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在李庄的岁月

在宜宾市李庄镇板栗坳，有一块《留别李庄栗峰碑铭》，记载了中央研究院在李庄五年多的难忘岁月中，与李庄人民结下的山高水长的深厚情谊。在碑后留名的50多人，在当时或后来都是国际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李庄，这个长江边上的古镇，在抗日烽火的岁月里，使这些专家学者“从容安居”“不废研求”，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历尽艰险到李庄

中央研究院于1928年6月9日在上海成立，首任院长是蔡元培先生。中央研究院成立后，陆续按学科分科设置各研究所，到1937年抗战发生时为止，已设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及动植物等十个研究所。历史语言等人文学科设在北平，理、化、工三研究所设在上海，其余各所均设于南京。“九·一八”事变后，设在北平的研究所先后迁至南京。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分设于重庆、北碚、李庄、昆明四区。迁设于李庄的，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研究所。

史语所是中央研究院中最大、人数最多的一个研究所。“七·七”事变后，先是迁至长沙，后又经桂林、龙州、镇南关、越南河内，然后搭乘小火车到昆明。这已是1938年底了。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多相对安静的日子，1940年，日本侵略军大举南侵，占领了鄂、湘等省交通干线，两次长沙战役先后打响，云南的安全受到威胁，西南大后方的中心城市也不断地遭到日机大规模的“疲劳轰炸”。迁到昆明的不少机关、学校，被迫决定再次西迁。但是，哪里是一个能安放下一张相对平静的书桌的地方？这时，一封充满感情的十六字电报，最终确定了这次迁徙的目的地，是四川省长江边上的一个小镇——李庄。中央研究院租用李庄板栗坳“栗峰山庄”张家六处大院作为办公和生活用房。

1940年10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所、体质人类学所与同济大学陆续从昆明往宜宾李庄搬迁。汽车从昆明出发，一路艰辛，经曲靖、宣威、毕节、四川叙永、泸州，再转乘民生公司的轮船，溯长江而上到宜宾。李庄在宜宾下游19公里右岸，但当时这个小镇没有停靠轮船的码头和趸船，轮船上的人、货必须在宜宾码头转船。1940年11月12日下午，民生公司一艘驳船，装载着史语所140箱公物从泸州抵达宜宾停靠合江门码头，然而，就在货箱将在第二天过裆时，发生了一件使中研院专家们捶胸顿足的事故。当天晚上，这艘驳船因年久失修，底仓进水，被船上的船员发现时，已是第二天凌晨，底仓已进水一半。放在底仓里辗转万里的珍贵的书籍、资料以及十几包水泥、线圈全部被水淹没。宜宾市档案馆保存的民国档案记录了此次事故。后经全力抢救，沉入长江的驳船内的箱子全部打捞了上来，运上码头开箱进行晾干，减少了损失。民生公司承担了事故责任，但损失是无论如何也赔偿不起的，第六区（宜宾）专员公署作为见证，在事故书上签了字。史语所从南京运出的大小箱子共计600多个，包括了20多万册珍贵图书、资料，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青铜器、古人类头盖骨、骨骼，明清皇室档案以及古籍善本等。这批箱子，全部运到了李庄，直至抗战胜利，于1946年6月安全回到了南京。

傅斯年与史语所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著名历史学家。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为学生领袖之一。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抗战期间还兼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史语所迁李庄的六年，也是傅斯年最忙碌的一段时期。不仅要忙院务，还要忙所务，为史语所的研究方向把舵，同时还要关心在李庄的本所及其他学术机关的专家的生计，常常重庆、李庄两头忙。傅斯年是1942年到李庄的，住在板栗坳桂花院，该院至今仍保持着原貌。傅斯年的旧居，目前为傅斯年当年抬滑竿的脚夫张海洲的孙子一家居住。提起傅斯年等中央研究院的先生们，现今住在板栗坳的老人们都记忆犹新，对他们的学识、人品无不交口称赞。在李庄时期，傅斯年组织学者们将明清大库档案资料进行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是抗战前，傅斯年把它争取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在李庄极其艰苦、简陋的条件下，组织出版了《六同别录》学术论文集，共收录了中研院16位专家在李庄的27篇研究成果。内容涉及历史、语言、文学、民俗、民族、人类学等领域。该书为石印线装，分上、中、下三册。之所以取名为《六同别录》，用傅斯年的话说，李庄曾是六同郡所在，将李庄的这些研究成果单独编印成册，作为在李庄的纪念。

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都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组织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其后先后发掘十五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傅斯年在历史学研究方面，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发表论文、著作百余篇（部），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李庄时期的史语所，汇聚了一批中国一流的专家学者，如考古学家吴金鼎、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历史学家梁思永和劳干、语言学家李方桂等，他们虽饱经战乱，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在李庄，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果。

吴金鼎是山东龙山黑陶文化的发现者。抗战期间，他带领苍洱古迹考察团，以王介忱（吴夫人）及英国考古学博士曾昭燏为团员，从事大理及洱海一带的考古工作。在吴先生主持下开了“女性考古”的先河。在李庄，他们把这一带的工作写成《云南苍洱考古报告》，这本报告很特殊，插图都是用木板刻印的。1941年春，组织川康古迹考察团，吴金鼎任团长，从事川康境内考古工作。此时发掘经费拮据，这是考古最艰困的阶段，吴金鼎尚能乐于处之，并取得了重大的考古成果。董作宾为殷墟考古第一人，他的甲骨文研究，打开了商代晚期200多年浑沌历史的大门，《殷历谱》是在李庄最后完成并石印出版的；1941年他与梁思永合著的中国第一本大型田野报告《城子崖》也是在四川李庄石印出版的。1940年10月底，梁思永一家迁到李庄，住在原羊街八号罗南陔家。到李庄不久便突然病倒，并且病得不轻，经确诊是肺病，罗家的书房“植兰书屋”，便成了梁思永养病和工作的地方。梁思成、林徽因从上坝到镇上，都要到罗家去看望梁思永。当年，房东罗南陔的儿子罗萼芬在同济工学院附中念书，对当时的情景印象很深，罗萼芬生前回忆说，梁思永是历史学家，在我家研究宋史。当时我父亲也爱好文史，他两个很谈得拢。常常在兰花丛中，安两个马架，或躺或坐，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我们亲戚多，常从乡间送来的瓜果蔬菜，都照常送两份给梁家兄弟，减少他两家上街买菜的花销。

陶孟和与社会所

陶孟和，祖籍浙江绍兴，1887年11月5日生于天津。曾赴日本留学，1910年又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学习社会学和经济学，191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归国后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14-192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还担任过《新青年》编辑。陶孟和与马叙伦等发起成立哲学研究会。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曾参加过哲学研究会的活动。1919年冬，在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十几人曾联合“请蔡子民、陶孟和、胡适之三先生各谈话一次，均在北大文科大楼。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毛泽东每次都参加，在他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陶孟和开创了中国的社会调查与社会学研究。1934年，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抗日战争期间，研究所几经转移，终于1940年秋在四川宜宾李庄镇安顿下来。此时研究人员虽然不多，且条件十分艰苦，但在陶孟和的带领下，仍然做出了重大的研究成果，其中之一是《抗战损失研究和估计》。因为陶孟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各方面的损失估计以及和会谈判情形十分了解，所以他提出应该早日进行研究，将为以后抗战胜利和谈判赔偿问题时提供资料准备。这是一项很有预见性的重要研究工作。七十年代初在中日复交谈判中，周恩来总理曾派人了解过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做过的抗战损失估计。虽然后来我国放弃了赔款要求，但在谈判时仍证明这项研究工作是有重要意义的。

社会所的副研究员罗尔纲，在李庄时期到广西的社会调查，使他成为太平天国史的专家。罗尔纲在史学上有显著的贡献，一生著有论文四百余篇，著作四十余种，约八百万字。编纂太平天国文献资料，约三千万字。

吴定良与体质人类学研究所

体质人类学研究所，是从史语所分出来的，成立于1944年，驻地在李庄板栗坳小地名为门官田的张迎恭大院，所长为吴定良博士。吴博士是江苏金坛人，1893年1月出生，1926年8月，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攻读统计学。1927年，转到英国伦敦大学文学院，继续攻读统计学。1928年获得统计学博士学位。1930年，吴定良成为“国际统计学社”第一个中国社员。之后，他申请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研究补助费，继续留在英国学习人类学，成为中国第一个学习人类学的留学生，先后发表论文50余篇，1934年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是中国人类学主要奠基人。1935年夏，吴定良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邀请，回国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主任兼专任研究员，其间创建和主编了《中国人类学志》期刊。李庄时期，主要是根据出土的人类骨骼和化石，研究人类进化和发展过程。吴定良在人类学研究方面的内容很广，涉及到人类进化、现代人体质、测量仪器的改进等方面。在古人类学方面，他对北京猿人、南京阴阳营新石器时代人的骨骼标本进行深入的研究，对各阶段的猿猴与猿人的骨骼作了细致的比较，并采用两种统计指数进行分析，发表了《古代人复原象》等一批论文。吴定良长期深入贵州、云南山区的少数民族地区作体质调查，是中国体质人类学和人种学研究的开创者。

体质人类所另一位在民族人类学上富有研究成果的，是芮逸夫研究员。中央研究院流寓西南，使许多过去不曾接触过西南少数民族的专家学者，意外地获得了一次机会，形成了一个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民族民俗的高峰期。芮逸夫是第一个研究僰人悬棺葬的中国专家。李庄时期，芮逸夫来到距李庄不远处的珙县麻塘坝，对僰人悬棺进行考察；到兴文、叙永一带，对苗族进行考察。回到李庄后，写出了《川南民族的悬棺问题》、《中国的岩葬制》、《川南鸦雀苗的婚丧习俗》、《苗语释亲》等论文。《湘西苗族调查报告》通过田野调查、图片、绘画等，系统地论述了苗族的族源、历史、语言、服饰、习俗等，是一本民族学的经典著作。

中研院李庄轶事

抗日战争时期，李庄还是一个民风淳朴、民智不开的地方，人们孤陋寡闻、思想守旧。同济大学于1941年3月开课，医学院开设有解剖课，而中研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根据出土的人类骨骼化石，研究人类进化和发展的过程。其时，李庄镇仅有人口3000人，众多的学府、文化学术机构入迁，使人口猛增至15000人，市面也繁荣起来，常有菜农、勤杂小工出入这些院落、庙宇，给他们送菜、干活等，解剖用的人体和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古人类骨骼、化石进行研究的情景难免被这些人远远地窥见，而旧时的屋宇采光又不好，于是“中央研究院吃人”的谣传便在附近农村传开来。

时值春夏之交，冷暖气流在川南交汇， 天气多雨，中央研究院所在的板栗坳张家大房子有几处漏雨，为使珍贵的资料、文物不至于受潮，便请了几名民工上房检漏。当这些民工将体质人类所的大房子瓦片揭开时，透过檩子，猛然发现室内一具具白骨，一些戴眼镜手拿工具的人围住这些人骨，有的似乎在“啃脑壳”，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面色如土从房上连滚带爬地跌下来，边跑边喊：“中央研究院吃人了！中央研究院吃人了！”

抗战期间，乡村实行保甲联防制，附近民团的人听到呐喊之声，便敲起锣来。村民们闻鸣锣之声,以为有土匪或汉奸骚扰,纷纷准备自卫。在张家大院附近担任警卫的18师一个连，发现有人乱嚷嚷，怕事情闹大，便出来追赶抓人。不明真相的乡民更以为是当兵的帮助中研院抓人，“吃人”之说更以讹传讹，愈传愈远。

事情非同小可，这不仅关系到众多科学家的安全，且关系到中央博物院及中央研究院上千箱文物、十几万册图书资料的安全！情况迅速报到专署，再转报到了内政部。内政部的官员吃惊不小，立即下令地方加强戒备。时任四川省第六区（宜宾）专员的冷薰南感到事关重大，立即会同当地驻军、保安部队头头及南溪县长（当时李庄隶属南溪）赶往李庄， 与驻李庄的6家研究机关及同大负责人会商处理办法，并加派了两个连的武装进驻李庄。

会上，傅斯年等人认为，过不在民众， 实乃内地偏僻、教育落后、民智不开所致，抓几个人不仅使民众无辜，也无济于解决问题。何不启发民智，公开举办一次科学展览，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此建议得到冷薰南等与会人员的普遍赞同。

于是，经过精心筹备，举办了一次以当地农民为主要对象的文物展览，展出内容有古代战车模型、古代兵器、历代衣冠甲胄、国外进贡的文物和文表以及引起民众误解的出土的古人类骨骼、骷髅和化石等。以李庄偏僻小镇之民，如何见过这等档次的珍贵展品？立即轰动四方，远在成、渝两地的学者、学生均络绎不绝地前往参观、研究。“中央研究院吃人”的谣传便不攻自破。以后，这样的展览还举办过多次。郭沫若先生回沙湾故乡探亲返渝时，乘舟而下，还专门在李庄停留，看望老朋友并参观了展览。这些展览在传播科学知识、开启民智方面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讲到李庄的轶闻趣事，不能不提到一位当地的知名人士罗南陔。罗生于1885年， 为李庄镇的富户，自幼熟读经史，擅长书法金石，善结交，在当地广有人缘，有“小孟尝”之雅号。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罗南陔主张实业救国，1918年，他带头集资将其石板田约100亩土地、房屋用来创办“期来农场”，引进意大利蜂、澳洲来航鸡、北京鸭等新品种，学习和推广科学养殖，并把儿子罗莼芬派送到成都蚕桑学校学习。罗先生还同共产党地下组织有秘密交往，暗中资助款项等。1940年, 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等顺利迁入李庄，同他的主张和斡旋分不开。1943年, 在宜宾电厂的支持下，架通了全长15公里的6000伏输电线路，解决了学校和居民的照明, 并为李庄早期的工业奠定了基础。

由于众多机关学校的迁入，使李庄的风气逐渐开化，罗南陔的儿子、女儿、侄女结婚，都采取了移风易俗的新式婚礼，不坐花轿，不拜堂，不搞旧的礼仪；其妻去世，只开追悼会，不搞道场等迷信活动。他的女儿罗筱蕖嫁给了中央研究院的逯钦立，这段姻缘，还是傅斯年先生当的月老；他的侄女张素萱嫁给了史语所的李光涛，后均随中央研究院去了台湾。中央研究院的两个大龄青年，先后娶了在栗峰小学教书的罗家表姊妹，这事一时在李庄传为佳话。

中央研究院在李庄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六年，且条件相当艰苦，但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还启发了民智。无论对于中央研究院还是对李庄来说，这都是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

作者单位：四川省宜宾市政协

责任编辑：王封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