冒一定政治风险的。不久，我们就在一起读研究生，老朱是我们的党支部书记。我喜欢评论时事，口无遮拦。老朱就经常提醒我小心触雷。研究生毕业后，我们各奔前程，来往不算多，但在两个关键时刻，老朱对我的人生起了很大的影响。

1993年秋，我因經济原因暂时休学，住在洛杉矶西来寺，前途茫然。此时老朱应邀访美，在我那里逗留了三天，然后经香港回国。过了两个月，他从上海打长途电话给我说，在香港遇到的农场同事曹景行已出任《亚洲周刊》副主编，正在招兵买马，问我是否愿意去香港工作。我正在彷徨之际，答应愿意去试一试。几天后，曹景行就打电话与我联系，促成我投身香港传媒界，从此走出了人生低谷。

1999年10月，老朱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来香港讲学，我俩促膝长谈了一夜。当时王元化等师友劝我重返学术界，我也动了回内地教书的念头。我就问时任母校人文学院党委书记老朱的意见。老朱坦率地说，“学校当然欢迎你回去，但你想过没有，教授的位置就那么几个，留在校内的中青年教师已经轮候多年，你突然插在前头，大家会甘心吗？你能受得了那种人事斗争的煎熬吗？”老朱的话使我如梦初醒。对我来说，已是没有回头路可走了，于是才断了念头。没有老朱那一席话，大概我的后半生要改写了。

老朱走了。想起来，我禁不住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