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儒林外史》：叙事模式的承传与重构

摘要:中国古代小说的产生是史传分流的结果。尽管小说已经形成自己的体制与特点,但对史传的师承却不绝如缕。本文拟就《史记》与《儒林外史》在结构模式上的承传与重构做一阐述。

关键词:《史记》;《儒林外史》;结构模式;承传;重构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2—0054—02

《史记》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关系极为密切,它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主要源源之一,而且对古代小说的产生、发展及其艺术表现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清代杰出讽刺小说的《儒林外史》在结构上受《史记》的影响尤为显著。本文拟就《史记》与《儒林外史》在结构模式上的承传与重构关系做一阐释,以就教于方家。

在中国史学史上,《史记》的结构模式是以“通古今之变”为指导思想的,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种体例来叙述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代三千多年的历史风貌。尽管各种体例有自己的构思和立意的独特性,但总的脉络为:其纵向是表现不同历史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基本态势,主要体现在本纪和表的模式中;其横向是展示历史事件的发展演变,历史人物的兴衰际遇,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人物为中心的世家、列传和少数的几篇传记中。这样就构成了《史记》叙事模式的最大特点,以历史人物的活动为经,以相关的人物和事件为纬,从而形成一个沟通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正如司马迁所说,《史记》的结构犹如“二十八宿环北拱,三十辐共一彀,运行无穷”(《史记·太史公自序》)。如《高祖本纪》写刘邦从参加秦末农民战争一直到建立汉王朝的历史过程,围绕这一主角的重要谋臣、统帅传记有萧何、张良、韩信、陈平、周勃、夏侯婴、樊哙等人的传记。世家、列传围绕本纪叙事,为描写历史典型人物和塑造人物性格提供了驰骋的艺术天地,这就是司马迁采用纪传体比之《左传》采用编年体在叙事记人方面超越的地方。其最大的优点是叙事记人较为集中,能够形成相对独立的整体叙事结构。

《儒林外史》的结构在明清小说中是独树一帜的,鲁迅说:“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中国小说史略·清之讽刺小说》)小说是由一系列的“人物传记”排列组合而成的整体,每篇“传记”以一个或几个人物为中心并写几个相关的人物,这种方式,形同《史记》中的本纪。全书共56回,除了楔子和尾声外,从第2回到第54回,作者把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物,难以数计的大大小小故事,有机组织起来,使人物的来去,故事的起讫,都井然有序,来有影,去有踪。小说的第2回至第4回是“周进、范进传”;第5回至第6回是“严贡生、严监生传”;第7回下半回至第8回上半回是“王惠传”;第8回下半回至第12回是“娄三、娄四公子传”;第13回至第15回上半回是“马二先生传”;第15回下半回至至20回上半回是“匡超人传”;第20回下半回是“牛布衣传”;第21回至第24回上半回是“牛浦郎传”;第24回下半回至第27回是“鲍文卿、鲍廷玺传”;第29回至第30回是“杜慎卿传”;第31回至第37回上半回是“杜少卿传”,其中第34回下半回及至第35回插入“庄绍光传”,第36回插入“虞玉德传”;第37回下半回至第38回中段为“郭铁山传”;第40回下半回至第41回是“沈琼枝传”;第44回下半回至第45回是“余有达、余有重传”;第46回下半回至第47回是“虞华轩传”;第48回是“王玉辉传”;第49回至第52回是“凤四老爹传”;第53回至第54回是“陈木南传”,这许许多多的故事构成了一幅儒林百态图。在每个故事中都有一个或几个重要人物,这些故事单元构成主要人物的“本纪”。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它通过本纪中各个人物的传记来反映三千多年的历史流变,从而达到“通古今之变的”目的,具有较强的时间性。《儒林外史》是小说,小说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即便是头绪纷繁,互不相关的事物,只要巧妙利用时间因素,同样可以构成自然的联系。吴敬梓写作《儒林外史》很显然注意到这一点。他有意识地把书中的每一个人物活动时间都交代得一清二楚,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人物依次变换,环环相扣,连成长串,如此一来,伴随人物上场而呈现的互不相关的纷繁事件被有机地扭结在时间的链条上,不再是乱麻一团,散沙一盘,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儒林外史》共写了从明宪宗成化末年到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08年的事。这108年的时间流程中赋予所描写的事件以不断发展变化的特征。《儒林外史》所写的许多小故事都是在不同的时间里不断拓展的,就是说它们是前后相承的,是历时性的,而不是共时性的、并列的。

《儒林外史》的叙事空间也是不断拓展的。《儒林外史》里的正统文人、堕落文人活动的空间相对固定,周进由山东至京师至广东至南昌,表明文人由八股起家,发迹至京师,最终走向利禄之乡、不忠不孝之地,嗜利之徒主宰文坛,文坛大降。非正统文人、叛逆文人活动空间则不固定。豪士们活动在浙江湖州,诗人们活动在浙江省城杭州,才子、贤人们活动在东南大都会、明朝旧都南京。由乡村、州县至省城至东南大都会,活动领域越来越广阔,活动领域的政治文化地位越来越重要,最后辐射至西蜀、西北边疆、扬州、凤阳、徽州、西南边疆、东南海疆。正直文人活动领域的拓展,意味着维持文运的事业由小气候蔚然而成大气候了。《儒林外史》写每个故事单元主要人物“本纪”以表历时性的同时,围绕这些中心人物而为若干次要人物立传,构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其中有的次要人物又有自己的小故事,这些次要人物形成一个个人物“列传”,他们和主要人物的“本纪”共同构成一个有机体。

作为史传文学的典范,《史记》的人物传记并不需要人物转换,它们本身就是独立的篇章,时间概念、历史流程一目了然。而《儒林外史》是长篇小说,这就需要把一个个人物“本纪”、“列传”衔接起来,使其成为有机的整体。吴敬梓精心设计了各个部分之间的接榫处。他利用人物的巧妙转换,抹去了接榫的印痕。那么。作者是如何将这么多的人物传记具体而微的组织成一个整体的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三种:一是淡入淡出法,如周进、范进二人相会于考场,在周进的“本纪”中,范进淡入,这时周进是主角,接下来,范进成为主角,周进淡出。二是搭桥过渡法,如严贡生趋奉汤知县,主动宴请前来打秋风的范进,这样就把范进与严贡生联系起来,此后,范进退居幕后,严贡生进入前台。三是以人物传记为骨架,以次要人物为经络,结构全书。这里的次要人物有两类,即无个人传记的和离开本人传记的的人物。如荀玫始见于第1回“周进传”,直到第29回“杜慎卿传”中才了案;金东崖始见于第7回“王惠传”,直到第37回才了案。通过这些手段,成功地将众多的人物传记编成秩序井然的有机体。

《史记》为了行文简洁和突出人物性格,普遍运用了“互见法”,所以,我们要全面地了解某一个人物,就不能只看其本传,譬如刘邦的主要事迹见于《高祖本纪》,而 《项羽本纪》中也多有记载。管仲、晏婴除了《管晏列传》外,其事迹还见于《齐世家》。子产在《循吏列传》中显得平凡,但在《郑世家》中却表现出很大的政治家的风度。这种“互见法”给了吴敬梓以很大的启发。《儒林外史》中同样也有一些类似的写法,一人先后出场数次即属此类。如蘧景玉第5回出现在范进幕府中,至第8回替其父与王惠交接,方使人一睹其贤达丰采。《儒林外史》在人物单传的基础上,引入“互见法”,使单传之间的联系依靠人物的转换更加严紧而自然。

纵观《儒林外史》全书,《史记》对其结构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这不仅说明古代小说与史传文学的历史渊源,更说明了中华文化间承传与重构对繁荣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

“Historical Records” and “Scholars”:

Narrative Mode of Inheritance and Reconstruction

YIN Fu-quan

(Institute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Yunnan Wenshan, Wenshan 663000, China)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the ancient Chinese novel is the result of historical diversion. Although the novel has its own system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but the teachers of the history of Chuan is hanging by a thread. This paper o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Scholars”in the structure of the mode of inheritance of a set out to do and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 “historical Records”; “the Scholars”; structure; inheritance; re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 吴凤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