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开新

摘要：伊本·赫勒敦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著名的思想家，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的奠基人。伊本·赫勒敦在学术方面的突出贡献是在对古希腊和以往伊斯兰思想家学术成果批判吸收的基础上，在理想与现实、宗教与理性的博弈中，以现实社会为蓝本，运用理性的思维方法创建了一门研究文化模式的新学科——文化科学。其文化科学理论在努力探寻社会运行基本模式的过程中，形成了文明形态史观、社会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基本理论，这些理论不仅在中世纪有重要影响，而且对斯宾格勒、孔德、维科和孟德斯鸠等后世学者在这些领域的研究也有着潜在的影响力。

关键词：伊本·赫勒敦；文化科学；突出贡献

中图分类号：F713.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12)01－0118－07

伊本·赫勒敦1332年生于突尼斯，1406年卒于埃及，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著名的哲学家、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被学术界誉为“阿拉伯世界的孟德斯鸠”，是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的奠基人。伊本·赫勒敦所处时代是阿拉伯世界动荡不安的时代，也是需要用科学理论去解释和建构的时代，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伊本·赫勒敦积极参与了阿拉伯世界西部的政治事务，亲身经历了这些地区的许多重大事件，深入细致地思考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批判地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完成了一部重要的历史学巨著《阿拉伯人，波斯人，柏柏尔人历史的殷鉴与原委》(以下简称《殷鉴》)，创建了一门在阿拉伯史学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学科——“文化科学”。伊本·赫勒敦的“文化科学”理论既研究了地理环境对文化模式差异的影响，又研究了不同文明形态背景下文化模式的差异；既研究了人类历史如何运动，又对历史哲学的方法论给予高度关注；并且勾勒出了社会运行的基本结构。可以说，伊本·赫勒敦的“文化科学”理论在文明形态史、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研究领域起着“传承与开新”的关键作用，对西方近现代文明形态史、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理论的研究走向有着潜在的影响力。泰旺西1962年在开罗出版的《伊本·赫勒敦》一书中进行过这样的评价：“伊本·赫勒敦有不少有趣的观点和理论是西方思想家和哲学家后来才发现的。……伊本·赫勒敦在其《绪论》中说明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要远早于法国哲学家、现代社会学之父奥古斯特·孔德。伊本·赫勒敦在进化论的创建者、英国科学家查理·达尔文之前很久，就宣称环境与进化对这个世界上的生物的生命有影响。他在卢梭以前很久就认为游牧民比城市居民更好。正是伊本·赫勒敦在社会主义建筑师卡尔·马克思之前很久就认为各代人之间状况的不同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同。他还在斯宾塞之前就确立了两条重要原理：第一，宗教感情与生活中的合作是人们聚居的首要原因之一，第二，当一个国家沉溺于奢侈和闲暇之中时，它的衰弱就开始了。……法国社会学的创建者涂尔干借用了不少伊本·赫勒敦的思想。”

一、深入分析了地理环境对文化模式差异的影响

文化模式是特定民族或特定时代人们普遍认同的，由内在的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价值取向、习俗、伦理规范等构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或者说是基本的生存方式或样法。人类文化模式的差异除了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以外，地理环境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不同地理环境下居民的生存方式、身心、性格等方面会有巨大的差异。这种因地理环境对文化模式差异的影响在伊本·赫勒敦“文化科学”理论中有过深入的分析。

伊本·赫勒敦在吸收古希腊著名地理学家托勒密(约90—168年)和中世纪驰名的穆斯林地理学家易得里西(1166年卒)地理知识的基础上，将有人居住的地区从南到北划分为七个地带，七个地带由于气候等方面的原因导致七个地带文化模式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一是生存方式的差异。“最北的地带和最南的地带分别代表最冷和最热的两极，从两极向中间逐级递减，第四地带最温和、最适宜文明的生长，第三与第五地带与第四地带非常接近，第二与第六地带相对较差，第一与第七地带最不温和。因此，科学、工艺、建筑、服饰以及农牧业等行业主要集中在第三、四、五三个地带，在这三个地带居民的身体、肤色、性格和综合条件都符合中庸之道。衣食住行用均甚完美，……以金银贵金属作为交换的媒介。他们生活保持节俭，反对纵欲。马格里布、叙利亚、伊拉克、波斯、西印度、中国、西班牙的居民以及临近的欧洲基督教徒属于这个范畴。第一、二、六、七地带居民的衣食住行用简陋，以铜、铁或兽皮作为交换的媒介。据说居住在第一地带的有些黑人甚至还吃人。除了临近第三、四、五地带的少数居民，如阿比西尼亚人、土耳其人等，其他居民一般没有宗教信仰。”二是体貌特征的差异。伊本·赫勒敦对一些系谱学者关于“黑人是含的后裔，因受诺亚的诅咒而肤色发黑”观点进行了批驳，认为“黑人的肤色与诅咒毫无关系，黑人主要居住在第一、二地带，这里骄阳似火，阳光直射时间长，导致皮肤变黑。而居住在第六、七地带的白人，持有蓝眼睛、金发和雀斑皮肤体貌特征的主要原因是这里阳光经常平射，气候过分寒冷所致。”三是性格的差异。“黑人和住在热带地区的人，性格轻浮，容易兴奋，听到音乐就手舞足蹈，他们储蓄意识弱，不储存一年甚至一个月的食物。住在寒冷地区的人，性格忧郁，多愁善感，危机意识强，他们会储存数年的粮食，很早就去赶集买回当天的食物，因为担心储存的食物被消费殆尽。”四是身心健康状况的差异。地理环境不仅对人类的生存方式、体貌特征和性格有重要影响，而且因地理环境的不同所引起经济状况的差异还深深影响着人类的身心健康。“部分地区由于土地适合耕种，这里的居民有充足的谷物、佐料和水果，文明程度高。然而，有些地区，如汉志、也门、马格里布的沙漠地区，土地贫瘠，不适宜耕种，居民过着艰苦的生活，他们缺乏谷物和佐料，主食为奶和肉。阿拉伯人也如此，他们漂泊在荒漠之中，虽然有时能从山区获得一些谷物和佐料，但仅仅能够维持生存，还不足以过上舒适和富裕的生活。尽管如此，这些地区的居民比食物充足的地区居民有更好的身体和品质。他们面清目秀，体态健美，性格沉稳，聪明好学。相反，食物充足，生活富裕的居民，过分丰富的食物及其所含的水分使体内产生了有害的积淀，导致肤色苍白、体态臃肿、思维愚钝、个性放纵。”

有关地理环境对文化模式差异影响的研究，虽然古希腊的希波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人有所涉及，但他们主要集中研究地理环境对人体质、行为和性格的影响，伊本·赫勒敦不仅看到了地理环境对人体质、行为和性格的影响，而且还研究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影响。其地理环境论不仅在中世纪有重要影响，而且对近代西方诸如法国的博丹(1530—1596)和孟德斯鸠(1689—1755)等人在此问题的研究上也有一定的启迪。美国著名的东方学家希提(1886—1978)在《阿拉伯通史》中评价到：“他在这篇《绪论》里，初次提出一种历史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正确地认识到气候、地理等物质条件的作用。”

二、主张从文明形态人手研究历史

人类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由诸多的文明形态构成的活生生的画面，诸多的文明形态在发展与延续、再生与重建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模式，这些不同的文化模式能够使人们将不同的文明形态进行合理的区

分，进而在不同文化模式的对比中正确地认识历史。伊本·赫勒敦对人类历史的研究正是从文明形态人手，将人类文明划分为贝都因文明(伊本·赫勒敦所说的贝都因文明不仅包括游牧文明，还包括落后的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两大文明形态，并从人类的谋生方式、生活水平和道德状况等方面深入探讨了这两大文明形态背后隐含的文化模式的差异。

(一)谋生方式的差异

贝都因文明的居民谋生方式主要靠种植和养殖业，他们的收入仅能维持生存需要。而城市文明的居民则有多种谋生手段，他们的收入不仅能满足生存需要，而且还能满足发展和享受的需要。“一些人从事农业，种植蔬菜和谷物；其他人从事动物饲养业，养殖绵羊、牛、山羊、蜜蜂和蚕并利用其产品。靠农业与动物饲养业为生的人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旷野之中，因为只有旷野才能提供城市里所没有的广阔的田野、草原等，他们为了获得食物和住所等能够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建立了社会组织和合作关系，但是现有的各种条件使他们不能超越现有的生活水平。……以养殖牛羊等为生的人逐水草而居，但不深入沙漠，因为沙漠不能提供良好的草场。以养骆驼为生的人需要深入到沙漠里去游牧，因为沙漠能够提供骆驼生存需要的各种条件。”而“城市文明的居民居住在城市里，他们的职业门类繁多，有各种手工业和商业。他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的舒适度远远高于贝都因文明的居民。”“城市居民则以生活安逸舒适而自豪，他们在追求安逸舒适生活过程中，养成了奢侈的生活习惯。”根据需要层次论，人类在满足生存需要后，才能满足发展和享受的需要，因此，贝都因文明要早于城市文明，贝都因文明条件下的居民在条件成熟时会进入城市文明的行列。“人类在基本的生存需要满足的基础上，才开始追求舒适和奢侈的生活，因此，为追求生存需要而产生的贝都因文明早于追求舒适奢侈生活的城市文明。贝都因文明条件下的居民渴望城市文明，一旦条件具备，他们也会进入城市文明的行列。与此相反，市民除非迫不得已，一般无意回到贝都因文明中去。”

(二)生活水平的差异

贝都因文明居民的生活水平比较低，“他们仅能满足衣食住的基本需要，……他们住帐篷、木屋或粘土和石头造的房屋，甚至还有人住洞穴，他们没有什么精致的家具，食物只进行简单的烹调或者根本不烹调。从事农业的人适宜定居，他们是小社区、村庄与山区的居民。”而城市文明的居民生活水平大大高于贝都因文明，“城市文明的居民，有丰盛的食物、精美的服饰、高大的建筑、发达的供水系统、豪华的住宅、精致的家具，他们以此而引以为豪。”

(三)道德状况的差异

在伊本·赫勒敦看来，虽然城市文明在谋生手段和生活水平上大大优于贝都因文明，但城市文明的居民习惯于奢侈生活，他们失去了贝都因文明所具有的一些优秀的道德品质，因此，贝都因文明的道德状况要优于城市文明。“城市居民沉湎于世俗的各种享乐之中，他们的灵魂浸透了各种邪恶的品质。他们没有约束感，部分居民言行放荡不羁，农牧民比较接近人性的初始状态，很少受邪恶的影响，即使受了影响也比较容易改邪归正。”

学术界一般认为，从文明形态人手研究历史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德国的斯宾格勒(1880—1936)、雅斯贝尔斯(1883—1969)和英国的汤因比(1889—1975)，甚至有人认为斯宾格勒首开文明形态研究历史的先河，其实早在斯宾格勒5个世纪之前，突尼斯的伊本·赫勒敦就主张从文明形态人手研究历史，并研究了贝都因文明和城市文明两大文明形态背景下文化模式的差异，其文明形态史观对后世在文明形态史的研究上有着潜在的影响力。

三、在历史哲学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

在历史哲学研究方面，伊本·赫勒敦在对以往伊斯兰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致误的原因进行分析后，认为历史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具体时间与地点发生的事件的资料汇编上，历史应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历史研究不仅要研究人类历史如何运动，还要关注历史研究方法。

(一)历史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在《历史绪论》中，伊本·赫勒敦认为以往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致误的原因为“偏爱某种观点和学派的宗派情绪；过分相信传述者；没有理解他所记载的事件的真正意义，把自己想象的意义附加上去；没有根据地轻信某件事件的真实性；没有从恰当的背景上去理解历史事件；企图赢得有权势者的欢心。”并列举了摩西在沙漠中计算以色列人军队人数等12个史学家致误的典型例子进行分析。经过分析，伊本·赫勒敦认为以往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主要是因为以往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主要停留在史学的“外部形式”(对具体时间与地点发生的事件的资料汇编)，缺乏对史学“内在意义”(对现存事物的起源与原因的理论性的理性研究)的深入探讨，历史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史学的“外部形式”，其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内在意义”上，即放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内在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各个国家和民族在不同历史时代的特性以及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各种要素上，历史应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如果一个历史编纂者盲目相信传述下来的所有史料，并不清楚地了解风俗习惯的种种规则、政治活动的基本现实、文明的性质或制约社会组织的条件，如果他不通过比较晚近的或当代的资料来估价较远的或古代的资料，那么他常常会不可避免地背离真理的康庄大道。历史编纂者在其著作中常常夹带种种谬误，原因即在于他们没有运用哲学的尺度，没有借助于有关事物本性的知识，没有依靠思辨与洞察力去检验史料。结果他们常常在谬误的沙漠中迷途难返。”“历史学的内在含义则是对史实之真相的推理、考证与获得，对事物之起源和原因的详尽阐释，对历史事件之怎样发生及为何发生的深入认识。因而历史学深深扎根于哲学之中，应将其视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二)历史研究应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

对人类历史的研究，不仅要研究人类历史本身如何运动，而且还要研究人们如何认识历史运动，也就是历史研究的方法。就像康德认为的那样在哲学研究上不首先去探讨认识的能力就径直去认识世界的本质，那就好像是飞鸟要超过自己的影子，是一桩完全不可能的事。伊本·赫勒敦在历史的研究中，不仅注重人类历史本身如何运动的研究，而且还注意到了历史的研究方法，认为史学研究既要使用传述者权威性评判法，也要使用事件可能性评判法；既要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也要采用辩证分析的方法。

在《历史绪论》的序言中伊本·赫勒敦讨论了传述者权威性评判和事件可能性评判两种史学的研究方法，伊本·赫勒敦认为，“圣训学和史学都使用传述者权威性评判的方法，但事关穆斯林宗教性记载的有效性时，只要评判传述者的品格就可以了，因为这种宗教性的记载主要是先知穆罕默德指导穆斯林们行动的教法，确定这些教法是否出自先知办法就是调查传述者是否为人刚正，传述精确。……但是，史学的任务是记载确实发生过的事实。首先必须调查这样的事实是否可能发生，评判事件的可能性比评判传述者的权威性更重要、更优先，在确定一个事件是否可能发生之前，没有必要去评判传述者的权威性。如果某一事件根本不可能发生，即使传述者很有权威性，也不可相信。因此，圣训学只要使用传述者权威性评判方法就够了，史

学则既要使用传述者权威性评判法，也要使用事件可能性评判法。”同时，历史的研究不能仅限于历史学一门学科，而应该采取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如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军事学等学科。“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去寻求真理。他不仅应具有深邃的思想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而且还应博学多识，了解一切与文化科学相关的那些学科的理论和知识，如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军事学等，以及建立在这些知识之上的史料考证法。”史学研究者也应该具有善于思辨的心灵和刨根问底的精神，对社会历史的研究也不能采用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而应该采用辩证分析的方法。“史学写作要求作者具有善于思辨的心灵和刨根问底的精神。具备这两种素质可以引导史学家去探求真理而避免陷入谬误。”

伊本·赫勒敦“文化科学”理论中蕴含的历史哲学思想比西方历史哲学的奠基人维科历史哲学思想要早3个多世纪，可以说伊本·赫勒敦是历史哲学的先驱。弗林特对此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伊本·赫勒敦如果仅仅被看做一位历史学家，那么阿拉伯作者当中也是出类拔萃的，但是作为一位历史理论家，在维科出现之前的三百多年中，在任何年代和国家中他都是无与伦比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都不能与他匹敌，其他所有的人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伊本·赫勒敦历史哲学思想不仅在维科著作问世之前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对后世在历史哲学研究方面也有很大的启发。伊本·赫勒敦关于历史研究不但要重视人类历史本身如何运动，还要重视历史研究方法的观点，与5个多世纪以后英国哲学家沃尔什的观点有惊人的相似，沃尔什在1951年出版的《历史哲学导论》中将历史哲学明确区分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关注的是历史本身，重点研究历史本身如何运动，注重历史客体)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关注的重点是人们如何认识历史运动，注重主体如何认识历史客体，也就是历史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四、勾勒出了社会运行的基本结构

从表面上看，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纷繁复杂，有时甚至是混乱的，但在这种纷繁复杂的社会表面现象背后却隐藏着一种相对稳定的内在结构。伊本·赫勒敦正是在对其所处时代伊斯兰社会深入观察和思考的基础上，将分工与合作作为社会运行的物质基础，群体凝聚力作为社会聚合的精神基础，勾勒出了社会运行的基本结构，留下了许多别开生面的观点和富有启发性的答案。

伊本·赫勒敦在对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类有合群和政治本性”的观点吸收的基础上，提出人类为了满足生存需要，注定要合群而居，需要进行分工与合作，为了使合作顺利进行，需要建立社会组织。“人类的生存离不开食物，但单靠个人的力量不能够获取足够的食物，因为人类为了获取食物需要通过播种、收割、脱粒等程序才能获得，即使获得了足够的食物，也需要通过捏制、研磨、烘烤等程序才能食用，所有这些程序的完成离不开各种工具，离不开诸如铁匠、木匠和瓦工等各种手工艺者，离不开人类的合作与分工。同样的，每个人单靠个人的力量不足以对付野兽，特别是猛兽的力量，需要同类的帮助才能够保护自己。因为人类在自然本能上具有先天的脆弱性，马、驴、牛、大象以及狮子等动物的力量比人要大得多，但是人类有思想，人类运用思维能力通过合作制造各种武器来保护自己。可见，人同其伙伴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没有合作，人类不可能获得食物与保护自己，因而将走向灭亡。……因此，社会组织对人类是绝对必要的，没有社会组织人类的存在将是不完整的。”而社会组织的建立和运行，又离不开群体凝聚力，“人类为了取得食物与保护自己而生活在一起，相互合作。这种原始文化得以产生与保存就有赖于原始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使人们服从长者与酋长。原始凝聚力导致生产的增长，对剩余财富的争夺，群体内部的纷争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战争。在此之前，凝聚力意味着群体成员之间的和平的合作。而在战争状态下，群体凝聚力的另一面突现出来了，即一个群体生死与共，同仇敌忾，防御其他群体的侵略，进而征服其他群体。在制止本群体内部斗争时，再征服其他群体，从而在一个更大范围内制止人们自相残杀，建立一个和平的秩序时，人类需要有一个人来行使制衡的力量，这个人必须是凝聚的核心。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这种人物往往从酋长演变成君主。酋长也得到人们的服从，但那是自愿的服从。王权则意味着用暴力进行统治的权利。群体凝聚力的发展和扩大是一个复杂的进程，与征服有关，但不等于简单的征服。在两个群体争夺优势时，如果各自的内部凝聚力基本相当，则双方势均力敌。如果一方的凝聚力超过另一方，往往能把它吸引过来，合为一股，变成更为强大的凝聚力。这股强大的凝聚力能够以这种方式继续不断的吸引其他凝聚力，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王朝来。”王朝建立以后，统治群体为了巩固王权、为了寻求安逸舒适的生活，需要建立或夺取城市。“一个王朝的统治群体必须拥有城市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们一旦胜利，必须寻求和平、安宁与悠闲的生活，希望拥有沙漠里所缺乏的各种文明的享受，只有在城市里他们才能享受这样的生活。第二个原因，在敌对部落的区域里如果已经有城市存在，必须加以控制，以免落人敌对势力之手，成为他们进行挑战的基地。如果尚无城市，则必须建立新城市，使自己比较容易控制那些地区，威慑敌对势力。城市易守难攻，比较少的战士，凭借城墙就能够抵御比较多的战士，因此一个王朝需要控制城市，威慑那些窥觑王权的部落，而不能让城市落入他们的掌握之中，构成对自己的威胁。”

当一座城市建立起来以后，如果统治王朝延续一段很长时间，国家安定，人口迅速增加，百业兴旺，人们的收入增加，消费水平提高，王朝和城市走向繁荣。“决定城市繁荣程度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人口的多寡。一个城市居民合作劳动的产品超过了他们最低限度的需要，他们就开始有余力生产奢侈品，供本城享用和出口以换取其他地方的产品。因此，城市人口越多，所投入的劳动力越多，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总价值也就越大，这个社区的收入也就越大。经济繁荣不久就导致人们享用精美的住宅、衣服和器皿，雇佣仆人，出门则乘驴骑马。结果，建筑业、服装业、百货业、交通业、服务业等行业都兴旺起来。人们消费水平提高，造成各种消费品供不应求，物价上升，各种厂商利润增加，工人的工资也随之上升。人们的收入和开支不断增加，辛勤劳动以生产各种商品的工人日渐富裕。人们的收入与开支进入良性循环，整个城市越来越繁荣，掌握各种手艺的人越来越多。”

当王朝的地位巩固，城市走向繁荣，统治者和臣民开始享受奢侈糜烂的生活，统治者为了满足享受的需要，开始实行专制统治，加重税收，最终导致百业凋敝，统治者和市民道德沦丧，群体凝聚力削弱，王朝和城市走向衰落。“王朝刚建立之际，君主在整个税收中占用的部分比较有限，税收大部分分配给统治群体的每个成员。君主和统治群体生活简朴，开支不大，因此尽管只向臣民征收比较低的捐税，财政上仍有盈余。当君主集权以后，就把大部分税收据为己有。君主与统治群体生活日益奢侈，终至入不敷出，于是提高税率。这使纳税者不堪负担，造成百业凋敝，税源枯竭。君主自己要挥霍，还要发放官俸和军饷，于是发明新税，主要

是各种商业税。苛捐杂税使工商业更为凋敝。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有时王室本身着手经商，与民争利，造成臣民的更大不满。君主甚至对富裕的大臣进行抄家，或使用臣民从事强制性的劳动。这些不公正的经济措施毁灭了文明，败坏了王朝的基础。”“当一个群体共同追求征服者的荣耀时，全体成员有视死如归的气概，赴汤蹈火，甘之如饴。但是当君主垄断了全部荣耀，严厉对待本群体的成员时，他们就落入了为吃粮而当兵的境地。人们很少仅仅为了一份军饷就勇于牺牲生命。于是群体凝聚力就逐渐削弱了。”“市民为了满足奢侈习惯所养成的种种欲念，变得不讲道德，厚颜无耻，虚情假意，诡计多端；他们说谎、欺诈、敲诈、偷窃，制造伪证，放高利贷；他们熟知一切卑鄙下流的勾当，甚至在女性近亲当中也肆无忌惮，谈吐淫秽；他们利用一切招摇撞骗的手段躲避法律的惩罚；他们忽视青年一代的教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许多人从小耳濡目染，养成恶习，即使出生高贵，也堕入深渊，无以自拔。人们沉溺于佳肴美酒以满足口腹之欲，进而沉溺于通奸与同性恋之类的性交方式以满足淫欲。通奸使人们无法确定自己的真正后嗣，失去对子女的感情和责任感。同性恋则导致没有后代。市民的人性腐败不堪，事实上他们已经从人类堕落为兽类。到了这步田地，城市的衰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在伊本·赫勒敦看来，社会分工与合作以及群体凝聚力是社会整合的重要力量，也是促使社会衰败的重要因素。王朝的建立离不开社会的分工与合作，离不开群体凝聚力的聚合，王朝的兴盛和城市的繁荣是社会分工与合作的必然结果，也正是由于分工与合作导致人类奢侈欲望与日俱增，而奢侈欲望的与日俱增又促使社会分化加剧和人类道德沦丧，最终使王朝和城市走向衰落。伊本·赫勒敦对社会运行结构的阐述比“社会学之父”孔德(1798—1857)的社会学思想要早4个多世纪。伊本·赫勒敦关于社会分工与合作是社会运行的物质基础、群体凝聚力是社会聚合的精神基础的思想与杜尔克姆(1858—1917)的有关社会学思想具有惺惺相惜的味道，杜尔克姆也认为社会团结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分工，精神基础是集体意识(一般成员所共有的信仰与情感的总和)。

结论

伊本·赫勒敦生活在神圣社会与世俗社会的边际上，他的“文化科学”理论既未受神圣社会的束缚，又未沉溺于乌托邦社会的各种设想，而是将注意力集中于现实社会，通过对现实社会的深入剖析和以往思想家各种思想的深刻透视中创建了一门不同于修辞学、政治学、教义学、教律学和通俗智慧文学新的学科体系，这种新的学科体系正如他自己所言“以人类各种体制与习俗为对象，力图有根有据地解释他们的性质、起源和原因”，这种解释不仅对历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进行了界定，而且对他所处时代文明的基本形态、社会运行的基本结构、影Ⅱ向社会运行的基本要素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阐述，虽然由于受时代的限制，他没有为自己所处的社会指出摆脱轮回、超越怪圈的途径，但是其“文化科学”理论中蕴含的文明形态史观、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思想的一些观点对后世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无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虽然21世纪完全不同于中世纪，他的“文化科学”理论不可能无条件应用到现代社会上来，但其关于人类奢侈欲望无限制的膨胀会危机王朝的巩固和城市的繁荣对于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同时，其“文化科学”理论对于理解现代社会产生的历史背景也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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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谭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