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门桃李满天下]期颐堂前更种花

去年在导师方汉奇先生寿诞之际，我以小文记述先生的点滴，《人民日报》于2016年1月7日以《亦师亦友笔走千秋》为题刊出，《新华文摘》等亦转载。小文刊出当日一大早，新华社原总编辑、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南振中院长委托张淑华副院长发来信息：“今天《人民日报》刊发的《亦师亦友笔走千秋》一文以小见大，很有感染力。”我即致敬致谢，其中有：“不是我文章写得好，是人物素材好！”感动之余，我找到版面和客户端链接，立即通过微信发给了导师，他当时在芝加哥。片刻，导师回复说：“不是人长得好，是文章写得好。写得笔下都开出花来了！”他在后面还加了一个微笑的表情。

其实，该篇小文的标题一直令我惴惴不安：我岂敢称导师为“友”？何况导师如今已入期颐之年。1999年教师节，我曾应约写过一文刊在《人民日报》的一个副刊上，标题用了《亦庄亦谐方人生》，确实在同门中我是比较“敢于”去导师那里“探谐”的，但是导师的博学、严谨、崇高与庄重，令我等弟子敬仰他如泰山北斗，他是永远的崇高导师。

方先生最早被称为“导师”，是在1985年。经过了疯狂的政治运动年代和他被批斗的10年浩劫时期，他与中国的高等教育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获得了新生。1985年，他作为中国新闻学界最早的几位博士生导师之一，招收了两位弟子，一位是郭镇之，一位是尹韵公。郭镇之师姐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位新闻学女博士，她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电视史”，为了指导这个“新媒体”研究者，勤奋惜时的导师每天专门增加了看电视的任务。郭师姐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任教研工作，后调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授，是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闻史研究委员会的创会会长。她的弟子如今也已经遍布全国各地的高校和媒体机构。尹韵公师兄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他的学生如今也活跃于政、学、实务界。

自1985年至2016年，方先生指导了共50位博士生（以入学计算），其中42位获得了博士学位（目前导师每年1位博士生入学），还有约10位硕士，5位已经出站的博士后，以及来自俄罗斯、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的多位外国学者。如果将他60多年来教过的学生计入，那是数不过来了。当然，按照现在不少学校突飞猛进的扩招之势，方先生30多年里指导的博士生数量肯定不算多，但是他指导学生之认真、悉心与细致，肯定称得上当今博导之最。

如果不是我的“干扰”，导师前十几年招的博士生，都算是“高端路线”的，在坐标轴上会是一个稳稳的上线状态，他当年的学生多数在学界或业界已经较有成绩，年龄、资历亦多长于我。在我之前有郭镇之、尹韵公、杨磊、胡太春、蔡铭泽等5位师兄师姐获得了博士学位。事实上，在我之后导师连续数年还招了多位他的优秀的同事。那个时候的大学教师，许多是在恢复高考后本科或研究生即留校任教的，到了新时代迫切需要深造。1995、1996级入读博士的人大教师有倪宁、程曼丽、涂光晋，后来还有饶立华、周小普、赵永华，以及新世纪之后攻读博士的彭兰、王润泽、赵云泽，都属于导师的同事兼学生。1995级李彬、1996级李磊二兄则是来自郑州大学和兰州大学的教师。当年涂光晋老师笑称我“师姐”时，我特别不好意思，因为她是教过我的老师，她和多位同门，我至今均尊称为“老师”。我之后的几届同门不仅职称高、资历深，而且多“高海拔”，是名副其实的“高等人才”。我曾写的“武大郎开店”的“方门典故”即出于此：我1996年博士毕业时，导师和师母设宴为我庆贺，应邀的在读的同门因为个个身材挺拔，特别有一米七几的二女（涂、周），一米八几的两男（二李），与倾向于广东身材的导师反差强烈。被围在其中的导师把香槟酒杯高举过头，感叹道：“我这是武大郎开店哪！”

导师在学生面前不严自威，而且春风化雨。如果你偷工减料，他心如明镜，直到你明白你一定要完成任务。澳门的玉凤学妹当年工作忙没有按时来交作业，于是以澳门至北京的机票售罄为推诿，先生当时并不道破，但是在下次见面时却非常和蔼地告诉玉凤：如果以后没有直飞的航班，你可以乘船到香港，香港目前每天5个航班到北京；你可以到广州转、到深圳转，分别有多少个航班到北京……玉凤说从此她再不敢不认真于学业。我当年读博时，每月要交给导师的作业有时因为各种原因，快到最后期限了还没有做完，只好通宵达旦地赶啊，而且是一定会赶在约定那个上午10点钟准时到人大林园2号楼去交作业，从来不敢申请作业延迟之类。那时别的专业的博士生同学都没有作业，看到我这么辛苦地拼作业，他们竟然还投来羡慕的目光。那时我与入学最靠近的师兄蔡铭泽相比，实在是惭愧，因为他总是早早就认真做完了导师要求的作业。蔡师兄后来留校人大、又南调广州，曾经担任广州大学、暨南大学的新闻院系的主任、院长。

导师对我们学生都是扶携奖掖有加，对每个学生也都非常关爱，经常如父亲一般。我们遇到什么疑问，也常常会向他求教。不久前我们学院领导班子换届，我没想到自己被选为学院负责人的候选人……犹豫之间，照例又向导师请教。中秋节我去拜见导师，见面后他关切地询问了我的工作、我孩子和先生的近况，然后告诉我某师弟最近为了孩子上学在近处租了房、某师妹的丈夫被提拔了、某同门的孩子身体不好令人心疼……寻常百姓的话题，但是他说起来都充满了关爱。他会记下我们的生日，并在我们自己忘记生日的情况下给我们一个惊喜！他的生日祝福是随着技术而更新换代的，曾经是写明信片，后来是电子邮件，然后是社交媒体。在我还不知道电子邮件里可以“夹带”鲜花的时候，竟然收到了导师代表他和师母发来的热情洋溢的鲜花和生日祝福。有一年，同门程曼丽和涂光晋一起访问台湾，导师把给曼丽的生日贺信悄悄交给光晋，请光晋在曼丽生日那天转交……先生一直关注弟子的成长，在学生群里，他时常冒个泡儿，诸如：彭兰的文章“写的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题目，剖析得很贴切很到位，给点个赞”；“三朵花，一朵送给若薇，祝贺她当上了中国最西部的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另两朵送给继忠和绍根，祝贺他们发了好文章！”还有祝贺润泽中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祝贺绍根升任副院长！”

导师虚怀若谷，说他“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一些平常的事情，正好给新闻学的教学和研究的一个时间段站过岗、做过事，如此而已”。他教导了一代又一代学生。他的学生做新闻史研究，广及唐代、明代、清代、民国、当代等多个时期，如李彬研究唐代、尹韵公研究明代、史媛媛研究清代前中期、蔡铭泽研究民国新闻史；既有断代史的研究，也有多个个案的深入探析，如程曼丽研究《蜜蜂华报》，李磊研究《述报研究》，饶立华研究《上海犹太纪事报》；研究既有对传统报刊业的，也有对当时的“新媒体”的，比如郭镇之、周小普研究电视史，彭兰研究网络史；既有中国大陆的，也有港澳及外国新闻业的，如陈昌凤研究香港新闻史，林玉凤研究澳门新闻史，赵永华研究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史，邓绍根研究美国在华新闻事业的兴起；既有史学史，也有业务史，如涂光晋研究新闻评论史，林溪声研究新闻文体，唐海江研究中国现代媒介意识形态的生成，吴果中研究《良友》画报与上海都市文化，王润泽研究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事业及其现代化，还有赵云泽研究中国时尚杂志的历史衍变，王咏梅研究胡政之，孟鹏研究成舍我，曹晶晶研究早期《顺天时报》与清末立宪，郭传芹研究袁世凯与近代新闻事业，刘继忠研究新闻与训政，王樊一婧研究义和团时期的国际舆论，王健研究奉系军阀与中国新闻业，易耕研究《申报》的军事报道……

他指导我们找论文选题时，会细细地梳理一遍哪些时代、哪些区域、哪些个案已经有人做过研究，“路边的桃子已经被前人摘了，需要你再去发现、另辟蹊径了”，当年导师对我说的话犹在耳畔。在选定题目之后，导师会倾其所有，帮助学生找线索掘资料。我的论文做的是当代香港报业，导师帮我把一些重要的人物都联系上了，比如他知道温济泽先生那里有一部未能出版的《廖仲恺传》，里面有未公开的香港报业资料，他便打了电话向温先生介绍我，并给了我地址和一个字条，我便数次去拜访温先生。导师还为我给香港中文大学的新闻传播系主任陈韬文写了推荐函，使我得以在1995年去香港调研数月，并持他的推荐信访谈了李侠文、罗孚等众多报界前辈。论文完稿后，导师又让我送交时任中联办港澳办主任王凤超老师指正，在我毕业答辩时，也请来了王凤超老师担任答辩委员会委员（王老师从政以前，是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研究员）。我第一次赴香港前去跟导师道别，导师打开书桌上那个上了锁的抽屉，拿出一个信封给我，信封里装着两张百元港币：“一出罗湖口岸，坐车就得用港币了，临时兑换不方便”，导师又朝房门外望了望，摇摇手，小声道：“别让你师母知道，这是我的私房钱，买书零花方便些。”——这里还有一段后话：4年后《北京青年报》要写一篇特稿，我不觉向记者道出了这个秘密，结果导师很快发来一封E-mail：“这次小金库被曝了光，你师母立即发动‘四清’，该金库惨遭‘捣毁’，所有库存被‘勒令’上交家库，损失惨重……”[1]

导师对我们的指导，如同他的学问和智慧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胡太春师兄说：先生的学问是大海，我们只是从大海中汲取了一瓢水。胡太春师兄30多年前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了27万字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是第一部专门研究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发展史的著作，对1840年到1919年约80年的新闻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和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人物做了深入细致的剖析，提出了很多新颖的见解。但是导师和几位老前辈仍提出了一些修订的意见。为此，胡师兄30多年来不断求索思考，弥补缺漏、更新发现，以69万字的新增订本，作为给导师迟到30年的答卷。

我们都有未竟的答卷需要完成，希望先生在百岁的时候能收到更多的答卷。先生是一座学术高峰，他却谦虚地说：“年青一代时时刻刻都在超过我，这既是一个规律，也是一个心愿。希望在超过我的过程中，越来越辉煌！”他常说，我对前辈是“高山仰止，心向往之”；我对同辈是“人之彦圣，若己有之”；我对年轻人是“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2]他还曾对我说：“做教师一天，就要学习一天！”

参考文献：

[1]陈昌凤.亦庄亦谐方人生——导师方汉奇教授散记[J].时代潮，1999（9）.

[2]陈昌凤.亦师亦友笔走千秋[N].人民日报，2016-01-07.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