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统治者对历史记载的篡改

2022-05-05 08:00:05 | 浏览次数：

读历史，可以总结经验和教训，从而帮助国家、团体、个人作出正确的决策，不犯和少犯错误，这就是司马迁说他撰写《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1]、宋神宗将司马光的史学巨著《论次历代君臣事迹》改名为《资治通鉴》的初衷吧！然而，古人早就说过：尽信书不如不读书；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所读到的历史书，未必然就一定是真实历史的客观记载。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当然很多，例如资料欠缺，例如为尊者讳，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历代统治者利用手中权力，对不利于自己的历史记载大肆篡改。

一、史官制度对统治者的制约很有限

古代的修史，就是为帝王将相立传；这项工作，自古就是史官的专职工作。在古代中国，许多史官是以公正严明的态度从事这项工作，有的甚至被称为“铁面史官”。其中最有气节的，当数春秋时的齐国太史三兄弟和晋国太史董狐。文天祥在《正气歌》里褒扬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两件事情是这样的——

齐国权臣崔杼的老婆棠姜，容貌美丽，被国君庄公姜光看上，两人眉来眼去，勾搭成奸，崔杼于是杀了齐庄公。齐太史公为此事书曰“崔杼弑庄公”，崔杼怒而杀太史公；太史公的弟弟继任太史，依然在史书上记载“崔杼弑庄公” [2]，崔杼又杀之；太史公最小的弟弟继任太史公，依然秉笔直书。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崔杼无可奈何，这事情就被如实记录下来了。齐国的太史们一个接一个地视死如归，这是用鲜血换来的史书上的真话，以及伟大的直书实录的史学传统。

晋国有个正直的大臣正卿（宰相）赵盾，经常谏劝昏君晋灵公，晋灵公怒而派刺客去暗杀赵盾。赵盾的族弟赵穿便杀了晋灵公。晋太史董狐便在史书上写上“赵盾弑其君”[3] ，并且“示之于朝”。后来孔子称董狐为“良史”；同时，孔子也认为，赵盾不干涉史官秉笔直书的权力，也是“良大夫”。董狐不畏权势、坚持直书实录的史笔传统，是自古以来史家以及一切士人的榜样。这种直书实录的传统，令当时的当权者们有所顾忌———担心坏事被记载于史册，从而产生了某种制约作用。

先秦诸侯国的一些史官不畏强权，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直笔写史，成为后世史官的典范。当然，史官能够做到这个地步，除了他们作为史官所具备的应有品德、素养和气节外，也是和当时的史官制度及一般上层社会长期形成的舆论共识的制约相关联的。

中国古代帝王先前是不能看史官所记的关于他自己的实录的。这也是为了保证史官能真正秉笔直书国君功过善恶的一个制度。史载，贞观十三年（639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记“起居注”。唐太宗李世民提出想看褚遂良所记的内容。褚遂良回答说，“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4]。

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应该说也是对皇权的一种制约力量。史官的任务是如实记载历史，包括帝王、权臣的所作所为。这些君臣又非常想有一个身后美名，不想背负“篡改历史”的千古骂名，所以对史官也就特别客气。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5]，就是说的史书对大臣有制约作用；而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则进一步引董仲舒的话说，《春秋》还是一部“贬天子”的著作，说明史书对国君、权臣是有一定制约作用的。

虽然中国古代有好的史官制度，但是，封建专制制度说到底是人治。史官遇到好的君主和权臣，还可以秉笔直书，如实记载历史，否则就只能是要么向君主和权臣妥协，要么就白白地送上自己乃至家人的性命。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更多的是君主和权臣利用手中权力，强迫史官妥协，对不利于自己的记载进行大肆篡改。

崔杼只是一个诸侯国的大臣，就可以为隐恶而乱杀史官，必给后世史家造成精神上的威胁。于是春秋时期的一些史家开始采取口传史事的办法，或是多用“曲笔”以避祸。

司马迁在评论《春秋》、《左传》时说：“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6]班固也对当时的史籍评论说：“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传》、《穀梁》、《邹》、《夹》之传。”[7]但是，靠这种口头传授的方式，势必使史事失实或传出几种说法，结果为后世的史家、学者带来很大的麻烦。

二、统治者的权势可以迫使史官屈从

崔杼之后，两眼盯着史官，动辄审查、篡改史书的君主、权臣更不乏其人。秦汉以后，随着皇权和封建专制的加强，史官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并且一般也不再为世袭了，而是完全融入普通官员的任免系统之中。尽管如此，史官在奉命记载宫廷史事的过程中，仍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权限；只是，他们的政治命运已然每况愈下了。

东晋太和四年（369年），南征北战，屡建大功，自恃威势的大司马桓温率步骑兵5万北伐前燕，在枋头（今河南淇县东南），遭燕军突袭，晋军大败，死伤3万余人。这是桓温军事生涯中最大的一次败仗。桓温手下的博学多才的参军孙盛，写了一部关于晋代历史的《晋阳秋》，其中如实记录了桓温在枋头吃败仗的经过。[8]

桓温这时权势正隆，废皇帝司马奕为海西公，立司马昱为帝（简文帝），正紧锣密鼓地为篡位做准备。他看罢此书，大为恼怒。孙盛已告老还乡，他便威胁孙盛的儿子孙潜说：“枋头一战固然失利，但决不像你父亲所写的那样。如果这部史书得以流传，将关系到你孙氏一门的存亡。”孙潜连忙叩头谢罪，说一定请父亲删改。哪知孙盛生性强直，不畏权贵，不但不改，还把儿子狠狠地教训一顿。诸子见老爹如此强硬，都跪在他面前叩头哭泣，求他为一家百余口人的性命着想，删改《晋阳秋》。孙盛更怒，又大发了一顿脾气。儿子们见劝说无效，便瞒着孙盛，把书中犯忌之处偷偷作了删改。

一场灭门大祸终于得免，而桓温也如愿以偿地掩盖了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哪知孙盛早有预见，事先将《晋阳秋》的定本抄写了两部，寄往前燕收藏。后来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广求异闻，从辽东得到了这部书稿的原本，桓温篡改历史的企图以及历史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前秦皇帝苻坚，其父苻雄早亡，其母苟太后年轻寡居，与将军李威私通，且闹得人所尽知，致使苻坚的血缘不明，让人怀疑他不是苻雄所出。史官也记下了苟太后的风流韵事，并称李威有“辟阳之宠”。苻坚生怕史官照录其母与李威的关系，给他留下不可抹去的“污点”，便不顾制度的规定，调阅起居注和史官编修的有关著作，发现其中果然有关于其母和李威私通的记录。他既羞惭又恼怒，下令将这些记录和史稿全部焚毁，并且要拿史官治罪。但负责编修史稿的著作郎赵泉、车敬等人已死，才未造成一场屠杀。

由于原始资料已经烧掉，后来的史官补写这段历史时，便只能在残缺的史料基础上进行编造，从而给后人留下无法解开的谜团。初唐房玄龄等在写《晋书》时，对于苻坚的出生难以厘清，只好按照前朝史官的写法，称苻坚“其母苟氏尝游漳水，祈子于西门豹祠，其夜梦与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坚焉。”[9]

南朝齐国的开国皇帝萧道成，原是宋国的权臣，总揽军政，威势震主，昇明三年（479年），他迫使宋顺帝刘凖禅位，自己当了皇帝，并改国号为齐。“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帝王）家”这一名言，便是萧道成派兵入宫，刘凖被迫禅位后的哭诉之语。萧道成死后，他的儿子萧赜即位，是为武帝。其间，征虏功曹刘祥撰写了一部《宋书》，将萧道成受禅的经过，直笔实录，并有讥刺之语。萧赜得知后，大为不满，却不好拿此事做文章，便指使御史中丞任遐上书弹劾刘祥所作的《连珠》15首内容多怨刺之语，“轻议乘舆，历贬朝望”、“道说朝廷，亦有不逊之语”， [10]将他流放广州。刘祥在流放地抑郁而死，时年39岁。

齐中兴二年（502年），萧衍逼和帝萧宝融禅位，自己坐上龙椅，改国号为梁，成了梁国的开国皇帝。奉朝请（一种闲职文官）吴均欲撰《齐书》，求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萧衍不许，于是私撰《齐春秋》，称梁武帝为齐明帝佐命之臣，把萧衍趁齐内乱起兵夺取帝位的经过如实写出。萧衍看了《齐春秋》，火冒三丈，下令罢去吴均官职，并将《齐春秋》付之一炬。[11]

北魏大臣崔浩曾仕道武、明元、太武三朝，官至司徒，对北魏统一北方起过重要作用。他博览经史，史书称他“才艺通博，究览天下，政事筹策，时莫能二”。[12]神二年（429年），太武帝拓跋焘为了让自己的丰功伟绩传于后世，下诏令崔浩编纂北魏的《国书》，称赞他“德冠朝列，言为世范”，要他“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崔浩奉诏后，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完成了《国书》的编纂。此时，著作令史闵湛、郄标提出“请立石铭，刊载国书”的建议。崔浩当然赞成，连主持政务的皇太子也认为是好事。崔浩于是调集工匠，在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郊三里处将《国书》刻石立碑，堪称史无前例；况且碑又立在通衢之旁，故前来看稀罕的人络绎不绝。

崔浩在编修《国书》过程中，本着直笔写史的原则，“尽述国事，备而不典”，把北魏皇室的丑闻秘事皆收录其中。可是，在拓跋氏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崔浩常和鲜卑贵族的意见相左，虽然他甚得拓跋氏祖孙三代、特别是深受拓跋焘的宠信，却招致鲜卑贵族和一些大臣的仇视和忌恨。这一下，他们终于抓住了崔浩的把柄，纷纷到拓跋焘那里告状，说他把《国书》立碑，故意将皇室秘事公之于众，是“暴扬国恶”。拓跋焘大怒，忘记了自己曾令崔浩“务从实录”等语，下令将崔浩及秘书郎吏以下参预修史的128人全部处死，并灭其三族。时为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这一中国史学史上骇人听闻的血案，给后世史官的心理留下一道无法抹去的阴影。

三、官修史书为统治者篡改历史提供了方便

唐以前，史书大多为私家编纂，获得好评后再由官方认可或者指定某人继续撰修，《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是如此，且修史者大都是史官。虽然在两晋之后，私家修史较流行，但现存的几部史书，多半也是由官方指定人修的。这类史书，是因官方认可才广泛流行的。私人修史之所以兴起，也正是因为对官方修史的不信任。

从隋文帝始，禁止私人修史，唐代正式建立独立的史馆，唐以后即多由政府出面组织修史。但是，能进史馆成为修史工作人员的，多为皇帝的亲信大臣，从而使篡改历史不仅成为可能，还成为必然。史学的官方化，使国史撰著成为官府的一项政治文化活动；垄断化即只有官府才具有国史的著作权、发表权和收藏权；政治化即国史撰著作为一项政治工作，具有其政治目的。刘知幾在《史通》一书中就对史馆制度的得失利弊进行过分析，尤其严厉地批评了唐代史馆修史的弊端，诸如：设馆修史多秉承监修意志，扼杀一家之言，丢掉了实录直书的传统；史官责任不专，效率低下，等等。[13]凡此种种，都触及了史馆修史之专制主义的本质，显示了一个史学批评家的尖锐锋芒。

唐太宗应该是中国古代称得上“明君”的帝王了，但是他也不顾帝王不得自观起居注的传统，几次提出要看“起居注”。当遭到褚遂良拒绝后，他就向房玄龄索要。后者终于拗不过，将“起居注”删为“实录”给他看。[14]唐太宗观看起居注之事，即使本身并不出于恶意，但此例一开，史官记事独立性的最后一道防线遂告解体，以致后来的“实录”屡有被篡改的记录。于是，“实录不实”乃不免成为后世史书的弊病。

自唐以后，统治者篡改史书已成为经常和必然的事情，尤其是到了封建专制最严酷的明清时代，对记载皇帝的“实录”及史书的篡改达到空前的程度。封建帝王总是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不轨言行从史书中抹杀掉，一是以防它们传到国人和后人的耳目中，引起骚动；二是进行一种宣传，让后人永记自己的“文治武功”。他们力图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的种种劣迹掩盖起来，控制它们的传播。这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明成祖朱棣和清朝的文字狱。

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起兵北平，以讨齐黄为名，号称“靖难”；建文四年破京师（今南京），夺取帝位，是为明成祖。“靖难之役”历时四年，在建文帝时所修《太祖实录》中对燕王及诸藩王自有不利之言词。于是朱棣即位后便对《太祖实录》两度重修。重修旨在全力删除其中的触犯忌讳之处，使其不留一点夺位的痕迹。两次篡改历史，第一次用了8个月，第二次则历时6年7个月。因为篡改得太厉害，致使漏洞百出，于是有“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世界”之说。[15]尽管统治者想方设法通过篡改史书，对历史真相的传播进行控制，但由此却导致后人对明史的不大信任。

清朝的开创者奴尔哈赤本是明朝的地方官。满洲贵族趁中原内乱乘虚而入，入主中原。他们确立全国统治后，曾严厉执行长时期的文化杀戮和奴化政策，不遗余力地搜书、焚书、删除、篡改古书，旧书新书凡是有涉及外族的地方，一律修改，有诋毁的地方，全书抽毁或禁行或全毁。清廷在编纂《明史》上也花费了不少心计。首先，是大面积地羁縻文人，设法让他们合作，对不合作而擅自写史书的作者，采取充军、杀头、籍没等酷刑；其次，是篡改历史，把有关其祖先建洲女真的史料刻意隐瞒、歪曲、删除、篡改，努力证明其祖先在历史上一直是自主的，从未臣属过明廷，建洲女真也从来没受到明朝政府管辖。

纂修于清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尽管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丛书，但清廷在修书的幌子下，诏令全国图书一律进献检查，对不利于清廷的文献实行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篡改。时查缴禁书竟达31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16]

综上可知，历史本来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然而记载历史、研究历史的工作却是由人做的，而人性是复杂的。封建统治者对历史的恶意篡改，只能使真实的史实湮落于九天云外。尽管有许多史学家去考证史实，补先人之遗失，然而要还原历史的真相还是很难。因此，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培养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尤其是对历史教科书而言，比掩盖真相更可怕的是让学生放弃独立思考，而这恰恰是一些历史教科书的最大弱点。所以，读历史书就一定要本着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原则，带着疑问去读，去思考，去研究，不要迫于权威而却步。

注释：

[1]《史记·报任安书》。

[2]《史记·齐太公世家》。

[3]《史记·晋世家》。

[4][14]《贞观政要·文史》。

[5]《孟子·滕文公下》。

[6]《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7]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论》。

[8] 《晋书·孙盛传》。

[9] 《晋书·苻坚载记》。

[10] 《南齐书·刘祥传》。

[11] 《梁书·吴均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