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广泉师承侯宝林,让相声走出国门

7月末，一个炎热的周末下午，京城某大学一间普通的教室内，空调坏了，吊扇也坏了，但这些都无法阻挡前来听课的学生们的热情。讲台上，一位清瘦但精神矍铄的长者正在授课。台下听课的学生们有的金发碧眼，有的皮肤黝黑……他们聚精会神、思维活跃，并不时因台上长者的幽默风趣的讲解和互动爆发出阵阵的笑声。

旺盛的精力、洪亮的声音、热情的笑容、爽朗的笑声，你很难想象，讲台上的这位长者竟然曾因军团菌性肺炎昏迷45天；他既要讲课，又要为学生示范演唱，你很难想象，就在去年，他刚刚因罹患肺癌而切除了部分肺叶。整整两个小时，同学们可以在其他人排练时稍作休整，但他却没有休息一分钟。从一进门开始，他没喊过一句“热”。同学们也因沉浸在他的精彩的讲解和示范中而忘记了炎热。

这里，就是“京城洋教头”丁广泉的“快乐课堂”。

我是真正的“追星族”

1953年夏日的一天，北京复兴门内大街邱祖胡同47号门外，一个9岁的小男孩正在和小伙伴一起拿着自制的网子追蜻蜓。远远地，小男孩发现有一个人正朝他们这边走来。他不追蜻蜓了，停下来仔细打量端详着这个人。当这个人从他身边走过，小男孩儿似乎想起了什么似的，他把手中的网子交给小伙伴，三步两步追上了前面这位先生。追了一程，这位先生感觉到有人在跟踪他，走几步，就回头看看。他一回头，小男孩儿就马上停下脚步……就这样，“追”了足足约一站地。这位先生不走了，回过头来——

这位“被跟踪”的先生，就是相声大师侯宝林。此时的他，并不知道眼前这个衣衫褴褛的小男孩跟踪他的真实原因。他更想不到，加年后，这个小男孩将会成为他的第七位嫡传弟子。

1944年，丁广泉出生在北京一个贫苦的家庭里，爸爸、妈妈加上7个孩子，全家一共9口人。“小时候，我们院儿一共住着13户人家。院儿里的房子最小的不到6平方米，最大的也只有9平方米。因为家里的地方实在都太小，一到中午或晚上吃饭的时候，谁都不可能在屋里吃，只能在院子里面。院儿里所有的人聚在一起，每天吃饭都像一个‘大party’。”听“京城洋教头”用这么“洋味儿”的词语来形容当时那样贫苦的生活，让人在幽默中咀嚼出一丝丝辛酸，但同时又在辛酸中感受到乐观。

“我们院儿里这13户人家，没有一家是有钱的，只有一户人家有一个收音机。我们那时候管它叫‘话匣子’。那时候最大的快乐，就是每天吃饭时，人家把话匣子的音量放到最大，让全院的人都能听见。正是从话匣子里面，我认识了相声，认识了我的师父侯宝林。”

小小的话匣子里传出的声音，让年幼的丁广泉着了迷。话匣子里的相声和大家的笑声在院子里回荡，也让他对相声艺术产生了深深的向往。“我觉得相声简直是太有意思了！就只是两个人说，就能让大家哈哈大笑，让你这么高兴，这么痛快！这个工作真是太好了，当时我就下了决心，以后就要干这个事儿。那时候我大概有六七岁。”

起初，丁广泉只是在广播里听到侯宝林先生的声音，只闻其声，未见其人。直到有一天，他在欧亚照相馆看到了侯宝林先生的照片才知道自己心中“偶像”的模样。“别人告诉我，这位就是侯宝林。哎哟！当时我一看，怪不得他说的相声那么可乐呢，他长得就那么有喜感！”

从那以后，丁广泉几乎每天都要去照相馆看那张照片，直到他9岁那年在玩耍时偶然看到了侯宝林先生，上演了“追星”的一幕。“当时我家里穷，穿得跟要饭的差不多。侯先生可能也把我当成要饭的了。当时我还不知道应该称呼‘先生’或‘老师’，鼓足了勇气问：‘您是侯宝林吗？’他一下子就乐了：‘哈哈，是啊！你认识我呀！？你为什么跟着我呀？你家是哪儿的呀？’侯宝林先生非常亲切，一点儿架子也没有，还和我聊了起来。因为我父亲在西单一带做烧饼非常有名，一提起来，侯先生竟然认得。”丁广泉表达了“特别喜欢相声，特别想学说相声”的心愿，但是侯宝林先生叮嘱他“先回去帮爸爸妈妈好好干活，好好上学，等你长大了之后再说相声”。提到第一次见到侯宝林大师的情形，已过古稀之年的丁广泉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尽管当时没能实现学习说相声的愿望，可我还是特别高兴，因为我见到侯宝林了！”

面试的考官竟然是侯宝林先生

少年时代的丁广泉果然牢记侯宝林先生的话，认真学习，同时，梦想的种子也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伴随他一起长大。他始终酷爱相声，从小学起，他就开始在班里文艺活动中说相声。读中学后，文化馆建立了相声训练班，他听说了这个消息，立刻兴奋地到那里去报名。经过学习，他终于站到了自己向往的舞台上。1964年，高中刚刚毕业的丁广泉听说了中央广播说唱团考试招收学员的消息，更让他惊喜的是，在面试时，他面前的考官竟然就是他一直崇拜的侯宝林先生。

这不就是当年那个在身后跟踪自己的小男孩吗！？侯宝林先生立刻认出了他，而且还清晰地记得他的父亲是卖烧饼的。这个当年“追星”的小男孩，竟然一直没有停下追逐的脚步，一直追寻着梦想在成长，并且又一次站到了自己的“偶像”面前。

一段表演后，侯宝林先生决定录取他。但是当时国防科委某基地文工团刚刚成立，全国各行各业一定要从物力人力上全力支援。文工团听说侯宝林先生决定录取丁广泉，认为这样的人才绝对不能错过，一定要把他纳入麾下。就这样，丁广泉进入了国防科委某基地文工团，来到了新疆，并在实验现场亲眼目睹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来到部队后的丁广泉依然没有放弃对相声的执着，始终坚持相声的演出和创作。在此期间，他和侯宝林先生有过一些书信往来。1970年，因为文工团解散，丁广泉转业回到地方，成为了一名工人。车工、木工、搬运工，他都从事过。在这期间，他成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一员。

“那时候，能在宣传队演出，我们已经感到非常满足了。文艺将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样，谁都不清楚。自己能否在成为专业演员，谁都无法预测，但是心中依然充满了希望。”

我们爷儿俩绝对是有这个缘分

“我们爷儿俩绝对是有这个缘分。”1973年，在几位文艺界前辈的引见之下，丁广泉终于如愿以偿，拜在了侯宝林先生门下，成为侯先生的第七位嫡传弟子。从儿时第一次见到侯宝林先生，到正式成为侯宝林先生的徒弟，前后经历了近20年。

拜在了侯宝林先生门下学习，让丁广泉受益匪浅，无论是表演方面的基本功还是创作表演的理论，侯宝林先生都倾囊相授。“侯宝林先生对我在相声方面水平的提升，帮助真的是太大了。尽管我以前在文化馆学过相声，在部队也有过演出实践经验。但是，我对相声艺术的理解真的还很不够。侯宝林先生总让我们思考：你自己心里认为你的表演好吗？你自己觉得你说的每一句话有滋味吗？他告诉我：好的相声演员，一定要学识渊博，知识丰富，见解独到，善于表达。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要有快乐的人生观。”

“我师父曾经对我说过，要想说好相声，一定要有文化，最低也要达到大学水平。我后来通过自学达到了师父所说的这个要求。第二，不能以此为业，指着说相声谋生。最重要的一点，你一定要真正的爱它。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真正的为相声事业作出贡献。

“侯宝林先生总是对我说：相声演员一定要不断地磨炼自己，才能把这样的欢笑带给大家。记得他曾给我排了个段子叫《保卫西沙》。当时侯宝林先生每礼拜到我家来一次，前前后后给我排练了半年。这半年时间，我就没练过别的段子，也没敢上台说过。排到最后，我都已经练傻了，我觉得自己都不会说人话了，似乎我怎么说都不对。但是，当这部作品拿到舞台上，演出效果果然和以前大不一样。”丁广泉收获了前所未有的欣喜，更令他难忘的是，侯宝林先生还曾与他一起给著名学者吴晓玲先生及总后的官兵表演过这个作品。

“文革”结束后，丁广泉来到宣武区文化馆，从事相声、快板的教学工作。1978年，国防科委文工团恢复，他再次入伍，当年曾经在文工团工作的百余人中，只有他一人重回文工团。1985年，因全军大裁军，国防科委文工团解散，转业后的丁广泉来到了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中心担任编导。此后，他先后就职于铁路文工团和煤矿文工团。他一直刻苦钻研侯派相声的精髓，无论在哪里从事什么工作，他对相声事业如何创新发展的思考始终没有停止过，

在侯宝林先生的培养下，丁广泉在相声方面的造诣日渐深厚。他开始尝试创作新作品，并在相声表演形式方面做了许多大胆有益的尝试。此后，他多次参加各种相声比赛并获奖，知名度日渐提高。

在事业上，妻子杨佳音给了丁广泉许多帮助，并与他比翼双飞。在部队文工团的时候，两人相识相爱，并结为夫妻。在妻子的支持和鼓励下，丁广泉尝试创作并与妻子合作表演“女子相声”（侯宝林先生将专为女性演员创作、只适合由女性演员表演的相声作品定义为“女子相声”）。并创作了集束相声《生活的浪花》，与妻子和弟子连春建共同出演。在1988年举办的第二届大连“星海杯”相声大赛中，5位脱颖而出的女演员被大家誉为“五朵金花”，丁广泉的妻子便是其中之一。他们的尝试也得到侯宝林先生的高度认可，“侯宝林先生对我爱人十分看好，总夸她在相声表演方面比我有天赋。侯派相声非常讲究对人物的塑造，我爱人曾经是话剧演员，所以她在这方面更为擅长。记得当时每次排练，侯先生总招呼她搬把椅子坐在身旁：‘来，你给我当副导演！’”

1986年，丁广泉创作了《破财招灾》、《生财无道》、《发财有术》三个作品而成名，并因在这一系列作品中成功地饰演了“二大伯”一角为观众所熟悉和喜爱。因此，在获得“京城洋教头”这一美誉之前，观众都亲切地称为他为“二大伯”。

误打误撞成了“洋教头”

1989年，丁广泉的事业迎来了全新的转折。

“当时中央电视台的导演金成找到我，问我能不能给外国的留学生写一个适合他们表演的相声段子。”当时来到北大，在800多名外国留学生当中，丁广泉选出了几个人，其中，包括在日后为大家熟知和喜爱的加拿大留学生大山。这些留学生性格活泼，汉语说得很不错。当时北大的王文泉老师以课堂剧剧本为基础，创作出大山的成名作《夜归》；丁广泉根据同学们熟悉的课文《孔乙己》创作了相声小品《孔乙己新编》。直至今日，许多观众还依然记得当年大山在舞台上穿着军大衣在门口无奈地喊着“玉兰，开门哪，我是大山”的场景，以及《孔乙己新编》中的那句“来吧，您哪！”

留学生们的这次演出，竟收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火爆效果，同时也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在排练和演出过程中，随和幽默的丁广泉老师和留学生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留学生们惊喜地发现，学习相声表演让他们的汉语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同时他们也感受到了相声艺术的魅力，并对这门能为大家带来欢笑的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他们强烈要求丁广泉老师继续教他们。大山甚至提出：“丁老师，我能不能到您家里专门向您学习。”于是，大山来到了丁广泉老师家中，也迈向了中国文化更广阔的天地。

后来，在与大山的愉快合作中，相声名家姜昆见大山如此喜欢相声，便有了收大山为徒的愿望。大山前来向丁广泉老师征求意见，丁广泉老师非常支持，并且表示“即使你拜在姜昆门下，我照样会教你”。于是，大山成了中国相声家谱中的第一个外国人。

丁广泉在留学生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许多洋学生慕名而来，主动找他来学习相声。于是，丁广泉便有了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洋学生。

免费教学的“操心老爸”

如今的丁广泉，是名副其实的“桃李满天下”。他指导过的洋学生已有300余人，来自70多个国家。其中，正式拜师的有60多人，曾举行过8次拜师收徒仪式。有朋友开玩笑说，“你这简直是一个‘小联合国’呀”！

也许有人会以为，丁广泉教了这么多洋学生，一定挣了很多钱。但事实上，从1989年至今，整整26年，他的相声教学，完全是免费的。

他不但在教学方面分文不取，还在生活上帮助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年轻人。“可能很多人误以为这些在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很有钱，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他们都是穷学生，远离父母亲人，在中国学习生活，很多人还要打工赚钱来交学费，真的很不容易。”

提起自己的这些洋学生，丁广泉老师总是亲切的称他们为“孩子们”，哪个孩子叫什么名字，来自哪个国家，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甚至哪个孩子有哪些饮食偏好，他都了然于胸。丁广泉老师的好厨艺也和他的相声艺术一样“美名远扬”，学生们常常在他家里吃饭，有的学生甚至回国后都会梦到他做的饭菜。有的学生初到中国，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擅长木工活的丁老师把亲手制作的餐桌送给学生使用。提起丁广泉老师，这些洋弟子竟为他贴了一个非常“中国”的标签——“活雷锋”。老伴也非常支持他的相声教学事业，把这些外国学生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在大家都还没有手机的时候，无法随时随地联络。去外面演出，外国学生们常常在演出间隙一起出去玩儿。每次他们晚上去玩，丁广泉老师都会一直坐在宾馆的大堂里等着，直到等到孩子们都回来，他才放心回去睡觉。

他为这些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孩子们”无私地奉献着、付出着，同时也收获和感受着“孩子们”对他的尊敬和情谊。有的学生在结婚的时候请他去做家长，有的学生在孩子接受洗礼时请他来做教父。许多学生谈恋爱都请他来把关，几乎所有在中国结婚的学生的婚礼他都应邀参加。

“我觉得，世界上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人与人之间，都是真心换真心。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直到现在，丁广泉老师依然记得学生们第一次为自己庆祝生日的情景：当时，他本想请学生们一起来吃饭，但是又怕他们会惦记着为他买礼物，反而增加孩子们的负担。没想到学生们竟然记得他的生日，并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礼物，为他庆贺。从那以后，每年的生日，他都会邀请孩子们一起来欢聚。

学生们说：丁广泉老师能够成为“洋教头”，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能够尊重和包容不同国家的文化，也能够包容学生们身上各种各样的缺点。在教学和表演中，他擅长发现学生的优点，并让这些优点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

鬼门关前走一遭

眼前的丁广泉老师如此精神矍铄、神采奕奕，让人很难相信，他竟曾经两次和死神擦肩而过，一次是在他63岁那年，一次就是在去年他70岁的时候。

2007年5月底，丁广泉老师去天津录制节目。当时天气非常热，装有空调的房间内温度很低，他连续工作忙碌了十多个小时，身体非常疲劳。由于第二天早晨还有一部电视剧要拍摄，他连夜赶回了北京。半夜回到家后，他就发起了高烧，体温达到41摄氏度。家人忙送他到协和医院，输液后，见体温有所下降，他便回了家。“早晨起床后，我感觉好像好了一点，就到了片场。当时整个一部戏就差我的镜头了，只给我留了3天拍摄时间。一天的戏拍完后，晚上我就又发烧了，又去打点滴。”第二天，他又带病赶到了片场。就这样，持续发烧，坚持拍摄，“直到第三天，最后一个镜头终于拍完了，我当时就躺下了。这一躺下，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昏迷后的丁广泉被送到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进行抢救，这一抢救，竟然用了整整45天。他被诊断为军团菌性肺炎，医生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但是依然没见任何好转，医院曾7次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命悬一线的丁广泉浑身上下插着各种管子，只能靠呼吸机来维持生命。直到现在，他的喉部还能看到当初插管留下的疤痕。直到醒来，他才听医生说，自己这次抢救，真的是创造了一个“奇迹”——被送到ICU病房的患者，在那里面停留的时间顶多一个星期，要么就是被送回病房了，要么就是被送进太平间了；而他，竟然顽强地在那里挣扎了45天后得以重生。直到他醒来后看见妻子在这45天内每天做的治疗记录，他才知道自己这一个半月是怎么过来的，知道了在这45天内家人经受了怎样的煎熬和痛苦。

“我当时并没有感觉到难受。我醒来时，别人说已经经历了45天，但我自己觉得只是过了一天。但是，在这一天里，我干了不少事儿。我感觉自己是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我还在说相声，还在搞创作。我在那里看了40多部电视剧，还写了好几个影视剧本，还带着学生到新加坡演出。那是我生病之前本来已经安排好了的事。”

尽管在这45天内，他没有感觉到痛苦。但是，醒来之后，难以忍受的痛苦便随之而来了。“从ICU转到了病房，我就能感觉到身上插的这些管子了。一难受，我就想把它们往下拔。医生得用吸痰机给我吸痰，那简直是‘上刑’啊！当时我真的忍不住，医生只能把我的胳膊绑起来。因为难受，我的嘴紧紧闭着，医生根本没法给我吸痰，只能把管子、牙套塞进我的嘴里，不让我的嘴闭上。吸痰时，那简直就像过电一样！”丁老师一边描述，一边模仿着自己当时全身剧烈抽搐的样子，“真是太痛苦了！痰卡得最严重的时候，我一天中每5分钟就要吸一次痰。我的手被绑着，都被勒紫了。好在最终我还是扛了过来！当时我的体重只有95斤了，我的学生们去看我的时候，都以为走错病房了。”

这次生病，也让他再一次感受到了学生们对他深挚的感情。因为军团菌性肺炎具有传染性，学生们无法去看他。大山几次前去探望，未能如愿，便特意去他家，留下了20000元钱；来自爱尔兰的董莫涵也送来了3000元，尽管他自己当时在北京的生活还很拮据。当终于能够见到病床上的丁老师的时候，好多学生都心疼得禁不住落泪。

“对于‘死过一次’的人来说，只要活着一天，就是幸福的一天。”这次起死回生的经历，让丁广泉对生命的意义有了全新的领悟，也让他更加珍惜他所热爱的相声事业。对丁广泉来说，把相声这门笑的艺术传播得更远更广，是他的心愿。让外国人更多更深刻地了解中国的文化，是他的使命。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用相声给更多的人带去快乐，也把自己积极乐观的心态传递给所有人。

第二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是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他被确诊患上了肺癌，并且已经到了中期，只能进行肺叶的部分切除。手术前，面对着各种潜在的风险，老伴迟迟不敢签字。“但我自己一点都不害怕，医生问我：‘咱们拼不拼？’我说：‘拼，来吧！’”提起这些令人揪心的经历，丁老师的笑声依旧爽朗。他不但自己保持乐观的心态，还鼓励病友。“好多得癌症的人都是被吓死的，不能把这病太当回事儿，也不能把自己总当个病人。”手术之后，他进行了4次化疗，连医生都有些为他担心。但是，他又一次顽强地挺了过来。

在切除肺叶仅仅一个月后，他又站在了讲台上。

外国人说相声绝不是“洋腔洋调出洋相”

在很多中国观众眼中，欣赏外国人说相声时，可能和欣赏中国人说相声时的衡量标尺是不同的。当那些外国朋友一登台，一开口，他们流利的中文和优秀的汉语表达能力便会令我们竖起大拇指；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自然而然会让中国观众感到友好亲切；他们热情奔放的性格，甚至他们的外貌，都与相声这一渗透中国人特有的智慧与幽默的艺术形式形成强烈的反差，因中外文化的碰撞产生出独特的喜剧效果。这些，似乎都是他们表演相声的“先天优势”。但是，尽管我们观赏外国朋友说相声会有友好的态度、宽容的标准，但那绝不是丁老师教学和他的洋弟子们学习的标准。

尽管曾经常看到丁广泉老师和他的洋弟子们出现在电视节目中，但直到第一次现场欣赏他们的表演，我才真正读懂了丁老师。那是在2011年元宵佳节北京老舍茶馆举办的“外国人闹元宵中华才艺大联欢”活动中，丁广泉老师带领洋弟子们大展身手，令台下掌声阵阵，笑声连连。其中由来自法国的弟子朱力安与丁广泉老师共同表演的传统相声《黄鹤楼》，令人尤为难忘：那是一个“腿子活”，舞台上的甲乙二人要分包赶角（一人饰演多个角色），且角色随着剧情跳进跳出（一会儿是京剧中的人物，一会儿是相声演员本身），难度极大。演好了，台上妙趣横生，台下笑声不断；但是，如果演不好，人物区分不清，刻画不够准确生动，观众则根本看不下去。演员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真的不敢把这个作品拿到台上。丁广泉老师和朱力安的精彩表演，征服了台下所有的观众。观众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表达着对丁老师的敬意，“丁老师真是太棒了！”“丁老师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在这种赞叹中，大家也不禁思考：他是怎样向外国学生讲述这个作品背后的丰富知识和文化内涵的，他是怎样让外国学生理解那样微妙的人物心理的，他是怎样让外国学生把握那样生动细腻的人物刻画的……

教外国人说相声，也许的确是“独辟蹊径”，但是，这绝非是一条“捷径”。他所传授给洋弟子们的，绝不是花拳绣腿的皮毛而已。

学习相声这一以语言形式展现幽默的艺术，许多初学者很难把握火候分寸，很容易把插科打诨耍贫嘴当成幽默。丁广泉老师说，其实外国学生在学习相声的过程中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在当前快餐文化的大环境下，就更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总是告诉大家：我们的表演，一定不能只为博得观众一笑，相声的创作表演一定要提升到文学的层面上。我在讲课的过程中一再和同学们讲，不要认为相声就是说学逗唱。说学逗唱，这些只是表演的方法。你得先认识，什么叫相声。相声，是汉语言文化的一种表演方式。你一定要记住，相声中蕴含着丰富的知识，展现着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深厚的文化积淀。你要把它们进行提炼，并且通过你的表演，通俗化地讲述给大家，给大家带来欢笑。”

侯宝林先生非常支持他收洋弟子，并叮嘱他一定不能只教一些肤浅的东西，一定要让学生学到真本事，不能让学生一张嘴就是“盖了帽儿了”之类的土话，不能让观众觉得外国人说相声是“洋腔洋调出洋相”。

笑的使者

在丁广泉老师生病之前，他每周都要到京城三所大学去授课，并被聘为客座教授；生病之后，他依然坚持每周授课，只是因身体原因不得不减少工作量，三所大学改为两所。他还将多年的教学经验进行总结，撰写出版了《我的语言教学与国际推广——相声传播与汉语教学研究》、《学汉语说相声》等著作，录制了60集学术讲座视频，通过网络供相声从业人员及爱好者在线学习。

相声教学，让丁广泉老师以传递快乐的方式架起了外国人学习中国文化的桥梁，他也因此获得了世界华人艺术大奖，被授予“世界艺术大师”和“世界杰出华人艺术家”的称号。近日，丁广泉老师因在研究传播侯派相声方面的突出贡献，进入第四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推荐名单。

然而，教外国人学习说相声，也曾经是一个颇受争议的话题。以前常听说从事相声等行当的艺人有“宁给一锭金。不授一句春”的说法，因此，谈及这个话题，我的心中本有几分忐忑，因为面对的也许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立观点。然而，丁老师依然笑得爽朗，态度平和：“在旧社会，说相声是生意，是买卖，因此你不能把自己的‘生意经’轻易传授给他人，只能持一种保守的态度。所以才有‘宁给一锭金，不授一句春’这样的说法。

这样的做法是对行业的一种保护，但是，长此以往，它也会阻碍相声的发展，让相声的发展道路越走越窄。将相声和汉语言文化更广泛地传播，能够为相声的发展赋予新的生命力。

比如，在教大山学习相声的过程中，我也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在和外国学生交流研究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创作灵感，创作出很多展示中外文化碰撞的新作品。让相声和汉语言文化更广泛地传播，有利于我们自身的提高和发展，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我只是非常幸运，赶上了这样一个好时机。如果把这样的好时机丢掉了，我觉得对不起相声，对不起我的恩师。传承相声，是我们相声从业人员肩上的责任。这应该也是我们老一辈相声艺人的意愿，能够完成这样的意愿，我感到很欣慰。当看到外国人说相声，我们中国人会有一种强烈的文化自豪感。我想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成天板着一张脸，我们有着极其深厚的幽默文化传统。”

如今，丁广泉老师的弟子们也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方式传播着相声和汉语言文化，把欢笑的种子撒播到了更远的地方。

采访后记

从打电话约定采访时听到丁老师声音的那一刻起，我就被他的热情和活力感染着。与以往采访艺术名家不同，这一次，在聆听丁老师讲述他的艺术人生之前，他先邀请我来到了他的“快乐课堂”。

丁老师不拿我当外人，让我一进教室便立即融入到了这个课堂欢乐的气氛中。在指导学生表演时，他总是用欣赏和鼓励的眼神注视着他的学生，并在排练的过程中细心观察他们的特点，据此为他们的表演进行调整。当外国学生因学唱中国地方戏曲唱得“不对味儿”而苦恼时，他耐心地鼓励他们：“别着急，我会慢慢帮你们找到感觉。”

采访中，丁老师尽管一直笑得爽朗，但言语间却总是表达出他对相声传承发展状况的担忧，“现在研究相声的人真的太少了，相声发展貌似繁荣实际上青黄不接，老一辈艺术家积累的宝贵财富没能够传下来。现在相声发展，第一缺老师，第二缺作品，第三，年轻人把它看得太简单，认为随便拿起来就可以说。我们这些老演员，在相声方面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对于现代生活中一些新的东西，我们确实接触的比较少；年轻人对这些新事物比我们接触的多，但是他们不了解相声创作的规律。我真的希望两者能够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望着讲台上丁老师清瘦的身影，在感动与敬佩的同时，也着实觉得让人心疼。在年过古稀，并且已身患癌症，切除了部分肺叶的情况下，还有什么比健康和生命更重要的吗？他完全可以停下工作休息一下。但是，看他那样享受着授课带给他的快乐，我们都会明白：相声、教学，已融入了他的生命中；他热爱的事业，他的洋弟子们，正是他活力与快乐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