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业生态经济发展多维度公共政策选择与测度

董玮，田淑英，刘浩. 林业生态经济发展多维度公共政策选择与测度[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27（11）：149-158.[

DONG Wei，TIAN Shuying，LIU Hao.Choices of public policies for forestry ecological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the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ments[J].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7，27（11）：149-158.]

摘要

本文基于2003—2013为期11年的跟踪调研，使用涵盖9个省份共1 497个样本农户的数据，多维度实证检验了中国林业公共政策对林业生态经济发展的政策效应，并测算了各项政策的贡献度。结果表明：①对于以个体农户林地面积为主要指标的林业生态效应，本文考察的公共政策都有显著的正向贡献，其贡献度大小依次是：产权政策35.53%，管制政策8.63%，财政政策8.21%。具体到细分措施，造林补贴主要针对生态林有最为显著的效果；而对于商品林，抚育补贴、集体林权改革、林木资源管制政策的效果更为明显。②对于林业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林业公共政策也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不过各政策贡献度大小排序与其对生态效应不同：产权政策5.14%，财政政策0.83%，管制政策0.16%。细化来说，林地流转、林木采伐指标限额和造林补贴政策是效果最为显著的前三项。③不同省区由于所处区位差异、资源禀赋差异、环境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差异，各项林业公共政策在各地区的贡献度也不尽相同。对于林业生态发展，产权政策贡献度最高的是山东省43.82%，财政政策贡献度最高的是辽宁省13.63%，管制政策贡献度最高的是福建省11.66%；而对于林业生态经济发展，福建省的产权政策贡献度最高，达到10.06%，财政政策和管制政策贡献度最高的均是湖南省，分别为1.8%和0.87%。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宜采用因地制宜方针设计各地区林业公共政策的优选方案，激发商品林的生态功能，培育生态林的经济功能。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行造林补贴普惠制，增加抚育补贴中用材林的比例，创新采伐管理方式。

关键词 林业生态经济；财政政策；产权政策；管制政策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KG*2]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7）11-0149-10 [WTHZ]DOI：10.12062/cpre.2017035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而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自然森林不断遭受破坏，生态功能愈来愈弱，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安全迫在眉睫。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生态环保公共政策，生态保护与发展已成为与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并行的一种新常态。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因此，如何有效保护并合理开发利用森林资源，催生林业生态经济增长点，是当前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林业生态经济发展是以林业生态系统承载能力为基本约束条件，在不破坏森林系统的自平衡能力与自我修复能力前提下，以林业资源为基本生产资料，实现其经济价值最大化的新型发展模式。促进林业生态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后文统一使用“林业公共政策”）是由政府以权威形式制定，“以促进林业生态经济发展为目标，寻求相关权利主体群体福利最大化”的一组相互关联的决策束。林业公共政策通过调整林业资源和林业收益在不同权利主体间的分配，改进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益分配的公平性，达到在保护并合理利用森林资源的基础上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目的。因此，从多个维度测度林业公共政策的生态经济效應，并给出科学的优选方案尤为必要。

1 文献综述

中国实施林业重点工程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林业政策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王小龙[1]以陕西省为例研究了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中的激励不相容问题，解释了市场冲击会使农户的自利性经营行为偏离社会生态目标。徐晋涛等[2]分析了利润分成和采伐限额两项不相容政策对国有林业企业激励的影响，认为信息不对称是导致超限额采伐和国有林资源增长率下降的原因。刘璨等[3]评价了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对农户收入的短期影响，结果表明退耕还林对消除贫困的影响考虑不足。Shen等[4]、Liu等[5]从宏观层面证实防护林工程和天保工程都对农民的收入产生了积极影响，Mullan等[6]继而研究了天保工程对农户收入的微观影响方式，认为天保工程对木材采伐的收入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对家庭总收入产生了积极影响。王昌海等[7]设计了评价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指标体系，Han等[8]分析了中国南方集体所有竹林地的林权制度改革对环境的影响效应，Saitojensen等[9]的研究发现森林权属改革是减少森林砍伐、减缓森林退化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政策选择。

也有不少学者研究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生产要素配置和收入的影响，Qin等、Yi等[10-11]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农民对合同规定的各种林地产权属性的偏好，结果都发现较强的合同权利保障能够增进农户对林地的投资，Holden等[12]也证实了土地权属安全能够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Xie等[13]认为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造林有显著的积极作用，Wang等[14]认为林改配套改革措施对农民的非农就业有显著影响。刘璨[15]认为家庭经营、木材一家进山收购和林业税费制度是促进森林资源可持续管理和农民增收的关键因素。刘金龙等[16]对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林业政策协调与合作展开了研究。

虽然学者们从不同层面关注了林业的生态效应和经济效应。但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①由于缺乏对林业生态经济的精确理解和定位，现有对这两大效应的研究仍是孤立且割裂的，不利于探究生态与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难以从理论上为林业生态经济寻得有力的立足点。②从公共政策的视角，研究公共政策带来的生态经济效应仍然鲜有见证，并且缺少实证研究，不利于为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切实的学术参考。③对于不同的公共政策对林业生态经济发展贡献度的大小更是缺少关注与测评，缺乏对政策改进的指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