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生活世俗化的趋向

摘要：新的历史时期下，中国穆斯林群体在不断壮大、发展，特别是流动穆斯林群体，相较以往，大量涌入东部、东南部地区，已经在我国各大城市流动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在众多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也在不断的变化发展，在哲玛提多样化，宗教派别差异以及朝觐政府管理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世俗化倾向，通过探讨这些方面具体表现，可以对近年来中国一些穆斯林宗教生活进行深层次理解，对涉及当前中国穆斯林宗教生活的其它方面进一步认识、研究。

关键词：哲玛提；宗教差异；流动穆斯林；朝觐组织

一、 前言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至今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至今，中国信仰民族众多，现有回、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撒拉、塔吉克、保安、塔塔尔、东乡、乌兹别克十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教义、礼仪等许多方面已经渗透到其生活的各个方面，伊斯兰教宗教生活是他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穆斯林现已成为当代中国相当大的宗教群体。然而，新时期下的这些中国穆斯林宗教生活又有着新的变化，就笔者观点认为，其主要趋势是越来越世俗化的宗教生活。本文将从中国穆斯林的哲玛提社区、宗教派别和朝觐管理等三个方面来具体表述，说明这种宗教生活的世俗化趋向。

二、 哲玛提多样化

Community（社区）在英文中的本义与伊斯兰教中的Jamaat（哲玛提）非常近似，都包含有共同体、集体的意思，指宗教信仰、种族、职业等方面相同的人构成的集体。“对于大部分回族穆斯林来说，Jamaat是他们的社会存在形式—一个与强势的汉文化社会分立、结合的普遍形式。”[1]而清真寺又是哲玛提中极为重要的部分，与其他宗教活动场所相比，清真寺不单是宗教活动场所，更是一个民族聚居社区的中心，也是哲玛提族群性中地缘、社缘特征的重要体现。地缘是指寺坊意识很强，该意识表现在个体上就是穆斯林不愿意轻易搬离自己长期生活的哲玛提；社缘是指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甚至这种共同的族群认同意识往往成为他们地缘结社的内在精神力量。

（一） 清真寺功能的演变

传统社会（以及现在有条件的地方）穆斯林是不能离开清真寺生活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大量流动穆斯林进入城市，清真寺除了宗教功能，为了满足穆斯林需求的多样，而呈现出更多现代性与世俗化。比如南京的草桥清真寺现在不但可以帮助穆斯林举办伊斯兰教传统婚礼仪式，而且还组织了一个穆斯林婚姻介绍所，帮助青年穆斯林找到志同道合的另一半。

在教育上，虽然也有传统的经学教育，但是由于现在穆斯林孩子普遍需要到学校学习汉文化，所以为了青少年穆斯林能够学习一些简单的宗教知识，一些清真寺利用暑假和双休日开办了阿拉伯语学习班和宗教知识讲座，甚至利用假期组织青年穆斯林大学生开展健康有益的文艺、郊游、谈心会等活动。比如天津清真寺南大寺曾經组织以流动穆斯林子弟为主的小学生暑期夏令营活动，带学生到北京牛街参观清真大寺等。

割礼是阿拉伯语“海乃特”的意译，俗称“逊乃提”，被视为履行天命和逊乃的圣行，意味着男孩在宗教上趋向成丁，开始步入承担宗教义务的阶段。以往割礼主要在清真寺举行，一般是请专门的宗教人员施行。但是由于卫生观念的影响，现在在医院进行较多。医院手术安全、伤口愈合得快，割礼地点的变化使这一圣行的宗教含义淡化了许多。有时除了进行手术外，传统的宗教仪式不再举行，保留的仅是割礼的医学解释以及对教义和民族文化的认同。

（二） 它样哲玛提的出现

在流动穆斯林进入城市以后，存在着原有的清真寺已经不能够满足大量穆斯林和清真寺距离较远的问题。政府公开允许的深圳市宗教活动场所只有上梅林清真寺，另外还有两个特许活动点。这样的分布不能满足流动穆斯林的需要，因此他们就只好采取一些特殊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其一是在比較大的清真饭店开辟一间专门供客人礼拜用的房间，这样的礼拜房间，没有专职的宗教工作人员，但是可以满足人们的一些宗教功课需要。其二是在一些条件较好的穆斯林家中举行小型集体礼拜活动，也可以称做家庭聚会。这样的家庭聚会一般在西北地区是不容易见到的，但是在流动穆斯林集中的地方如深圳、上海和南京都已经出现，且还不是个别现象。由于有了家庭聚会和清真饭店礼拜房间的开设，流动穆斯林的礼拜场所问题得到了一些缓解，结果却导致流动穆斯林对清真寺依赖程度不断降低，部分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得以离开清真寺。随着流动穆斯林人数的进一步增长，这种以家庭和朋友为单位的流动的“哲玛提”（小型集体礼拜）就可能会成为都市流动穆斯林的主要活动形式。

同时，网络哲玛提也是穆斯林活动的新型社区。正如马强在研究中提出：“哲玛提是一种特制的社区—宗教社区”，他认为这种社区实质“强调的并不是地域，而是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具有同一文化的同质人口以及她们之间的互动关系”。[2]广州穆斯林网络互动社区成员主要是来广州的翻译队伍和学生，以及部分全国各地的年轻穆斯林。网络哲玛提打破了时间和地域界限，已经成为广州穆斯林相互之间联系的重要渠道，他们在虚拟的网络中共同寻求文化的认同，及时传达着信息以及对伊斯兰、穆斯林事务的理解。

三、 宗教派别差异弱化

中国伊斯兰教的派别是国外伊斯兰教不同教派思想传入后，与我国穆斯林地区的实际相结合，并吸收中国文化的内容和传统习俗，经过变革而民族化的结果。但是当下，中国的伊斯兰教派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弱化，这种趋势在流动穆斯林中尤为明显，参考《熟悉的陌生人—大城市流动穆斯林社会适应研究》一书中对流动穆斯林的调查研究：“调查中，无论是天津、深圳、上海、南京、广州、义乌，流动穆斯林的教派矛盾几乎已经被完全消解。”

[3]

流动穆斯林到城市的主要目的是进行经济活动，寻找经济收入来源，并不是来传教的，他们到清真寺的主要目的是完成自己的宗教功课，因此他们对不同教派门宦能够相对宽容。客观上来看，流动穆斯林面临的生存环境相对一致，有利于他们整合成为一个整体，在城市中生存下去。比如义乌商贸城已经成为穆斯林一大社区，义乌的穆斯林主要来自宁夏，他们大多数在家乡学过一段时间阿拉伯语和宗教知识，是非常虔诚的穆斯林。义乌商贸城水房小，同时来的穆斯林很多，没有时间在那里等着大小净，那么大家就采取一些变通的方法来解决。一些穆斯林在时间不允许的情况下就会用手摸一下脚，举意后就上殿了。部分在义乌的流动穆斯林简化宗教功课程序虽然不合宗教规范，但确也说明，流动穆斯林的伊斯兰教教派分歧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正在逐渐减弱。

四、 朝觐政府管理现代化

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开始实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朝觐政策。中国穆斯林朝觐必须公开、公平、公正的进行报名排队，身体健康和经济富裕是基本条件。在获得朝觐资格后，根据我国出入境管理规定完备体检、政审以及申领护照及其它各项手续。在确定参加朝觐后，还要积极参加各地对朝觐人员进行的各项培训，服从地方各级朝觐组织部门的安排，参加到指定的分团，注射疫苗，乘坐包机前往目的地等等，可见中国穆斯林朝觐已经不是单纯的个人宗教信仰行为，而是政府组织管理下的团体行为，虽然它的宗教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具体的事象已经涉及世俗化。

中國穆斯林的朝觐活动已经有一套较为完备的指导体系，政府认为朝觐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民族发展进步等重大问题，属于政府必须管理的宗教事务，党员干部不得参加朝觐，不得为亲属争名额。中国伊协统一组织我国公民出国朝觐活动，国家宗教事务局还会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编写了《朝觐团带队人员工作手册》、《朝觐团教务指导人员工作手册》、《朝觐团安保工作手册》等培训和工作材料。甘肃、新疆选派经学院优秀高年级学生随团工作，云南开设了志愿者工作站，多名具有医疗专业技术职称、阿拉伯语和英语对话能力的中青年朝觐人员为哈吉们服务。从上面这些可以看出政府对于朝觐是具有政治性质的管理，而种种条例的施行，巩固了朝觐的规范性。

五、结语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穆斯林的宗教生活或者为了更加适应个体自身发展要求，或者为了使中国伊斯兰教更好的传播，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世俗化的倾向，不仅在哲玛提社区、宗教派别和朝觐管理上有所展现，甚至在宗教意识上，改变也在发生。以昆明聚居的新街回族社区，西华园穆盛达商贸公司和呈贡斗南奶牛合作社为例。居住在这两个社区的新街回族，都以经商为生，其中西华园穆盛达商贸公司租地建设了集体宿舍，有近83户近300名新街回族聚居在这里，是一个典型的回族“城中村”，形成了特殊的族群聚落。离开了几世同堂的多代聯合家庭，新街回族农民进入城市后，新一代的孩子没有在潜移默化中向长辈学习民族传统知识和模仿的对象，加之家庭教育、社区教育与学校教育在传统知识上割裂，家庭作为文化传承载体的弱化，给传统文化的传承带来了阻力。除了正式的宗教场合，他们不再穿戴传统的小白帽、盖头，许多年轻人教门意识越来越淡漠，很少到清真寺、礼拜房。[4]然而这种变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下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世俗化是必然的趋势，同时做出一些新的改变可能更加有力于激发中国穆斯林的活力，进一步说也是促进了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文炯，张嵘.Jamaat：都市中的亚社会与族群文化—以兰州市回族穆斯林族群调查为个案[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1，（03）.

[2]马强著.流动的精神社区 人类学视野下的广州穆斯林哲玛提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4-15.

[3]白友涛，尤佳，季芳桐，白莉著.熟悉的陌生人—大城市流动穆斯林社会适应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88-90.

[4]周大鸣，马建钊主编. 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5：184.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