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型历史传记丛书的编写及价值

【摘 要】中国有着悠久的传记传统，皇皇巨著《二十四史》既是我国史学的主体，也是古典传记的代表。然而现代传记的发展多以单人单传为主，鲜有大型传记丛书的编写和出版。文章以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为例，论述大型历史传记丛书的编纂及其价值。

【关键词】大型历史传记；史学视野；名人传记

进入新时期以后，传记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传记作品也大量涌现，传记文学日益独立和成熟起来，传记也逐渐呈现出由史入文的态势。就传记作品而言，也多以单人传记为主，鲜有大型传记丛书的编纂和出版，尤其是大型历史性传记丛书更是少之又少。为什么大型历史传记的编纂数量不多？大型历史传记丛书的传主选取和编撰体例如何？大型历史传记丛书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这些都是值得学界思考的问题。本文就以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为例，来考察和论述大型历史传记丛书编撰的背景、体例及其意义和价值。

一、大型传记丛书编纂的困境分析

建国以后，尤其改革开放以后，传记得到了蓬勃发展，特别是近十年来传记数量大增，年出版近万部传记，这样庞大的传记，恐怕是古人所想不到的。就已经出版的传记而言，单传居多，大型人物传记丛书数量有限。对于大型历史传记丛书的数量匮乏，笔者也做了一些思考：

（一）大型历史传记丛书编写与出版的艰巨性

首先，大型历史传记丛书是对某一地区或者某一文化领域的历史人物的群体再现及撰述，工程量庞大是第一个困难条件。大型历史传记丛书的编写既要有纵向性，既以时间为经从古到今，又要有横向性，既有撰写不同领域内的杰出人物的生平。这样一来，丛书不可能只简单为几个人作传，可能为几十人甚至上百人著书立传，这样的写作工作量是相当庞大的。

其次，耗时性。庞大的写作工程量就需要长时间来完成，大型历史传记丛书从动议到出版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包括动议、准备、招标、编写、审定、出版等一系列程序。尤其是上百人的大型歷史传记丛书更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成这一套程序，大型历史传记丛书不是两三年能完成的事，它需要7-8年，根据编写数目和完成进度等情况的不同，有的甚至十年以上，所以耗时性是艰巨性的第二个表现。

最后，大型历史传记丛书的庞大性与耗时性，决定了它的编写与出版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与财力，这是艰巨性的第三个方面。尤其是像大型历史传记丛书的编写与出版，更需要一定的财力资助，如果没有政府或者相关部门的支持，这样的工程是很难完成的。

（二）大型历史传记丛书写作群体的严格性和高标准

从宽泛意义上来说，任何人都有写传记的权利和可能，但就大型历史传记而言，却对作者有着有着一定的要求，这种要求是高标准的，因为大型历史传记丛书是对某一领域和某一地区的杰出人物的撰述，不是简单的小传，需要作者对这一领域或者这一人物有着较深的研究，且有一定的文笔，多由文史两界学者来作。

（三）大型历史传记丛书编写体例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大型历史传记丛书在编写的过程中，由于作者群体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其知识背景和写作风格也不尽相同，这样在编写中就会出现杂乱性。无规矩不成方圆，大型历史丛书编写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框架，这样作一是便于作者入手写作，有个基本的写作模式；二是为避免一传一风格的情况的出现，毕竟大型历史传记丛书是对某一地区或者某一领域历史人物的撰述，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严肃性，代表着这一地区或者领域的整体形象，决不能任意编之。

二、《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传主的选取与编写体例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共有102部，其中古代文化名人传51部，20世纪文化名人传51部，传主包括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史学家、科学家、藏书家以及宗教人物等，他们在中国文化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有不少堪称杰出的代表。可以看出，这些名人的入选是经过认真推敲的。

在丛书传主选取过程中，丛书主编万斌在总序里写道：“本部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于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选取准则具有地域性、时间性、典型性、政治性。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当然这样的传主选取准则也并非完美无缺，首先有些符合以上所有准则的杰出人物由于主客观原因，可能会被埋没他的成就不为世人所熟知，随着学术界研究的收入才慢慢发现其巨大的价值，如王应麟（王应麟（1223—1296）南宋官员、学者。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又号厚斋。祖籍河南开封，后迁居庆元府鄞县（今浙江鄞县），理宗淳祐元年进士，宝祐四年复中博学宏词科。为学宗朱熹，涉猎经史百家、天文地理，熟悉掌故制度，长于考证。一生著述颇富，计有二十余种、六百多卷，相传《三字经》为其所著。）；其次，过于浓厚的政治色彩会抹杀对一个历史人物整体的客观评价，在这里我会举鲁迅之弟周作人的例子，笔者认为周作人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和影响，在现代民俗学等诸多领域具有开山鼻祖的地位，但由于其政治上的错误进而抹杀了他的文化价值，甚是可惜。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从传记的形式来看，属于长篇传记；按传记的性质来说是历史传记，属于现代传记的范畴，纵观丛书各分册的全书布局，大致可分为：总序、目录、主体内容、传主大事年表、参考文献、后记六部分，总序为主编万斌所作之序，各册目录有一个统一的样式，章标题极为简短凝炼并相互对称，节标题也是如此，布局整齐划一，从形式上看极为明了，能瞬间抓住读者眼球，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主体内容也突破了一般的历史传记的写作手法，既有文字资料也有图片资料穿插，以时间为顺序并附有时代背景来详述传主的生平事迹，夹叙夹议。尤为称道是传记大事年表的编写，在古代这种记述人物生平的大事年表称为年谱，这种年表的补充称得上传主的一个小传，更能让读者在很短时间内了解传主的一生及成就。

丛书在编写过程中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写实性原则，也是丛书编写的根本原则，传记作者都能按照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撰写传主的一生。二是通俗性原则，本套丛书的受众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在传记写作的过程中，作者要尽量照顾到群众文化结构的不同，尽量采取了叙事的手法来写作。整体看来，丛书大致分为评传类和叙传类，叙传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丛书体例的选取坚持了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结合。

三、《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的启示及大型人物传记丛书的价值

浙江文化名人丛书的编写及出版历时十余年，随着各册传记也相继出版，收到的好评如潮，社会各界从不同视角给予这套大型历史传记丛书于客观公正的评价。以下是几位学者对这套丛书的评价：

鄒逸麟认为这是一项富有远见的文化工程。102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的出版，是浙江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浙江省社科院在省委、省政府、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和支持下，组织数十位专家学者，通力合作，历时八年完成的。从其效果看来，这是一项非常有远见的文化工程。这个举措，足见浙江省领导的卓识远见。

陈高华认为这是一部写出特色的传记丛书。在汗牛充栋的地域文化研究作品中，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发起主持的“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是很有特色、引人注目的一种。历史人物都是复杂的，人物传记的写作很难做到完美无缺。但无论如何，集中推出百部文化名人的传记，是一项很有规模的文化工程。它对浙江的文化大省建设必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对于学术界的地域文化研究也是有力的推动。最后陈高华认为浙江文化名人众多，衷心希望主事者能认真总结经验，更进一步，编出第二批、第三批名人传记出来。

傅璇宗认为这部丛书体现了区域文化独创性和中华文明整体性的和谐结合。这套书从整体上说，有两大特点：一是全套102部，古代文化名人与20世纪文化名人各占51部，这就是不偏重于古代历史，而能从传统文化的研究来观照、探索现实问题。二是立足于本省，从地域文化研究出发，进一步丰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研究的内容。虽云浙江文化名人，实则培养他们的是整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而他们的文化活动又有全国意义，他们多是有全国影响的人物。中华文化研究，没有地方特色，就没有整体风格；不研究地区文化的特点，也不可能对整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作出准确的阐释与判断。因此他认为，这套书，可断言为区域文化独创性与中华文明整体性的和谐结合研究，有进一步扩展与深入的意义。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的顺利完成和社会影响，给以后大型历史传记丛书的编纂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典范例。大型人物传记丛书的编写首先要得到政府的财力支持，为丛书编写打下物质基础；其次需要成立相关的组织和机构，保证丛书编写的正常运转，如组委会和编委会等组织；第三在传主的选取和编写体例的安排上，要坚持写实性、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结合；最后大型历史传记丛书的作者们要齐心协力，按时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传记，保证整套传记的顺利出版。

同样大型历史传记的编纂具有很大历史和现实价值：一、丛书的传主分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利于对丛书进行纵向的历史考察，也有助于读者群对某一地域或者某一领域的杰出历史人物有个时间和空间上的认识；二、大型历史传记丛书是对某一地区或某一文化领域历史人物的群体呈现和历史评价，代表这一地区或领域的整体文化价值，因此具有很大的社会文化价值；三、从学术价值来讲，它可作为文史两界提供学术研究上的参考资料；四、名人传记的教育和启迪作用，大型历史传记丛书的编写是为了纪念先贤，让现代人能见贤思齐，奋发努力，具有很好的教育意义。

四、结语

大型历史传记丛书的编写与出版是传记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某一地区或者领域的集体成就，在编写与出版的过程中会遇到种种困难，我想随着传记学的日益发展和成熟，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大型历史传记丛书一定会诞生更多的精品，也会有更多人参与到大型历史传记的创作和研究中。

参考文献

[1] 邹逸麟.一项富有远见的文化工程[N].光明日报，2009年10月27日.

[2] 陈高华.一部写出特色的传记丛书[N].光明日报，2009年10月27日.

[3] 傅璇宗.区域文化独创性和中华文明整体性的和谐结合[N].光明日报，2009年10月27日.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宁波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G13026）“公众史学视域下的传记史学研究—以《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为中心”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昊远（1989- ），河南商丘人，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方向：史学理论及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