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田汉与曹禺

编撰:何启治 李晋西

屠岸,诗人、翻译家、文艺评论家、文学编辑家。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译著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济慈诗选》等。

何启治,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华文学选刊》主编、《当代》主编。

李晋西,1986年开始发表小说。主要作品有长篇童话《红鼻子》、短篇童话集《飞翔的展览馆》等。

田汉——“壮绝神州戏剧兵”

第一次见田汉,是1953年4月,在田汉的办公室,东四头条的一间房里。那时他是文化部艺术局局长,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后改称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他的办公室很朴素,有一张桌子,有书架。我说:“田老,我来向你报到。”在戏剧界,人们叫他田老大,很少人叫他田局长,我们叫他田老。

我提到我的表哥屠模(字伯范),他在日本留学时,跟田汉一起搞过话剧运动。他说:“是是,在日本留学,演出时,我还给他拉大幕哩。我们要你表哥搞话剧,他却去搞化学。我知道,他有一个狗的鼻子。”我表哥是搞香料的,以此为职业,鼻子特别灵。

1956年,田汉有两篇文章是我发在《戏剧报》上的:《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为演员的青春请命》。后来有人认为这两篇文章,足够让田汉做右派了,但田汉没有被定为右派,只是被批得很厉害,说他是“无轨电车”。

田汉当剧协党组书记,跟其他的党组书记不同。有人说他是办事凭兴之所至,口无遮拦,浪漫主义。在党组里起作用的,是伊兵、孙福田,之后是赵寻。

田汉有一篇文章,评湖南戏《三女抢板》。戏中,姐妹三人,在一件冤案中这一个都要替另一个去死。田汉文章里提到,说毛主席看了这个戏后讲,这就是共产主义精神。文章已经付排,伊兵看校样时发现问题,说这是个古代戏,毛主席看戏时即兴说了那样的话,没有公开发表,不是定论。于是请田汉当场修改,田汉不大懂得党的内外有别原则,所以被称作“无轨电车”。

1957年,豫剧演员陈素贞到北京演出,田汉对她很关爱。一天,田汉突然看到报纸上公布,河北省把刚调来的陈素贞定为右派。田汉立即拟了一份电报,准备给河北省领导,请求不要把陈素贞划成右派。这个电报稿被伊兵看到,伊兵当即把电报扣下,说不能发出去,河北省已经定了,不可能改变,你田老去说情,说不定你也会陷进去,说你包庇右派。伊兵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田汉,田汉才没有把电报发出。陈素贞的右派问题后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改正。

田汉是个爱才的人。戴不凡还在《浙江日报》工作时,写了一篇评论田汉《金钵记》(后改为《白蛇传》)的文章,《人民日报》刊登了。田汉看后,虽然是批评自己的,但觉得戴不凡有才,于是通过组织把他调来北京剧协工作。戴不凡是学者,对中国古典戏曲有很深的研究。戴不凡写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在红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

1959年国庆后传达中央文件,批彭德怀,要求联系本单位来批,看谁有右倾思想。中宣部指示剧协党组批田汉,连续批了好几天。一天,在剧协三楼一个会议室(剧协重要的会都在那儿开),我看到田汉在那儿掉泪。我问,田老你什么事伤心呀?他说,毛主席不吃肉了。他为了这件事掉眼泪。那时经济困难时期已经开始。田汉只说了这么一句,没有再说什么。接着,他静静地听取会上人们对他的批评。

田汉早时的名剧《名优之死》,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北京人艺演出。《戏剧报》要有一篇评论的文章,没有组到,我就自己写了。写的过程当中,我到田汉家去访问过。他穿人民装,不戴帽子,头发不多,很和蔼亲切,给我讲了剧本创作的经过。说《名优之死》中的主角刘振声有原型,就是四十六岁就倒毙在舞台上的刘鸿升。他对戏曲演员在旧社会受的苦了解很深。他可能想在我写的文章上写点什么,拿了一支圆珠笔,笔写不出字来,丢了,又拿了一支,还是写不出字来。他说这些笔质量不过关,把那支笔放在桌上,又拿了第三支。笔筒里有很多圆珠笔,他说是别人送的,可这些国产的笔质量都太差。我看到他家里架子上有好多唐三彩,问是出土的吗?他说:“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都是仿制品。”他还请我吃糖果。我说,田老你也吃吧。他说:“你还不知道,我有糖尿病。”

《田汉的〈名优之死〉及其演出》这篇评论我用了两天加上一个晚上的时间,到清晨完稿时,吐了一口血。

我把文章送给田老,他让我放下,第二天去取。我第二天去,他认为文章很好,说他只在最后加了一小段作为结束,那是他送给北京人艺演刘振声的演员童超的诗:

曾为梨园写不平,管弦繁处鬼人争。

高车又报来杨大,醇酒真堪哭振声。

敌我未分妍亦丑,薰莸严辨死犹生。

只缘风雨鸡鸣苦,终得东方灿烂明。

我在“文革”中被批,造反派就用上了这首诗。我解释说是田汉加上去的。一位姓徐的造反派质问我,为什么同意让田汉加上这首诗?我说这首诗控诉旧社会,寄希望于新中国,最后两句能说明。徐同志怒斥我,说田汉的“风雨鸡鸣苦”指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终得东方灿烂明”是希望蒋介石反攻大陆成功!我听了,不能当面反驳,但心想:你真的这样认为吗?卑鄙!

1963年,顾工给中宣部陆定一部长写了一封信,揭露剧协迎春晚会的“资产阶级作风”问题。1963年12月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批示下达后,各协会做检查,自我批评。这是第一个批示。各协会把自我检查结果送上去之后,毛泽东又在一个协会的检查结果上写了批示,这就是1964年7月的第二个批示,批示说这些协会已经跌到了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种团体的边缘。(裴多菲俱乐部是匈牙利一个知识分子团体,被称为“反革命组织”,1956年匈牙利事变时起了很大的作用。)两个批示下来,各协会都要学习检查。

第一个批示下来,剧协的同志们到西山八大处一处文联休养所学习检查了好几天。检查的重点在田汉,大家和风细雨地对他进行了批评。但毛泽东不满意,要重新来。各协会要抓典型。美协抓了王朝闻,剧协再次整风,重点批田汉。中宣部文艺处派苏一平来坐镇。苏一平是经过延安锻炼的老同志,人却比较温和。这时还不像“文革”时期那样骂人,虽然上纲上线,却只坐在那儿讲。当时命令我参加,我把田汉的文章摘录下来,写在卡片上。虽然讲道理,但讲的其实是歪理。1964年的秋天,有一次批判会完了后,田汉站起来走到我身边,拍着我的肩膀说:孺子可教也。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别人批我都是口说无凭,你做了卡片有根有据,你还认真。

1966年的8月上旬,“文革”已经开始,剧协领导运动的人已经换成了刘亚明。刘亚明是组织上调来当剧协秘书长的。刘亚明组织了一次对田汉的批判会。这时运动的火药味更浓了,我已经感觉到自己很危险。但刘亚明把我列为发言人之一。我意识到,刘亚明是想拉我一把,把我放在革命群众中去,但又觉得这个发言很难做。我没有办法,还得做。我的发言是批田汉在外事活动中的“无轨电车”行为,鸡蛋里挑骨头。当时,我脑子里也有疑问,到底田汉该不该批斗?

1962至1963年,田汉的秘书黎之彦有眼病要全休,妙英代替他做秘书时,小女儿章燕出生不久,妙英有时先抱到田汉住处放在传达室(那时田汉多数时间在家里工作),下班才抱她回来。田汉非常喜欢章燕,说这孩子太可爱了,有时抱一抱。田汉问妙英经济上有没有困难,还伸手到口袋里摸钱。妙英说,没有。我当时生病在家。田老可能想到妙英家里有病人,又添了孩子,所以想帮助她。田老是个热心肠人!后来妙英了解到田汉有一段时间很郁闷。因为中宣部又提起他1935年被捕的事,调查他有没有叛变的问题。这个问题本来早就解决了,但这时中宣部又提起,是不是有新的情况?田汉的心情特别坏。这事只有妙英知道。田汉是不是叛徒?这个问题没有弄清楚。“文革”开始后,他的儿子贴大字报说他是叛徒。但是,我这次去批判他,不是批判他的叛徒问题。

这次批田汉的会在文联礼堂召开,很多人发言,都有发言稿。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坐在第一排。他对我说,你们剧协这次批判会搞得好。但他在不久后也被揪出来,被狠斗。1968年,刘芝明在造反派的严重迫害下身心交瘁,突然病亡。

这次批斗田汉,我的心情非常复杂,因为看到了田汉下跪。一位当年是“孩子剧团”成员的女演员,在批斗会上指责说田汉把“孩子剧团”从大西南带到东北,送给了国民党,是对这些孩子们的政治陷害。抗战时期,在大后方有个抗日的“孩子剧团”,抗战胜利后,为了生存,田汉千方百计设法把他们送到东北,使他们存活下来。这位演员是歪曲事实,但当时会上的听众反应异常强烈。舞蹈协会的一位姓周的同志站起来声色俱厉地叫田汉“跪下”!田汉不下跪,全场人都站起来,说:“跪下!跪下!”于是,田汉扑通一声跪下了,他的面色灰白,漠然无表情,依然挺胸,像一块僵直的石头。

我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田汉就是有罪,怎么就要下跪呢?我对田汉始终有负罪的心情。

我还参加过以集体名义撰写批判田汉的文章。上级让我起草,有一个月的时间住在颐和园剧协租用的房里写。有个厅,吃饭什么都在那儿。没写成,回剧协后继续写。从1965年春到秋冬。我那时在戏剧研究室编《外国戏剧资料》,又写批田汉的文章。写了一年,写得很痛苦,因为是“强扭的瓜”,讲不通的道理偏要讲“通”,改来改去,始终无法定稿。其间,也有他人来参加写作,最后把草稿送给理论权威何其芳,请他修改。他不改,只提了意见。最后,送给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他有本事,做了大的删改,总算把逻辑顺起来了,把本来讲不通的,似乎讲“通”了。最后以“田汉的戏剧主张为谁服务”为名发表,这个标题也是林默涵定下来的。文章发在《戏剧报》1966年4月那一期,署名是“本刊编辑部”。这期出了,《戏剧报》也就办不下去了,从此停了,“文革”开始了。

1966年,我还没有被揪出来,还在革命群众队伍中时,看到过田汉的书面交代。除了示众,田汉每天还要写思想汇报。这年国庆节,田汉写:“我听到了国歌的声音,心里还感觉到安慰,但我希望同志们注意安全。”他挨打挨得很厉害。田汉写那些字是颤抖的,根本不像他的手迹,他原是书法家呀!那时,田汉还有专车,司机是李光华,此人很好,每天不管再晚,都等着接田汉回家,还说这次田老遭罪了。有一次,红卫兵用铁丝把田汉捆在椅子背后,用鞭子打。我看见打他的是个女孩,初中生。那个时候北京有“东纠”(东城区纠察队)、“西纠”(西城区纠察队),都是红卫兵组织。这两个“纠”里的女红卫兵非常厉害。

1966年12月,田汉被红卫兵抓走。后来听说由北京卫戍区“监护”了。“监护”就是入监牢。他被折磨得很惨。后期,他被囚在一所医院里。他跟阳翰笙住楼上楼下。阳翰笙说,监管田汉的人很残暴,田汉有糖尿病,有时候把尿洒到了尿盆外边,那个监管员毫无人性地要逼田汉趴在地上喝下去。1968年,田汉在残酷迫害中死去。死前他写歌颂毛泽东的诗,这成为他的绝笔。

田汉含冤去世,我没有机会当面向他道歉。2001年,在《田汉全集》编辑工作完成之后,我曾给田汉基金会的邓兴器回过一封信,他们把这封信登了出来。信中讲了我参与编辑《田汉全集》工作时做了几件事情,并说:“我提及这些事,是说明我由于做了一些本应该做的小事而稍感安慰。对田老,我是有愧的。在1964、1966年,我曾奉命参加了对田老的批判会。田老反而表扬我说‘孺子可教’,只因为我做了卡片,批判时引用了田老文章里的原话。但那些批判,都是讲的歪理。每念及此,我即痛悔惭愧流泪不止。为‘全集’做了些许工作,何能赎我之罪于万一!”

田汉写旧体诗有极深厚的功力。他的舅父易象教他写旧体诗,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田汉写旧体诗有时沉吟半日,有时不假思索,一挥而就。但他也仔细,他的口袋里装有一部《诗韵全璧》,袖珍本。他说有时候别人请他题诗,他仓促上阵,怕用字不合诗韵,随身带着《诗韵全璧》就方便多了。田汉是人大代表,在各地视察时亲笔题赠的诗比较多。60年代,他的秘书黎之彦曾随时抄存过。我也做了一些搜集工作。1962年9月,我到苏州去养病,田汉托我把他为周瘦鹃《拈花集》题的几首诗代交给周。周是早年著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翻译过大量外国小说。60年代,周瘦鹃和我父亲同为苏州市政协委员。我拜访了周瘦鹃,把田老的诗交到他手里。由此,我对田老的旧体诗产生了兴趣,并且开始做收集田老旧体诗词的工作,见到一首抄一首,送给田汉审定。我有一大沓他的旧体诗的抄稿,“文革”中被抄,再没有还给我。

为订正田汉诗作的一些字词,1998年5月5日,我曾到田老的长子田海男家去过。田海男给我看了田老一部分诗的手迹,见到田老1957年5月写的《哭家伦》(按:盛家伦是音乐家,声乐艺术家)三首,用毛笔写在宣纸上,行草,字迹挺秀刚劲,从笔锋可以见到当时田老心情的激动和哀恸的深切,是书法艺术的极致,也是诗歌艺术的高峰。田老在手稿上有改动,原诗是墨写,而改动的字是朱笔,殷红的横竖撇捺在黑色墨痕间如火焰燃烧,仿佛赤焰生烟,彤云成梦。阅此手迹,真是一种诗书美的高度艺术享受!田海男还给我看了田老1948年6月的日记,田老用工整的蝇头小楷书写的他创作的诗《湘剧感事》,内容是湘剧演员在抗日战争期间或殉国或病殒的经过。诗是五言古风,共六十四句。不分行。字迹挺秀,刚中寓柔。从书法中看到田老的悲愤,对烈士的崇敬心情。又看挂在田海男客厅中田老的书法,是田老写自己的诗《邓尉探梅》、《安宁温泉得句》,遒劲潇洒,力透纸背。田海男热情豪爽,待人坦诚。有人说田老“人也可交,胸无城府”。我对田海男也有此印象。

1979年4月25日下午,八宝山开田汉的追悼会,妙英跟我一起去。主持人廖承志,茅盾致悼词。送花圈的有华国锋、陈云、邓小平等。田老的遗体已不知所终,骨灰盒里放的是田老的一副眼镜和他的著作《关汉卿》剧本。这一天,我想了许多,想田老《关汉卿》写的是古代的悲剧,《名优之死》写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悲剧,而田老本人的遭遇,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悲剧,但他的悲剧,比他剧中的人物更悲更惨。当时我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时代的悲剧可以由社会主义时代本身来纠正,而过去的时代,只能靠革命。虽然如此,我们时代的悲剧绝不允许重演!

这天晚上我写了一首悼念田老的诗:

痛悼田汉同志

一生战斗爱憎明,壮绝神州戏剧兵。

猛击乱钟惊世梦,高歌血肉筑长城。

何期二度来杨大,孰令万人哭汉卿?

悲剧倘然重演出,天荒地老两无声!

(注:第二句是借用田汉《庆祝西南剧展兼悼剧人殉国者》诗中句。《乱钟》田汉剧作名。第四句指《义勇军进行曲》。杨大即杨大爷,田汉《名优之死》中的地方恶霸,迫害名优致死。汉卿指田汉剧作《关汉卿》。)

曹禺——慨叹写戏难的大戏剧家

1963年,医生为我做了切除病肺的手术。这年8月,组织上安排我到北戴河疗养两周,而我的隔壁邻居就是曹禺。

曹禺为人和蔼亲切,没有一丁点儿大作家的架子。因为我听说他正在写以王昭君为题材的剧本,便试探性地向他提及此事。他微笑而不言,似说“无可奉告”,但也不否认。我就识趣而不再问。我十岁的女儿章建陪我一同去北戴河,她和曹禺的女儿万方成了玩伴,常常一起玩耍。一次在剧场观看京剧《陈三两爬堂》和《挡马》,章建信口开河,对演员品头论足,坐在一边的曹禺笑说:“有其父必有其女,章建是个小小剧评家!”一次放映越剧电影《红楼梦》,章建去看了,回来时我发现她哭红了两眼。而我当时患一种“洁癖”,我不看任何由《红楼梦》改编的电影或戏剧,为的是不让曹雪芹原著留在我脑中的印象被破坏。曹禺对我的行为温和地说:“你不去看一看,怎么知道它破坏了曹雪芹的原著呢?其实,你心里有一个林黛玉,别人心里也有他的林黛玉。不妨看一下王文娟的林黛玉,未必会破坏你心里的林黛玉。”

在北戴河,我有机会坐在面朝大海的招待所走廊里的椅子上,与曹禺相对闲谈。一次,我对他说,我演过《雷雨》里的周冲。他说周冲在《雷雨》里不是主要角色,但演他很难演好。在一次谈到写剧本如何塑造人物形象时,曹禺说,写戏必须要能抓住那“玩意儿”,抓不住“玩意儿”,什么都白搭。我说:“您写出过那么些杰出的剧本,塑造过那么多活生生的人物,您该是个抓‘玩意儿’的能手!您说的‘玩意儿’,该是情节的精彩处或语言的闪光点,是可以突出人物形象的‘招儿’,对不对?”曹禺说对,但“招儿”不是孤立的。我说凭您的经验,现在抓“玩意儿”该是不成问题的。曹禺说,难哪!现在真难哪!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不再说什么。

对曹禺慨叹写戏难,我当时并不太理解。只觉得曹禺不熟悉工农兵,要写工农兵,当然难。但如果是写历史人物,又有何难?《胆剑篇》不是还挺好吗?直到“文革”结束后,我才逐渐有一点明白:在一定的政治氛围中他为什么写不出东西来。

1979年1月,在《诗刊》举行的大型报告会上,遇见曹禺。我问曹禺还认识我吗。他说:“怎么不认识,在北戴河是邻居嘛。”我说,那个时候,你在写《王昭君》,我早就想读,十二年后才如愿。我拿到那一期《人民文学》,一口气就看完了,真好,但是演起来恐怕太长。他说:“那是,我只愿给读者阅读。”我说,莎士比亚的剧本,演的时候也是要压缩的。他说:“对,《哈姆雷特》演出时只演一半,有时只演四分之一。”

《王昭君》出来后,我看了演出,有点失望。

上世纪90年代中,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系列丛书,决定收入《曹禺戏剧选》,编辑部让我为这本书写“前言”。我用心地写了五千多字后,提出去探望病中的曹禺,请他审阅通过后再付印。于是在1995年4月19日,我和人文社的编辑一起,来到北京医院。那时他已是八十五岁的高龄老人。

我把我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和我的《屠岸十四行诗》各一本送给曹老,说:“您不必费神看,只留作纪念吧。”曹老拿着这两本书,说道:我一定学习。他又指着《屠岸十四行诗》说:用中文写十四行诗,这是你的创造?是很难写的。我说我不是第一个,早先写中文十四行诗的有闻一多、孙大雨、朱湘,还有冯至,曹老频频点头。

怕他累了,我们向他告辞。他坚持让护士把他从轮椅上“拉”起来,缓步送我们到病房门口,跟我们一一握手道别,还说:“谢谢你们来看我,你来,是我的光荣”。我回头挥手两次,曹老才进房。

这次会见,有喜剧色彩。当他说“一定学习”时,我说“哪能呢?”如果他指的是学习莎翁十四行诗,那我不好说什么,如果是学习我的译文或我的诗,那我如何担当得起?当他说“你来,是我的光荣”时,我说“哪能这么说?”曹老绝不虚伪,他是一片真诚,他越真诚,我越觉得“啼笑皆非”(不恭!),所以我说这次会见有“喜剧色彩”。

《曹禺戏剧选》于1997年11月出版。可惜这时,曹老已经辞世十一个月了。

(选自《生正逢时——屠岸自述》,此书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

责任编辑 杨新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