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话剧奠基的先行者

百年话剧 百样人生

在纪念中国话剧百年之际，最值得我们骄傲的是中国话剧人。

熟悉中国话剧史的读者都知道，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浪潮中，中国话剧界的先辈最初是把话剧作为救国救民，启迪民智，唤醒民众的工具引进的。一百年间，中国话剧在跌跌撞撞中一步步成长，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之路上沧桑无数，亦荣光相随。

纵观世界戏剧的发展史，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民族的话剧人如同中国话剧人一样，在民族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一代又一代的话剧人在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做出自己独特贡献的同时，亦迅速成长，进而成熟。

抚今追昔，中国的话剧人成千上万，珠玑满眼。在这里，我们一方面介绍九位为中国话剧奠基的历史人物，是以深切缅怀这些曾在中国话剧天空中熠熠生辉的名家大师；另一方面亦将在中国话剧史上地位独特的“活化石”欧阳山尊，及七位当前活跃在话剧一线的剧作家、导演、表演艺术家及制作人介绍给读者，是以管窥我们当今的话剧舞台，展望话剧艺术的未来之路。

李叔同 燃起最初的烽火

1907年，正是樱花绽放的季节。

在东京骏河台中国青年会的一个赈灾募款的游艺会上，演出了法国小仲马的名剧《茶花女》第三幕。李息霜演茶花女、曾孝谷演亚蒙的父亲、唐肯演亚蒙、孙宗文演配唐。此次演出在东京的留学生中引起很大的反响，其中李息霜的表演尤为精彩。日本的一位老戏剧家松居松翁特意撰文，对其演技激赏不已。他说，“中国的俳优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即李息霜）。当他在日本时，虽仅仅是一位留学生，但他组织的‘春柳社’剧团在有乐座上演《椿姬》（即《茶花女》）一剧，实在非常的好。不，与其说这个剧团好，宁可说就是这位饰椿姬的李君演得非常的好。”“他们那脚本的翻译，是很纯粹的；化妆虽简单一些，却完全是根据西洋风俗的；当然和普通的改成日本风的有些不同。会话的中国语，又和法语有相像的地方，因此，愈使人觉得痛快。尤其是李君的优美婉丽，绝非日本的俳优所能比拟。”“我当时看过以后，顿时又回想到孟玛小剧场所见裘菲列表演的椿姬，不觉感到十分的兴奋，竟跑到后台去，和李君握手为礼了。”他认为李叔同“确是在中国放了新剧最初的烽火”。

这位春柳社的发起人李息霜原名李叔同（1880-1942）,又名李哀、李欣等。生于天津，原籍浙江平湖。弱冠奉母至沪，入南洋公学，参加过学生演剧，是护学部的主持人，还编演过一些剧目。母亲亡故后，他只身东渡日本留学，入东京上野美术学校，专习绘画，兼学音乐。他多才多艺，中国古典文学造诣甚深，精于诗词、书法等。据李芳远《春柳时代的李哀先生》记载：李叔同等“在某艺院看了川上音二郎夫妇所演的浪人戏，他们爱好戏剧的热情，从事戏剧的愿望，已经像心血来潮地从内心逼迫出来。后来他们拜晤了戏剧家藤泽浅二郎，得到他的帮助和指导，于是大胆地组织了一个春柳社。”回国后，李一度执教于浙江两级师范学校。1918年削发出家，法号“弘一”。后于抗战期间圆寂于福建泉州。

欧阳予倩 仿佛为戏剧而生

欧阳予倩名立袁，号南杰，笔名春柳，生于湖南省浏阳县的一个书香门第、仕宦世家。他从小就受到革新思想的熏陶，由于家学渊源因而打下很好的文学基础。1902年，才13岁，就到日本求学，先后在成城中学、明治大学商科、早稻田大学文科读书。他在童年时代就喜欢中国戏曲，1907年在东京看到春柳社首次公演新剧后，就加入了春柳社。不久，在该社第二次公演的剧目——也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话剧《黑奴吁天录》里扮演两个角色，从此与话剧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0年回国后，其“爱戏剧之心”甚为坚定。1912年参加新剧同志会。他一面演出新剧，一面学唱京剧青衣。1913年他另行组织文社，文社在长沙演出影响很大，不久被反动军阀查禁。欧阳予倩不得已又于1914年重返上海，先后在春柳剧场、民鸣社等文明戏班演出新剧。1916年他“下海”演京剧，此后相继在笑舞台、新舞台挂头牌旦角，与梅兰芳并誉，时称“南欧北梅”。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他立即旗帜鲜明地投入到了创建五四新剧的潮流之中。为了培养戏剧人才，他应实业家张謇之邀，于1919年到南通创办新型的戏剧艺术学校——南通伶工学社，主持兴建了新型剧场——更俗剧场。

标志他创作新阶段的是他参加民众戏剧社，以及上海戏剧协社后，于1921年发表的《回家以后》和1925年发表的《泼妇》。这是欧阳予倩摆脱幕表制编剧方法而创作的规范的话剧剧本，1927年创作并演出。1928年发表的《潘金莲》，作者以更为激越的感情和现代的意识，刻画了一个反传统的潘金莲的形象。徐悲鸿称赞此剧“翻数百年之陈案，揭美人之隐衷；入情入理，壮快淋漓，不愧杰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欧阳予倩于1929年创办了广东戏剧研究所，到1931年停办。在此期间，他仍然坚持话剧创作，都是服膺于抗日斗争之作。此时他把更多精力放在培养戏剧人才上，后来广东和香港的一些戏剧骨干，都是欧阳予倩培育出来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以满腔热情投入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的活动，担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并且组织了中华京剧团，编演宣传爱国主义的《梁红玉》、《渔夫恨》、《桃花扇》等剧，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1938年5月，应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博士邀请，欧阳予倩到广西改革桂剧，辗转香港到达桂林。 一直到1946年10月返回上海，时间长达七年之久。在桂期间，他依靠广西当局的进步力量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大力支持，于1940年3月3日创建了广西省立艺术馆，成为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培养了大批戏剧、音乐、美术和舞蹈人才，为抗日文化运动增添了新的血液，并且得以于1944年2月15日，在新落成的广西省立艺术馆，成功地举办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

这一时期，欧阳予倩的话剧创作颇丰，其中以《忠王李秀成》最能代表欧阳予倩的创作成就。

抗战胜利后，欧阳予倩从桂林回到上海，靠卖稿度日，在上海实验戏剧学校兼课。1946年12月，欧阳予倩参加新中国剧社赴台湾演出，由他导演的《郑成功》、《日出》，以及他创作的话剧《桃花扇》轰动台北，成为台湾戏剧史上的一大盛事。1947年回上海后，《桃花扇》再次演出，因剧社被迫害而停演。

1949年春天，欧阳予倩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此后，他先后担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等职务。

欧阳予倩的一生，是一个浩瀚的戏剧存在，他无疑是中国百年戏剧史上一颗灿烂的明珠。

田汉 一部中国话剧发展史

田汉出生于湖南长沙乡下的一户农家，因田家人丁不旺，故为他取名寿昌。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作者，被曹禺赞誉为，“是一部中国话剧发展史”。

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日本留学的田汉就迷恋戏剧，创作了《梵峨嶙与蔷薇》、《灵光》和《咖啡店之一夜》等话剧，1922年自日本归国，田汉即开始了他的南国戏剧运动。 1924年1月，他与妻子易漱瑜在沪办起了一个小型文艺刊物《南国》半月刊，“欲在沉闷的中国新文坛鼓动一种清新芳烈的艺术空气。”田汉自己的剧本《乡愁》、《获虎之夜》也藉此面世。

1925年夏天，将亡故的爱妻安葬于湖南老家之后，田汉带着惨淡的心境又回到了上海，创办文艺副刊《南国特刊》，并发表了话剧剧本《黄花岗》（第一幕）等。

在1926—1927年间，田汉对电影这一“造梦”的艺术着迷，曾创办南国电影剧社，后决心专心致力于戏剧，将其改组为南国社，并开展了一次名为“艺术鱼龙会”的别开生面的小剧场戏剧活动，演出他所翻译的日本菊池宽的《父归》，以及他创作的《生之意志》、《江村小景》、《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

1928年1月，田汉创办了南国艺术学院，开始了自主的艺术教育和艺术活动，1928—1929年底，是南国社最艰难也是最具风采的阶段，田汉率领南国社先后在上海、南京、广州、无锡等地举行多次话剧公演和其他艺术活动，创作了大量剧本，影响及于全国。这一时期，田汉的话剧创作不仅数量较多，而且独具现代派的特色，《名优之死》、《火之跳舞》、《南归》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1928年之后，随着“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左翼戏剧运动”的兴起，田汉自觉地放弃了所谓“感伤”的“小资产阶级”的艺术情调，加入到左翼戏剧阵营。

1930年，田汉以《我们自己的批判》，宣告了他的“转向”。1931年1月，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田汉当选为执行委员，实际上主持左翼剧联工作。 尽管1930年到1937年间，是田汉政治上、个人生活上苦闷沉浮的岁月，但这却是田汉一生中创作力最旺盛、最高产的时期。当时他真可谓三日一曲，五日一剧，纵情而来，信笔成篇。从“诗意而浪漫的吟唱”转入“粗野而壮烈的啼声”，其戏剧创作速度之快、数量之高，是相当惊人的。这时期他写的作品，几乎都是所谓“社会剧”。这一时期他写有3个改编剧、10个电影剧本、三部半京剧、2部歌剧，还有27部话剧。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

在抗日战争中，田汉应周恩来的电召，到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担任第六处处长，负责艺术宣传工作。后到桂林，把主要精力用于旧剧的改革， 这一时期他改编和创作了二十多部戏曲剧目，如《明末遗恨》、《新雁门关》、《江汉渔歌》等，为“新国剧提供了范本”。在这段时期，他创作的话剧包括《秋声赋》以及在解放战争期间创作的《丽人行》。

新中国成立后，田汉一直在文化部担任戏曲改进局局长，负责戏曲改革的工作，同时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剧本》和《戏剧报》的主编等职，创作了《关汉卿》、《十三陵水库畅想曲 》和《文成公主》等话剧，其中《关汉卿》是他话剧创作的巅峰之作，也是他的绝唱。

在“文革”中，田汉因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而遭到残酷迫害，1968年12月10日含冤离世。

洪深 开中国话剧导演制先河

洪深清光绪二十年12月31日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今属常州市）一个官宦人家。他早年就读于上海的徐汇公学和南洋公学，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当戏曲改良运动波起云涌的时候，洪深还是一个中学生，也是一个戏曲爱好者。课余时间，他常光顾戏园，尤其喜欢看那些改良戏曲的表演。

1912年，洪深进入清华学校实科，在校园里开始了他的戏剧实践活动。1914年6月，他利用校园的林间空地，自行翻译并编导、主演了英国名剧《侠盗罗宾汉》，首开清华学校学生演剧的记录。

1916年，洪深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陶瓷工程专业，其间仍不能忘情他所深爱的戏剧。1919年，26岁的洪深毅然放弃了所学的工科学业，转到哈佛大学，师从著名的美国戏剧教授贝克，成为他所主持的戏剧家的摇篮、实验剧场──“四七工场”的一员。从此，戏剧不再是洪深的业余爱好，而成为他安身立命之所。

在接受了西方戏剧思想之后，洪深看到了戏剧对社会、人生的重要影响，看到了它的现实作用,曾经宣称要“做中国的易卜生”。

1923年，经由欧阳予倩介绍，洪深加入了戏剧协社，并担任排演部主任。最能显示洪深戏剧导演才华的当属他1924年4月为戏剧协社导演的《少奶奶的扇子》。这部戏是根据英国剧作家王尔德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改编，把中国的世故人情组装进去，使之变成了为中国人所理解和接受的《少奶奶的扇子》。整部戏不仅刻意求工，力尊原意，而且努力将西方戏剧的美学旨趣传给国人。正如张庚所言，“自从洪深起，中国话剧才开始有了专业导演职务，演出的统一性方被特别强调起来。”

1928年，经洪深提议，田汉、欧阳予倩附议，把新的戏剧形式正式定名为“话剧”，此名称不管在今天看来有多大的局限性，但在当时，却鲜明地亮出了中国现代戏剧的崭新旗帜──它与传统戏曲和文明戏迥然不同，是借鉴西方戏剧而创立的有中国文化特征的现代艺术形式。

上世纪30年代，洪深怀着满腔热忱投入左翼文学运动和戏剧运动,并曾遭牢狱之灾。出狱后，他到家乡的近郊小住。面对乡邻们的生活窘境，那股被其强埋在心底的情绪又躁动、升腾了。终于，他无法抗拒纷繁生活对他的冲击，连续创作了为农民伸张正义的《五奎桥》、 探索农民命运的《香稻米》和《青龙潭》，被史学家称为“农村三部曲”。可以说，在《农村三部曲》之前，还没有一个剧作家如此全面、如此深入地来写农村，来写农民的命运。

抗日战争期间，他被任命为周恩来所领导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所属的戏剧科科长。先后创作了《飞将军》、《樱花晚宴》、《包得行》、《鸡鸣早看天》等。这一时期他导演的话剧《再会吧，香港》、《上海屋檐下》等名享一时。

抗战胜利后，洪深先后在复旦大学和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任教授。1947年，由他导演的《丽人行》，以独到的导演艺术处理而轰动剧坛。

新中国成立后，洪深被任命为政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并先后担任中国剧协副主席等职。遗憾的是，正当为新中国贡献更多才干的大好岁月，洪深却不幸于1955年因病逝世，真是令人扼腕

熊佛西

中国话剧的拓荒者

熊佛西原名熊福禧，字化侬，笔名有戏子、向君等，出生于江西省丰城县罐山村。在汉口读中学期间，看过并演过文明新戏，还曾拜访过马绛士。文明戏给他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写了处女作《徐锡麟》。1918年夏，湖北闹水灾，又编写了《灾民的呼声》。

1920年夏，熊佛西考取燕京大学。其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在经受了“五四”精神的洗礼后，他开始新的艺术追求，再一次编演了文明戏《十万英镑》。不久，熊佛西结识沈雁冰、郑振铎，加入民众戏剧社和主张艺术“为人生”的文学研究会,并开始创作新剧。

从1921年起，熊佛西接连写出三幕剧《这是谁的错?》、两幕剧《新人的生活》、独幕剧《新闻记者》、《青春底悲哀》、《偶像》、三幕剧《我到哪里去?》。1923年大学毕业后他回到汉口，在母校辅德中学任教。1924年，辅德中学校长刘子敬赠金600美元，邀请熊佛西陪其子赴美留学。熊佛西欣然前往，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半工半读研究美国的戏剧状况，并与当时留学美国的闻一多、梁实秋、余上沅、赵太侔等过从甚密。1926年秋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在此期间，他写了独幕剧《当票》、《万人坑》，多幕剧《一片爱国心》、《家子第一天》等。其中以《一片爱国心》影响最大，它发表于“五卅惨案”后，写革命党人唐华亭的日籍太太秋子在日本政府的指使下，逼着做“实业督办”的儿子在出卖中国矿山权益的契约上签字，遭到丈夫、女儿亚男的坚决反对。此剧塑造了一个爱国青年亚男的形象。两三年间连演四百多场，首开中国话剧演出史的记录。

回国后，熊佛西在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任系主任、教授，燕京大学文科讲师。1929年5月创办《戏剧与文艺》月刊，1930年12月主编《晨报·剧刊》，在此期间，他创作了《童神》、《蟋蟀》等16个剧本，其中以喜剧为多。

1932年初，熊佛西接受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邀请，赴河北省定县，从事农民戏剧的研究与实验，直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熊佛西创办了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学校，也曾编过戏剧刊物，并创作了《中华民族的子孙》、《搜查》、《人与傀儡》、《害群之马》、《囤积》、《袁世凯》、《新生代》等七部剧作，主要是写抗战时期现实生活的剧作。

新中国成立后，熊佛西历任上海市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院长、上海戏剧学院院长。1956年，他创作了四幕剧《上海滩的春天》。

熊佛西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陈白尘说：“中国现代戏剧运动的拓荒者，在南方为欧阳、田、洪三老，在北方则为熊佛老。”

熊佛西一生对中国的戏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但著述颇丰，而且在喜剧创作和戏剧理论方面成就斐然。除此之外，他还为中国话剧培养了大批戏剧人才。

曹禺 中国的莎士比亚

如果说，在30年代中国话剧已经走向成熟，那么成熟的标志之一，便是出现了曹禺和他的戏剧《雷雨》、《日出》和《原野》。这些剧作，以其深邃的内涵、娴熟的技巧，被认为是中国话剧的经典之作。曹禺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

曹禺原名万家宝，字小石，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其父曾任总统黎元洪的秘书，后赋闲在家，抑郁不得志。曹禺幼年丧母，在压抑的氛围中长大，个性苦闷而内向。3岁即随继母看戏，是一个小戏迷。1922年，入读南开中学，并参加了南开新剧团。导师张彭春对他格外器重，他则以扮演娜拉等角色而闻名，绽露表演才华。少年时，他喜写新诗，常吐露着感伤和凄婉的调子。1928年，入南开大学政治系，翌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在校其间，继续演剧并读了大量的中外剧作。1933年毕业前夕，年仅23岁的曹禺即完成了处女作《雷雨》，一鸣惊人。1936年，中国旅行剧团演出《雷雨》，轰动平津，震惊上海。据说，当年在上海凡尔登大剧院演出，剧院先以“三七开”与中旅分账，剧院为七。 演出一周之后，剧院则主动提出以“倒三七”签订三个月的合同。于是《雷雨》在上海连演三个月，场场爆满，创下了中国话剧史演出记录，故茅盾先生有“当年海上惊雷雨”之赞，曹聚仁先生说，1936年堪称《雷雨》年。

此后曹禺又发表了《日出》。1936年《大公报》组织名家座谈时，燕京大学外文系主任、美籍教授谢迪克说：“《日出》可以同高尔斯华绥的社会剧并肩而立而毫无愧色。”后来于1937年发表的《原野》，更是别具一格。曹禺的三部曲，犹如一道道的丰碑，矗立在中国的剧坛上，决定了他在中国话剧发展上，特别是话剧文学上的奠基地位。

抗战伊始，曹禺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全民奋起的热潮之中。在1939年的戏剧节上，他同宋之的合作创作了《全民总动员》（后称为《黑字二十八》），他不但参加导演团，而且登台扮演角色。继之，他抱病创作的抗战戏剧《蜕变》，成为红极一时的剧目，被洪深列为抗战十大名剧之一。而他创作的《北京人》，更被史学家认定是他的创作高峰之作。由他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家》，被誉为是小说改编的范例。他还为他的好朋友张骏祥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和朱丽叶》。

抗战胜利后，曹禺和老舍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到美国访问，不到一年，他在内战的烽烟中回国，创作并导演了电影《艳阳天》。

1948年，曹禺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绕道香港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当他回到阔别十余年的北平时，迎接他的是一个灿烂的艳阳天。建国后他历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北京人艺院长，中国剧协主席，中国文联主席等职。创作的话剧作品有《明朗的天》、《胆剑篇》和《王昭君》等。

革命戏剧家 夏衍

夏衍是浙江杭州人，原名沈乃熙，字端先，出身于没落士绅家庭，自幼受母亲影响，对旧小说、弹词、民间戏曲颇有兴趣。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家、文学家，他漫长的一生中所经历的革命道路与人生道路，都是十分曲折而丰富的。

夏衍19岁就投身五四运动，成为时代的弄潮儿。1921－1927年，他在日本留学期间，虽学的是电机工业，却阅读了大量西方哲学、文学书籍和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等关于革命理论的著作。在日本，他作为留学生代表得以谒见孙中山先生，并经先生亲自推荐成为革命的国民党人，开始了他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他本无心成为文学家，因革命需要而拿起笔，却成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文学家。他从来没有学过戏剧，1929年，党派他做戏剧工作，于是在上海与郑伯奇、冯乃超等筹建了上海艺术剧社。他是那么投入，导演、舞美，他都干，全身心地倡导无产阶级艺术运动。而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翼戏剧联盟的筹建中，处处都有着他的身影，他往来于鲁迅、田汉这些人物之间，默默地做出他的贡献。

1935年，中共江苏省委、上海文委，以至共产国际情报局连遭破坏，夏衍成为被国民党通缉追捕的人物。正是在避难之际，他深入到一些工厂中，写出了震动文坛的报告文学《包身工》。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他开始了他的戏剧创作道路。1937年，《上海屋檐下》的发表，标志他的戏剧创作走向成熟。抗战开始后，他的戏剧创作进入一个丰收阶段：先是写出独幕剧《咱们要反攻》，并参加了集体编剧的《保卫卢沟桥》的写作。1938年写独幕剧《赎罪》，1939年写《娼妇》、《一年间》，1940年写《心防》，1941年写《冬夜》、《愁城记》。在此期间，他担任《救亡日报》总编辑，创办《野草》等，写了大量的杂文、随笔、剧评、书评等。

新中国成立后，夏衍主要从事文艺领导工作。1954年创作了话剧《考验》。他在电影创作上也做出了杰出的成就：1956年将鲁迅的小说《祝福》改编为同名电影，1959年将茅盾的小说《林家铺子》改编为同名电影，1959年还根据陶承的革命回忆录《我的一家》改编了电影《革命家庭》，这些电影获得广大观众的欢迎。

就是这样一位终生为着革命的作家，在“文革”中也无法幸免，竟然被投入狱中达八年之久。

夏衍常引用章学诚的话：“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他以此为戒来论人论事论史论文，所以使他的言论“智以藏德”、“神以知来”。

苏东坡诗云：“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反观夏衍的戏剧艺术世界，正如他的生命的精神世界，都是发自心灵的自然流淌，也是他彼时彼地的真实感受。

人民戏剧家老舍

老舍作为一个小说家屹立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在一些话剧史专著中，往往只给他列上一节，稍加介绍。实际上他的戏剧创作不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十分活跃，更在新中国成立后，自《龙须沟》始，而一发而不可收。

老舍原名舒庆春，又名舒舍予。出生于北京护国寺街小羊圈胡同（现为小杨家胡同）一个贫苦的满族家庭里。从小就生活在北京大杂院的老舍，最了解最熟悉这里贫穷的百姓，他同情他们，打心里悲悯着这些小人物。

老舍念过私塾，上过正规的小学和中学，直到师范学校。

从师范学校毕业后他曾从事教员和文书等职务。后在“五四”浪潮下，老舍由艾温士教授推荐，远渡重洋，到英国就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汉语讲师。尽管生活艰苦，但他抓住了这大好时机，大量阅读了欧洲文学作品，也阅读从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此期间他陆续完成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

1930年3月，老舍回到祖国，先后任职于山东济南齐鲁大学、国立山东大学，担任文学教授。在山东七年间，忧国忧民的老舍创作了长篇小说《大明湖》、《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迎来了创作历程中的丰收期，其中《骆驼祥子》成为名享世界的经典之作。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他毅然离别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只身奔赴武汉，投身于伟大的抗战洪流之中。1938年，老舍在武汉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常务理事，兼总务组组长，主办《抗战文艺》。正是这种抗战的氛围，把老舍引上话剧创作之路。他开始了前期话剧的创作阶段。从1939到1943年，四年之间他共写出九部多幕话剧，即使在抗战期间，他也算是一位多产的剧作家了。

1944年以后，老舍又开始长篇小说的创作，先后写了《火葬》、《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和第二部《偷生》等。1946年3月，老舍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与曹禺一同赴美讲学一年，期满之后他留下来，完成了《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和长篇小说《鼓书艺人》的创作。

1949年10月老舍接到周恩来邀请他回国的信，12月回到他的故乡北京。回国后老舍开始了他一个崭新的创作时期，可以说是戏剧创作的黄金阶段。他陆续写出 《方珍珠》、《龙须沟》、《生日》、《春华秋实》、《全家福》、《青年突击队》、《西望长安》、《茶馆》等剧本，因《龙须沟》的成功，老舍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因《茶馆》而在国际上获得极高的声誉。

不幸的是，1966年8月24日，在“文革”中受尽折磨的老舍悲愤地离开了人间。正如曹禺所说，老舍留给我们的是“天上人间、永不休止的乐曲，是悲壮、沉痛、愤怒，但又十分幽默、诙谐、乐观的乐章。”

焦菊隐 缔造北京人艺演剧学派

焦菊隐原名焦承志，1905年12月11日出生在天津一个破落清苦的大家庭里，他的童年是在天津贫民区的大杂院里度过的。恶劣的环境造就了他坚韧的性格和锲而不舍探索真理的精神。在勤奋苦读中，他走上了戏剧创作的道路。

还在天津直隶省立小学六年级读书时，他就和同学组织新剧社，自编自演了根据《聊斋》故事改编的《张诚》，他演主角，因此而得到同学派给的艺名“菊影”,“菊隐”即由此而来。中学期间他又热衷散文诗和小说的写作，从1922年起在《晨报》上发表作品，结集为《他乡》和《夜哭》两本诗集。1924年他考上燕京大学政治系，但是仍主要致力于戏剧，开始对欧美戏剧系统地阅读和研究，并开始翻译外国的优秀剧作。

大学毕业后，焦菊隐于1930年创办北平戏剧专科学校，后改名中国戏曲专科学校，任校长。在此期间，他不但追随名师学小生戏和老生戏，更得到戏曲大师王瑶卿、陈墨香的指导，对于中国戏曲有了深刻的了解和研究。1935年9月他考入巴黎大学文学院，在斯塔夫·柯斯教授指导下攻读博士。1938年以《今日之中国戏剧》通过博士学位答辩，获得巴黎大学文学博士。

在法国求学期间，他对于导演就情有独钟，关注和研究西方不同的导演学派。从1939年导演夏衍的《一年间》开始，之后陆续导演了曹禺的《雷雨》（1940）、宋之的的《刑》等剧。在抗战期间，他全力翻译契诃夫的剧作以及丹钦科《文艺·戏剧·生活》，使他对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有了十分深入的钻研。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平，曾任北京师范学院西语系主任。为北平演剧二队导演了《夜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又导演了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和欧阳予倩的《桃花扇》，积累了丰富的导演经验。

50年代初，焦菊隐和曹禺、赵起扬、欧阳山尊一起创建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开始了他创立中国演剧学派的事业。早年，他就有着这样的愿望：“一是要把话剧的因素，吸收到戏曲里来；二是要把戏曲的表演手法和精神，吸收到话剧里来。”当新中国成立后，他终于获得一展宏图的条件，成为一个对话剧艺术进行大胆探索和实验的改革家。

他的美学目标是明确而坚定的：“我们要有中国的导演学派、表演学派，使话剧更美好地表现我们民族的感情，民族的气派。” 他是中国话剧界第一个明确提出创建中国学派并为之自觉奋斗的艺术家。无论在创作实践上还是理论探讨上，都是环绕着这个伟大的目标去做的。以《龙须沟》作为起点，经过《明朗的天》、《虎符》、《茶馆》、《智取威虎山》、《蔡文姬》、《武则天》、《关汉卿》……每一出戏的排演都是一次攀登，一次试练，一次探索，一次出新。特别是《茶馆》成为焦菊隐——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经典。在国内外的演出中，观众无不为之倾倒。西方的戏剧家看到《茶馆》后惊愕不已，似乎于一夜之间发现了中国的话剧艺术竟然如此迷人，如此光彩，把它称之为“东方的奇迹”、“东方戏剧舞台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