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朝使臣金允植与李鸿章

[摘要]1881年10月，金允植作为朝鲜领选使率团前往中国，经北京，赴保定、天津，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中国洋务派人士多次笔谈。在前后近一年时间里，《天津谈草》记录了42次谈草情况；随行的朝鲜朝工匠、儒生则在天津洋务工厂学习。此次使行使金允植与中国最重要的一批洋务派人士结下了深厚友谊，对中国的洋务情况有了深入的认识；通过多次笔谈，金允植还了解了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签约的相关问题。在此期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金允植充当向导，带领清兵平定了叛乱，也提升了他在朝鲜政坛的地位。此次使行是近代朝鲜积极主动通过清朝学习西方的一次有益的尝试，对金允植的人生以及朝鲜近代史都有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金允植；李鸿章；《天津谈草》；壬午兵变；洋务运动

[中图分类号]K31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2-0060-11

[收稿日期]2017-10-11

[作者简介]孙卫国，男，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韩关系史、中国史学史、明清史。（天津300350）

李鸿章（1823—1901年）是清末办理洋务与外交的第一人，在清末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作为外交大臣，他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许多屈辱条约；同时，他倡导向西方学习，积极兴办洋务，创办北洋水师，训练新军，试图实现富国强兵之梦。金允植（1835—1922年）则是朝鲜王朝末期办理洋务与外交的第一人，朝鲜近代史上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他的洋务思想与近代外交理念几乎都是从李鸿章身上学来的。作为领选使，在北京、保定、天津近一年的时间里，金允植经常与李鸿章等洋务派人士笔谈，并亲自考察天津工厂，了解中国洋务的情况。李鸿章等几乎是以“导师”的身份不厌其烦地介绍相关情况，而金允植则从笔谈中有了对西方的了解，并为朝鲜近代开化寻求富国强兵之策。

有关这次使行，金允植有多部著作，包括《天津谈草》[1]（205～401）《领选使日记》[2]《阴晴史》金允植之《阴晴史》，韩国有很多版本。本文参见刘顺利：《王朝间的对话：朝鲜领选使天津来往日记导读》，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在金允植的文集《云养集》中，也有相关的诗歌及文章，留下了完整的第一手资料。《天津谈草》前有金允植之《天津奉使缘起》，末有“不肖曾孙周龙谨书”，从字迹上看，似是周龙抄录件。此书根据时间记录每次谈话内容，在金允植的数种书籍中，《天津谈草》应是最接近原始状态的史料，诚如其自言，“每谈罢归馆，手缮谈草，付上本国，以备乙览，录底稿于行历中，其与他人晤谈，非汗漫说话者亦载之。壬辰季夏，谪居无事，属印君东植移誊行历中谈草，汇为一册，命之曰《天津谈草》。”参见《天津谈草·天津奉使缘起》，第211页；又见金允植《云养集》卷十四《天津奉使缘起[壬辰]》。对照《云养集》与《天津谈草》（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版本的差别，除个别字的不同外，最大的不同乃是在《天津谈草》中的“中国”二字，在《云养集》中，全部改为“清国”，盖因《云养集》编辑刊行时，已是民国，清朝已不存，朝鲜王国亦不复存在，加之当时民国人有强烈的反清心态，故而改“中国”为“清国”。最后一句“盖识我国与外国交涉，自此始也。”则在《天津谈草》中无，只载于《云养集》中。可见，每日谈话之后当即写就，上呈国王，以为汇报。而此书在底稿基础上，于1892年（壬辰）编成，书中除了谈话没有其他内容，为我们还原其原初状态提供了可靠的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金允植还编写了《领选使日记》和《阴晴史》。《云养集》中的相关文章，则是从其他书中摘录而来的。本文即以《天津谈草》为基本依据，并参照《李鸿章全集》[3]等资料，探讨金允植与李鸿章等人的交往，进而对朝鲜近代化的相关问题，略加论述，以就教于海内外方家。有关金允植的研究论著不少，中国学术界有几篇论文值得注意。王鑫磊：《帝国斜阳下的亲密接触：论朝鲜官员金允植的天津领选》，《复旦学报》，2010年第2期；李谷悦：《<从阴晴史>看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史志学刊》，2014年第1期；于建胜：《甲午前中国的对朝政策：兼论李鴻章与“以夷制夷”政策》，《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一、 金允植的生平及其天津之行的历史背景金允植，字洵卿，号云养，本贯清风，其先祖金湜、金堉都是朝鲜朝历史上的名臣。十六岁拜朝鲜开化思想的先驱朴珪寿和理学大师俞莘焕为师。三十岁中进士，四十岁擢文科，从此踏入仕途。光绪七年（1881年，高宗十八年），金允植以47岁之龄，领选使的身份，率从事官尹泰骏、翻译官崔性学等数十人（学徒25人、工匠13人、其他随员31人）出使中国，被派往天津，学习洋务。经过近一年与清朝洋务派人士的交往，金允植对于洋务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第一手的考察，成为朝鲜近世史上对洋务最为了解的人士。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其他人士都特别肯定天津之行的重要性，即便是当时的日本人也不例外。日本人德富正敬在为金允植文集《云养集》序曰：“李朝五百年，人才不为乏，而其学纯正，其文高古，与其人足传不朽者，不得不推云养（金先生）为第一人焉。先生以清风名族后，仕李朝。尝奉命赴天津，与李鸿章交涉外事。甲午新政际，为外部大臣，参画机务，拮据经营，其功不尠。既遭困阨，流谪数年，屡踬屡起，而出处去就之际，险夷如一，未尝失其义。” [4]（《云养文集》序）可见，德富正敬很推崇金允植的天津之行。吕圭亨在重刊《云养集》序中亦称：“云养先生，以弘道直节，晩登科第，专对使命，督办外交，历扬内外，致位岩廊。” [5]（重刊《金云养先生文集》后序） 也特别肯定他在外交上的功劳。可见，天津之行，是金允植生平中的一次转折，对他个人的思想与经历至关重要；并因此影响了朝鲜近代化的历程，是朝鲜近世史上一次关键性的外交活动。这不仅是一次朝鲜积极主动地向清朝学习洋务、了解西方的尝试，也对朝鲜王朝随后的政策及其与西方列强的交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金允植是在何种情况下，又因为什么被派往天津的呢？在天津使行十年之后（壬辰，1892），金允植写了《天津奉使缘起》，对此略有交代。根据其所论，分析当时背景，大体上有几点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