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乐园的前世今生(一)

报告新市场每日节目内容和各种动态。

新市场初开张之时,主要演出的是京戏、汉戏、文明戏(即话剧)、评戏,以及曲艺、魔术、杂技等。二楼往南的小剧场里,演出的是小京班。原来这京戏是两个班子,一个叫小京班,一个叫坤班。小京班,顾名思义,是一些年幼的演员,或叫娃娃班。坤班,即其演员全部是女子。那时,汉口的大戏院已有二三十家,有名的如长乐戏院、黄金戏院、美成戏院等,凡是汉口较走红的演员,皆愿意在这些戏院演出。新市场刚开幕,声名大噪,吸引了一些演员“跳槽”到此演出,有的就成为新市场的基本班子。又因为当时京剧只在北京、上海演出,汉口尚没有京剧团体,所以,新市场组班首演京剧,对汉口的京剧发展,起着先行的作用。由于演出精彩,吸引了大批观众拥到新市场来,以至于影响了其他戏院的上座率,后来,竟有五六家戏院因此门前冷落而不得不关门歇业。

汉剧是能与京剧相媲美的一大剧种,又是武汉人的家乡戏,因此在新市场的待遇更是不同,独占了大舞台剧场(1920年竣工)。这是当时独一无二的舞台,拥有2011个座位,并单独售票。开幕之日,特请余洪元为首的汉班登台演出。当时有人说,余洪元能叫座,牡丹花(陈伯华)能压座。凡有牡丹花演出,绝无观众中途退场。二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汉剧早先是不培养女演员的,后来,京剧“坤班”到汉演出,大受欢迎,促进了汉剧老演员们思想解放,而且票房收入甚是可观,便于1927年成立一个专培养女演员的“新化班”,又叫“汉剧训幼女学社”。著名汉剧大师陈伯华便是出自“新化班”。

文明戏亦称新剧,也就是今日的话剧。新市场开张时,中国才刚刚有了一个话剧团体,叫做“春柳社”,由诗人、书法家、艺术家李叔同和文学家、表演艺术家欧阳予倩等人于1906年在日本成立。辛亥革命时,在国内演出《茶花女》、《社会钟》等,成为辛亥革命文化宣传的一部分。在“春柳社”的影响下,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话剧蓬勃发展,相继成立了许多话剧社团。武汉有“振铎社”,全部都是女演员,也在小剧场演出,跟小京班轮着来。由于它反映现实生活,又全部是对白,通俗易懂,所以在当时十分受欢迎。新市场老板见新戏很卖座,即改为在大舞台演出,以容纳更多的观众,并从上海请来“醒民新剧社”造势演出。

新市场也可算是曲艺之园。曲艺名色最多,什么打鼓、苏滩、双簧、三簧、四簧、快书、蔼调小曲、淮调莲香、单弦拉戏、三弦拉戏等等。这些节目是连演不断的,别的戏剧演两三个小时完毕清场,而曲艺厅内不清场,老有人看,老有人听。尤其是大鼓书,有三个书场,还常常满座。桑慧芳的京音大鼓、晚香玉的梨花大鼓都倍受欢迎。当时由于剧场设计的原因,场中间立着好多根大柱子,妨碍了观众的视线,台下不时有人大叫:“桑妹妹让我们看一看!”桑慧芳便真的应邀走下台来,边唱边在观众席间穿行。这和今日流行歌手走到观众中间一一握手一样。但是在那时,这种行为便受到了指责,常有三流小记者在小报上指名攻击。殊料这恰又成了替新市场打的广告,来看桑慧芳和晚香玉的人愈发的多了。

杂术那时候叫做文武杂耍,有魔术、武技、少林会的刀枪拳棒、飞叉花罐等。那时汉口有一句话,叫做“韩敬文的巧板眼”。韩敬文是“亚细亚魔术团”的班主,著名的大魔术家。他在新市场演出时,曾在大门口摆了一件道具,旁边贴着广告:谁能识破机关,奖给大洋100元。摆了两个月,也无人能识破。韩敬文的亚细亚魔术团,一直是新市场的走红班子。

新市场除了这些戏剧、曲艺、杂技、魔术以外,可看可玩的地方还有不少,如电影院的最新电影、动物园的珍奇异兽、陈列所的博物标本,以及弹子房、夜花园、运动场、哈哈镜等等。初开张的那一年九月,还两次升放热气球,在空中抛撒香烟广告传单,热闹至极。有《竹枝词》赞:

果然汉口最繁华,岂止南城百事奢,

新筑市场轩敞甚,搜奇应已遍天涯。

雍和厅里更人多,称体衣裳丰绮罗,

知有椎青能爱客,紫茸想起厌新荷。

小鼓咚咚到耳边,说书场里任流连,

娉婷女子来何处,色比桃花一样妍。

伶人丰是小孩儿,曲奏霓裳和者谁?

恨煞绕梁声浪阻,但闻吹竹与弹丝。

“血花世界 蒋中正题”

“革命事业赖继起,血海茫茫怒翻花。”这是一位革命者的诗句,也是民众乐园一个园名的由来。

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入武昌,当年共产党员李之龙被委派接管新市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将新市场改为中央人民俱乐部。1927年2月,正式挂上“血花世界 蒋中正题”的匾额。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民众乐园发展历史上又一个高峰。血花世界的演出情况,不但比过去更丰富多彩,而且艺术水平也更高。俱乐部主任李之龙本人就是个戏迷,他自己能编能演、能拉能唱。正因如此,他才愿意来管理这个充满着喧哗与骚动的娱乐场所。他说:“枪炮可以攻城,艺术可以攻心。”

为了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李之龙特别重视新剧演出的作用。他原来领导的“血花剧社”主要演出小型话剧,在广州街头演出时,影响很大。到武汉血花世界后,他以原来“血花剧社”来汉的演员为基础,又招一批男女演员,建立了新的话剧班底。他先后编写了《国魂兮归来》、《此恨何时灭》、《中山先生伦敦蒙难记》等话剧,并且都是自己亲自登台演出。准备上演《中山先生伦敦蒙难记》一剧时,为了寻找更合适的演员,曾登报重金征求孙中山先生的扮演人,结果上演日期临近还无人应征,李之龙只好亲自上阵。让人没想到的是,演出效果非常之好。他一出场,就赢得了观众长时间的掌声。此剧描写的是中山先生初起革命,清朝政府悬赏缉拿。他在伦敦避难,当地政府却准备将他引渡回国。中山先生根据国际公法不引渡政治犯的规定,据理力争,转危为安。整个剧情紧凑,深深吸引了观众。当中山先生脱险后,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淹没了谢幕的演员。紧接着,血花世界又演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具有宣传激励作用的剧作。武汉的话剧演出市场再次红火起来。

1927年1月12日,《汉口民国日报》报道了苏联邓肯舞蹈团即将到汉演出的新闻。这给革命激情高涨的首都武汉,更增添了节日气氛。那时,邓肯这个名字家喻户晓,她既是伟大的舞蹈艺术家,更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武汉人民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观看这位大师级人物的表演的机会。所有的票在开演前一个星期即告售罄。主办单位只好在座位票后加售加位票,加位票卖完再卖站票。到了17日,首场演出定于8点正式开演。不到7点,剧场内已座无虚席,楼上楼下全部坐满。过道走廊也全部都是人,肩挨肩、脚碰脚,连转身的余地都没有。8时整,大幕拉开,台上灯光辉煌、布景华丽。现代派的舞蹈吸引了所有观众的眼球。那艺术的魅力,那美妙的舞姿,那健美的体格,令人赞叹。单人舞、双人舞、集体舞,还有女扮男装的交际舞轮番演出,邓肯演出了她的代表作《马赛曲》。两个小时的演出,全场鸦雀无声,人们深深沉浸在震撼的艺术享受之中。谢幕时,暴风雨般的掌声持续了五分钟之久。短短五天的演出,场场爆满。

1928年,由于管理不善等原因,人民俱乐部由汉口市党部改组委员会移交到汉口市公安局监管,名字也改为汉口民众乐园。这年12月3日,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来汉,在民众乐园大舞台演出,同来的还有谭小培、侯喜瑞等名角。这可以说是血花世界萧条很久以后的一次盛况。程砚秋先演出《新编花舫缘》,扮演婢女申云飞,当时报纸评以八个大字:“娇姿艳质,仪态万方。”紧接着演出《玉堂春》,一个“苏三”醉倒无数市民。剧场内观众摩肩接踵、拥挤不堪。这一次连演了13天。1929年2月21日,程砚秋、谭小培、谭富英等又来演出,在大舞台连演28天,剧目有《赚文娟》《玉堂春》《御碑亭》等,仍然常常满座,而且因为场内人多,秩序较乱,公安局在原有的9人基础上又加派9人,以维护场内秩序。

1929年12月24日,报纸上刊登了“民众俱乐部着即取消!蒋中正”几个大字。距这位领袖手书“血花世界”四个字,前后两年半。

楚剧在这里得名新生

在血花世界之前,是没有楚剧这个名称的,更不用提它的地位了。楚剧原叫黄孝花鼓戏,或叫天沔花鼓,起源于农村草台,纯粹是农民自娱自乐的东西。后来上了台,演员也还是农民,可想而知当时的表演水平十分低下。然而,这花鼓戏与别的戏剧最大的不同,便是它的乡土风味,它所表现的都是人民日常生活中最亲切的人物和事件,湖北老乡听起来觉得对味过瘾,是他们最喜欢的一种戏。后来,随着花鼓戏艺术水平的提高,培养出了一批优秀演员,如李百川、陶古鹏、沈云陔等,这些优秀的演员也日渐完善着花鼓戏的表演形式,渐渐地,花鼓戏也可以登上大雅之堂了。

然而在城市中,官家出于对花鼓戏的偏见,一直认定花鼓戏是淫戏,有伤风化,从清代至军阀时期,皆明令禁止其公开演出。所以,花鼓戏一直以来只能到外国租界里,在底层中国劳苦人民中间演出,或者被达官贵人请到府上点着唱。但是,那些表面上道貌岸然的官员大亨并不懂得如何欣赏,只点那些“荤段子”听。一些正派演员,后来就拒绝唱堂会。

关于“楚剧”一词的提出,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楚剧”一词就是陶古鹏首先提出的。当时,他到血花世界找李之龙卖班子时,因不好意思说“花鼓戏”一词,随口说了一个“楚剧”。另一种说法是一位叫傅心一的先生起的这个名字。傅心一是天门岳口人,从小就进了汉剧班子里唱戏,扮演小生。但是没唱几年,由于嗓子的原因退出了汉剧舞台。他便进了武昌文华书院念书,但一直喜欢到六渡桥去坐茶馆,与艺人们谈天说地,既有学问,又有人缘。他虽不唱戏了,却对汉剧、楚剧进行研究,特别是为楚剧整理了一些剧本,演出时很受欢迎。在汉剧班子里,老演员中技艺高强的,一般受到尊敬,称作“挡手”,更高的称为“管事”,再往上叫“老板”,最受艺人崇敬的叫“大王”。唯有傅心一,连“大王”也要敬他三分,称作“先生”。

为楚剧正名的过程中,李之龙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资料证明,“楚剧”一词是由李之龙创造的。那时,他刚接管血花世界,黄陂花鼓戏的几位老演员李百川、陶古鹏、沈云陔、章炳炎和沔阳派花鼓戏的演员代表黄后周等一同来找他,希望能借革命的力量,摆脱花鼓戏被歧视被压迫的地位,能堂堂正正接他们进血花世界演出。恰好,李之龙正是沔阳人,从小就喜欢看花鼓戏。他知道花鼓戏的魅力是无穷的。所以,当李百川他们一来要求,他便立即答应了。他认为花鼓戏是真正人民大众的戏,戏词也是劳动人民最质朴的语言,毫无做作。因此,花鼓戏最能引起劳动人民的共鸣。对于那些糟粕,加以整理便行。李之龙将陶古鹏的“天仙班”请进血花世界,由游艺股长何润泉和股员余鉴予负责,帮助建成新的戏班子,更名为“进化社”。

有一次,李之龙在与陶古鹏等老演员讨论剧本时,说:“我有一个临时建议,请你们诸位研究一下,这花鼓戏是旧社会的一个名字,现在是革命的新时代,应该换一个新的名字,叫社会上对它另眼看待。我国历史上战国时期,湖北是楚国疆域的一部分。秦国是陕西,秦国恃强,欺负楚国,当时便流行这样一句话,‘楚虽三户,犹足亡秦’,意思就是楚国人有复国仇的志气和决心。我看就把花鼓戏叫楚剧吧,说明我们楚剧要宣传革命,打到军阀反动派。”他说完,大家一致赞成,楚剧从此定名。

1927年阴历正月初一,楚剧在血花世界正式演出,观众十分踊跃,因为过去不到租界是看不到楚剧的,而现在在家门口便可观看了。开始是在二楼一个小剧场演出,日夜两场,场场满座。后来一个场子不能满足观众需求了,便在四楼平台又开了一个楚剧专场,仍是场场爆满。

当时楚剧在租界中演出,一张票是三百文钱(铜元),在血花世界除了五百文钱一张门票外,看楚剧还要另加二百文钱,但观众仍是争先恐后,有的观众拿出一串钱(即一千文钱)的票子买一张票,不等找钱就挤进去了。演出剧目有陶大鹏和李百川合演的《吕蒙正赶斋》。这出戏十分受欢迎,李百川累倒时,由沈云陔接替其继续演出。其他剧目,如《访友》、《送友》、《告经承》、《大清官》、《讨学钱》、《浪子回头》等,这些都是经常上演的重头戏。

这些剧目至今仍是武汉市各个楚剧团的压箱底剧目,不时在舞台上演出。

风雨兼程 几度易名

经过两年多的风雨颠簸,新市场1931年重新开张。但是祸从天降,当年长江涨水,汉口成了水乡泽国,数尺深的水,把新市场团团围住,门前木船来往,接送灾民,新市场二楼以上全都住满了灾民。水灾的恐怖景象使人望而生畏:黄鹤楼半截淹在水中,汉阳许多工厂不见厂房只见烟囱,长江宽阔无边,白浪滔天,房顶、家具、猪狗、人尸等皆随波逐流,脚盆里哭着的婴儿,木柜里叫喊的妇女……诸般景象惨不忍睹。

对于新市场的董事们来说,大水冲走的是他们无数大洋,不仅营业停顿,演员们还要预支包银,这个损失如何能补回来?只有在水退之后,尽快开张营业。但汉口居民,家家在排水、修屋、看病,谁还有心思去逛新市场?这时的演出市场仍是萧条。

此时汉剧阵营确实强大,以余洪元为首,吴天保、胡桂林、陈春芳、朱洪寿、李春森,还有牡丹花两枝——老牡丹花董瑶阶和小牡丹花陈伯华。那时新市场内秩序混乱,舞台也被洪水冲垮,条件远不如汉口大舞台等大剧院。但是,只要小牡丹花来登台,新市场就会人山人海,所有汉戏迷们争先奔来,小牡丹花成为新市场汉班台柱子。当时小牡丹花一天不登台都叫汉口人坐卧不安。有一次她因喉咙痛请假治疗,另外一个演员请求顶替她演出,直到跪地求情才得到董事长们的允许。可见,小牡丹花的演出如何深得人心。1935年11月18日晚,小牡丹花与朱洪寿联袂出演《霸王别姬》,此时正值小牡丹花下嫁的消息传出,报纸如此评价:“而汉剧之演霸王别姬一剧,今以虞姬出嫁,后继缺乏相当人才,或从此难得重建斯剧也,斯亦可悲欤!”当晚,剧场里挤满了观众,他们既是来最后一睹这朵娇艳牡丹的风采,也是来依依惜别。当虞姬拔剑悲怆自刎时,台下的观众也哭出了声音。

随着老一辈汉剧艺术家的淡出舞台,汉剧的境况就此一日不如一日,新市场的整个营业境况也走了下坡路,到1936年下半年,几乎快要关门大吉。新市场老板鲁方才,与汉剧工会常委刘艺舟商洽,决定让一位与所有汉剧名角都有来往的老资格汉剧迷——答恕之任班主,组成“时代汉剧社”。当年从阴历七月初一开始,十大名角齐聚大舞台,为久未看到好戏的汉口人演出。每晚两场,场场满座。仅《天仙配》就连演半月,三十场不衰。

经过八年抗战的动荡年代,日本于1945年9月2日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热烈庆抗战胜利。当时王学忠等向省市党部民众乐园管理委员会承租民众乐园,定名为“和记民众乐园”。当时京剧最能卖座赚钱,为了弥补战争造成的巨大损失,王学仲特别请来京剧班子进园唱戏,他请李仲林排演《西游记》,后来又从上海请来高百岁剧团,从1947年演到1949年,可谓久演不衰。纪念堂依然演出魔术、滑稽京戏、小游艺、杂耍。评剧院改为电影院。二楼原楚剧场改为小京班,澡堂改演评剧,其他大体如旧。

京剧除高百岁、李仲林外,尚有名角董明艳、李慧芳、王少楼等先后演出了《玉堂春》、《天仙配》、《铁公鸡》、《驱车战将》、《周瑜归天》、《春秋配》、《甘露寺》等景点剧目。滑稽京戏则由名叫小人迷、筱蛤蟆、李好笑、黄笑笑等演员组成的“韵乐社”演出《盗魂铃》、《破除迷信》等,中间还穿插跳美国草裙舞。更有一出京剧《唐僧取经》因内容过于怪诞而被警察局勒令修改。

除京剧场外,还恢复了第一书场,名叫“民众乐厅”,实际则是京剧、歌曲的清唱。又请来“少英武术团”及皮德福率领的刚从国外演出归来的“中国单车飞走壁团”,在胜利厅前广场搭台演出。仿佛往日的热闹情景又回来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在民众乐园恢复经营的上升期,负责人却由于某些原因,被关了起来。刚有起色的民众乐园又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人民大众的欢乐之园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新上任的领导便开始了除旧布新的工作,使旧民众乐园焕然一新。

当时,中南戏改处及武汉市戏改处就设在民众乐园内。为了推动戏改运动,民众乐园举办了三期文化补习学校,前后有1400余人参加了培训,这对于演员的文化思想水平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各剧团纷纷成立戏改小组和编演新剧委员会,而民众乐园则成为了戏剧改革的重心和实验剧场。武汉的文化事业再次红火起来:园内的大舞台、新舞台、二三楼的剧场,日夜演出京汉楚评等剧种,以及电影、杂技、魔术等等。12月,由大舞台装修一新的“民族歌剧院”,从上海请来著名京剧艺术家周信芳和云燕铭演出,并同时成立了第一个国营剧团——“中南京剧工作团”。周信芳任总团长,高百岁、陈鹤峰任分团长,民众乐园大小京班均合并于此团。

1951年,京剧大师梅兰芳又一次光临汉口,这位新任中国京剧院长、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是来考察工作的。他广泛接触了武汉的戏曲界名人,如陈伯华、吴天保、高百岁、沈云陔等人,看到了解放后武汉戏曲界兴旺的景象。这期间,他先后两次在民众乐园民族影剧院,与中南京剧工作团联合演出。为了募捐“鲁迅号”飞机,梅兰芳带病上台,演出了《奇双会》等剧,精湛的演出让武汉观众叹为观止。此外,赵燕侠、高维廉、小王玉荣等京剧名家也都在此演出了一幕幕经典的剧目。此般盛况是民众乐园有史以来都没有的,每天除座票外,另加的500张站票全部售光。

1951年11月,中南文化部戏改处在民众乐园盛大举行了第一次全市戏剧观摩公演,历时一个月。大京班的《逼上梁山》获团体及剧目特别奖,青年楚剧团《白毛女》、评剧组《王秀銮》各获一等奖,汉剧《窦娥冤》获三等奖。这次盛会将戏改运动推向了高潮。

与此同时,杂技、曲艺、游艺也丰富着老百姓的娱乐生活。刚解放时,有一家小小的杂技班子,名叫夏家班,来民众乐园胜利厅(即杂技厅)演出,班中有一个小姑娘,只有十来岁,朴实而聪明。表演时,其柔软的腰肢,令人赞叹不绝。她就是后来以“咬花”、“顶碗”等绝技赢得国际大奖的杂技大师夏菊花。后来组建的武汉杂技团,常年在杂技厅里演出。

曲艺也是民众乐园的台柱节目之一。1951年,由南京请来的艺联鼓书社在四剧场演出,有相声、京韵大鼓、八角鼓等。后即组建为民众乐园曲艺组,即后来改建的曲艺队。除了以上这些传统项目外,还增加了湖北大鼓、湖北小曲、湖北评书、渔鼓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表演。1963年,相声大师侯宝林来到民众乐园演出,买不到票的人站在场外,听到场中传出哄堂大笑,也都相与捧腹大笑。

民众乐园的舞台上,繁花似锦,好戏连台。这就是解放后的民众乐园——真正的人民大众的欢乐之园。

后记

翻过一页页民众乐园辉煌的历史,那些台上台下热闹的景象渐渐在脑海中浮现。移动的镜头,记录着黑白却繁华的世界:戏子的一招一式、观众的接连喝彩,还有穿梭其间斟茶倒水的小二……人们在这里逃离了现实的喧嚣,回归到安逸的精神世界。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人们已经习惯捧着爆米花去电影院观看两个小时的娱乐大片,却无法体会到一壶茶、一出戏陪伴的午后时光;人们已经习惯花掉半个月的工资去体育场追捧某位明星的演唱会,却无法理解花5元钱买一张门票去小剧场欣赏名家的浅唱低吟。视觉的冲击取代了精神的愉悦。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失落之处。

如今,民众乐园修葺得焕然一新,但是,当年老汉口戏剧百业花团锦簇般的繁华已经不再,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