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资源版图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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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绝大部分时间，天然资源如能源、粮食、水等原材料的价格普遍在下跌，支持了当时的经济发展。但这一美好的时代似乎已终结，单单过去十年就完全吞没了上世纪的价格跌幅。随着资源版图变迁，人们不禁要问，居高不下的资源价格和不断增加的经济、社会、环境风险，未来是否将成为常态？

类似的担忧过去也曾多次出现，但回头看来，当时的风险其实并不存在。1798年人们最担心的核心问题是土地，当时马尔萨斯提出著名的“人口论”，指出人口增长速度过快，非可得耕地所能承载，必将导致贫困和饥荒。拜工业革命所赐，马尔萨斯当初预想的“悲惨世界”并未出现。随着工业革命横扫英国，接着席卷整个欧洲和北美，土地可得性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因而被打破了。尽管马尔萨斯理论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曾因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关于成长限制的观点得以短暂复兴，但主宰20世纪的学说是，市场通过提供充足的供应和生产力成为拯救力量。

事实证明此论述（也是当时的盼望）大致上并没有错。随着科技进步、发现并推广新的低成本供应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按实际计算的商品价格指数在20世纪期间下跌了将近一半。这是相当惊人的数字，毕竟20世纪全球人口的成长有4倍之多，全球经济产出大约提高了20倍，相当于对不同资源的需求剧增600％至2000％。

过去十年资源价格攀升，新兴市场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再一次让关于资源的辩论升温。市场和创新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关键答案，并有可能会再一次力挽狂澜，令全球脱离困境。当今，人、设备、感应器通过数字网络连接在一起，让数据的产生、沟通、分享和取得实现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些网络有助于资源体系的生产力转型：创造出高智能电网，支持高智能建筑，强化能源勘探所用的3D和4D地震技术；数字网络甚至还对身处非洲次撒哈拉地区的小型农户形成影响。来自航天产业的技术帮助风力发电效能转型，材料科学的进展大大改善了电池的性能，改变了电力储存潜力，长期而言，使得交通运输业的能源选择趋于多元化。有机化学与基因工程将有助于培育下一次绿色革命：改变农业生产力、生物能源供给、陆地碳吸存。简言之，资源科技与时俱进，但攀升的资源价格更有可能加快创新速度。

然而，当前挑战的规模不容小觑，而且要在全球范围得以应用并提升资源效率的技术，其阻碍更不容低估。未来20年资源冲击的形态将与历史上不时出现的冲击大相径庭。目前全球18亿中产阶级消费者，20年后，此一群体将猛增30亿人，由此大大增加了对不同资源的需求。届时需求巨增，但寻找供给新来源和开发资源的挑战却越来越大，成本也越来越高。尽管主要资源业出现技术改善，但也只是杯水车薪。挑战更为艰巨的另一项就是资源之间关联性更为密切，只要一种资源出现短缺和价格波动，其他资源就会迅速受到牵连，加深风险。此外，增加资源消耗所导致的环境恶化，也让资源供应体系更为脆弱、易受波及，其中粮食体系的脆弱性显而易见。不仅仅是粮食，例如一旦降雨形态改变、用水增加，不只是贡献17％供电的水力发电受到牵连，火力发电厂和其他用水密集的能源获取方式也都难逃冲击。最后，对全球众多人口无法取得能源、用水、食物，以满足基本需求的担忧日渐加深。

本研究的观点是，在增加供给的同时，需要实现资源在获取、转换和使用上的生产力大跃进，未来20年才可能避免出现资源匮乏。好消息是，我们找到了机会，足以增加供给、提高生产力，克服资源挑战。目前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公私部门能否落实所需步骤，确实快速掌握这些机会，避免未来资源价格更高、波动性更大，出现不可逆的环境破坏。

我们的分析显示，改善资源生产力的现行措施将可满足2030年将近30％的资源需求。这些措施可完全抵消在基本情境下未来20年预期新增的土地需求，满足80％预期新增的能源需求、60％预期增加的水资源需求，以及25％预期增加的钢铁需求。

我们预估2030年与这些改善生产力机会相关的社会价值总计将达2.9万亿美元，包括所节省资源的市场价值，此系以目前价格计算，尚未纳入环境效益和补贴经费。假设每吨碳价格30美元，同时取消能源、农业、水资源补贴，废除能源税，此机会的价值将提高至3.7万亿美元。从改善建筑能效，到改用高效灌溉方式，我们发现以下15个机会领域就能实现这一生产力价值的75％。这将有可能与20世纪劳动力革命获得的成就相提并论。不过，要把握这些机会绝非易事，我们估计其中只有20％为较易获得，约40％的机会在实施过程障碍重重。当然，如果资源价格不断大幅攀升，市场作用力势必会努力提升资源生产力。

单单提升生产力不足以满足未来20年可能出现的需求规模，同时必须增加供给。以能源为例，新增供给可能有很大一部分会来自如页岩气等非常规天然气的快速发展。

尽管增加供给、提高资源生产力可满足预估的全球资源需求，但可能还不足以在无可避免的摄氏两度之外，阻止进一步的全球变暖，也无法减缓影响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资源贫困问题。可能需进一步改变资源供给来源组合，增加投资，才能真正应对来自气候变迁和资源贫困的挑战。此一投资本身就可能带来成本的渐进变化，例如我们的研究显示，加速可再生能源技术升级，可迅速降低成本，好比太阳能的生产价格在2020年可降低到每瓦1美元，比2007年每瓦8美元、2010年每瓦4美元低得多。

实现所需的生产力改善，获得所需的供给成长，是一项既庞大又复杂的任务，实施起来绝非轻而易举，摆在前面的是一条阻碍重重的道路。要克服这些障碍，必须在地方、全国、地区、全球各层级展开行动，改革组织形态和机制，应对资源体系之间关联性更强的特性，发展出协调性更高的方式，应对资源挑战，处理资源议题。

除了资源管理必须转向整合度更高的方式，政策制定者可能需要考虑在三大领域采取行动，应对资源挑战。

首先，回顾历史可知，那些强劲、可持续的价格信号是改善资源体系绩效的主要驱动因素。政府需要考虑取消高达1万多亿美元包括能源和水等资源补贴，虽然此举看似降低了民众的使用价格，事实上鼓励了他们不节约使用资源商品。为了应对气候变迁，政府也需要通过碳定价等机制，使得资源价格真实反映对环境的影响成本。

其次，虽然修正价格有助于应对资源挑战，但仍需采取行动确保有充分资金，以解决与财产权、奖励议题和创新相关的市场失灵问题。

再次，当社会面对资源挑战时，公共政策有助于强化社会长期韧性，诸如采取措施提高对于资源相关风险和机会的认知，建立妥善的安全网，减缓这些风险对社会最贫困群体的冲击，教育消费者和企业改变行为，适应当前资源受限的实际情况，增加取得现代能源，改善最弱势群体的经济状况。

新时代同时为企业带来机会和风险。大多数产业的企业从上世纪下滑的资源价格中受益，令企业得以专注资本和劳动力的生产力。但未来20年，资源相关趋势将影响多个产业的竞争态势，企业战略需要更加关注资源生产力，采取更为联合的方式，了解资源会如何影响利润，贡献新成长，带来革命性的创新机会，引发资源供给新风险，导致竞争不对称，并改变整体立法背景。

本报告将分七部分概述我们的主要发现结果。

1.20世纪逐渐降低的资源价格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指标衡量，20世纪主要资源按实际计算的价格下跌了将近一半。这是相当惊人的数字，毕竟20世纪全球人口增长了4倍之多，全球经济产出大约提高了20倍，代表对不同资源的需求剧增600％至2000％。资源价格下滑是由于科技进展迅速，以及发现新的低成本供应来源。此外，在某些情况下，资源定价并未真实反映出生产的完全成本（例如能源补贴或未定价的水资源）和资源使用相关的环境效应（例如碳排放）。

计划。这仅为目前化石燃料补贴的60％至90％，并且还有助于减少适应气候变化所需的投资。所谓的无差别能源供给渠道，是指提供所有人清洁、可靠、负担得起的能源服务，用以烹煮、供暖、照明和通讯，若以每人每年250kw/h到500kw/h的“基本”情况为例，未来20年需要每年约500亿美元的投入。这对经济增长和教育有着庞大的贡献 (比方说贫困地区儿童夜间可以学习)，且能加速科技渗入较贫困的农村地区。不过因为无差别供给而导致能源需求的增加，也会使得碳排放增加零点几个百分比。

6.解决能源议题必须从改变制度化的观念和机制开始做起

政策制定者要如何在这复杂的迷宫中找到出路呢？要克服眼前的障碍，就必须建立新的组织心态和机制，将系统化的资源管理方式交叉建立在组织中，并纳入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相关核心部分——能源、水利、农业——可能需要额外资源来协助处理眼前的挑战。

许多政府不倾向用整合的方式处理资源议题。例如与水相关的议题通常围绕在水利、农业、城市发展和环境 (例如河川质量)等部门间。土地使用议题则往往由中央政府层级的农业、渔业和环境部委处理，但许多其他利益相关方分布在省和地区层级。至于土地使用，许多政府仍面临难题，无法建立一套协作机制，用单一完整的程序来辅助可持续的农村和农业发展、减少林地滥垦和提高食物安全。有时国际发展协助系统可能会加重这种情形，因为国际组织有许多各自专注于自己专门议题的下属机构。

以单个部门为主导的分散型组织形式会使政府面临无法有效将机会优先排序的风险。我们在本报告中所强调的15个优先机会，似乎并没有关注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和讨论。审视相关媒体报导会发现，有关资源生产力提高机会的篇幅十分有限。本报告所发现最大的机会是建筑能效，这方面的确占据不少媒体版面，但其他领域像是食物浪费和提高大型农场产量，虽然其潜在成效十分显著，得到的媒体关注却是少之又少。

除了转变组织心态和机制，政府部门也应考虑以下三方面的行动：第一，必须加强而非挫伤市场信号；第二，各种非价格相关的市场失调必须被矫正；第三，必须增强社会的长期耐力。

A.强化价格信号

虽然捕捉为数众多的生产力提升机会能为社会带来可观的效益，但许多机会对民间投资人来说并不具吸引力。这背后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当资源价格处于高度波动时，未来价格演进的不确定性会让投资人难以判断其投资的回报率，这将成为阻止投资的因素；另一个原因是许多国家的财政制度事实上是资源有效使用的不利因素，因为全球每年的资源补贴高达1万亿美元以上，而对于碳排放这类产生环境影响，市场往往未能给出一个定价。如果将农业、能源和水利补贴取消，同时将碳排放定价为每吨30美元，资源生产力提升机会对民间投资人的吸引力将大为提高。最后，政府是否应提供资助给可再生能源这类的机会，相关疑虑依然存在，这也意味着投资人会要求更高的回报来弥补这方面的风险。政府如能设立稳定有效的政策制度来强化市场信号，确保足够的回报吸引民间投资人，就可从中受惠。

B.应对(非价格)市场失调

政府可以积极消除各种与价格无关的障碍。缺乏清晰的产权，尤其是农林业，是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加强公共资源治理与规划的障碍。许多可获利的能效机会都是因为制度因素而未能落实，例如房东必须负担高能效隔热设施的成本，但享受到便宜能源账单的却是租客。政府的效率标准可以有效消除此类障碍，且这么做的成本很低，但相关标准的设计必须能鼓励，而非阻碍了市场导向的创新。

资金渠道也是一个需克服的重大障碍，因为实现资源革命大部分在资本市场开发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70％至85％提升资源生产力的机会都在发展中国家。有许多机制，包括贷款担保和其他风险分摊工具能鼓励金融机构放款。跨国开发银行也能有效提供优惠贷款和混合贷款。有些政府也开始鼓励能源服务公司、按揭公司和承销公司合作，将彼此的技术专业和长期融资结合起来。新形监管和国家风险保险也是必要的。

协助实现创新也是很重要的一环。我们的生产力分析是以目前已能使用的技术为基础。但要应付2030年以后的资源挑战需要更多创新技术。资源相关的创新方案，其配套措施有许多是与整体经济相吻合的：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激烈的竞争、更开放的国际贸易规范和完善的金融体系。排除阻碍创新的路障固然重要，扩大相关资源研发投资更是必须。政府采购规定可以支持绿色技术的扩张，也可以有针对性的投资于相关基建，例如利用智能电网将电动车的高渗透率与再生电力的部署连接起来。

C.培养社会的长期耐力

社会在面对资源挑战时必须加强长期的耐力，提高对资源相关风险和机会的意识，建立合适的安全网来减轻这些风险对最贫困人群的冲击，并教育消费者和企业正视当前资源短缺的现实，调整自身行为。

横跨所有资源的所谓有效早期预警系统并不存在，因此无法给予投资人有关供需和潜在风险的必要国家与综合国际情报。要建立这样的系统，需投入高额的公共投资以捕捉有关资源、环境健康指标、气候系统动态的主要可用数据，以及用来分析经济增长、资源系统与环境之间动态关系所需的复杂建模工具。远程感应工具的进步和大数据管理将有助于此。加强与主要生产力提升机会相关的指标，也能获取庞大效益。政府还可通过建立强制家电能效标杆，以及扩大最佳实践的跨区域和跨城市分享机制(例如C40城市论坛)，来协助企业和家庭获取有关生产力提升机会的信息。

提高资源获取渠道是整个社会在面对资源相关趋势时适应性更强的一个重要元素。要让全球每人每年能有250kw/h到500kw/h“基本”用电量的能源使用渠道，未来20年需要的成本大约不到500亿美元。与之伴随而来的，是社会保护机制的扩大以及对重要保护体制弹性的投资，这样我们才能更有效的处理资源和气候相关冲击。

当人们改变旧的思维方式，进而改变行为，变革才最有希望发生。在许多发达国家，除了20％至30％的社会最底层家庭，资源价格只占全部家庭预算的极小部分。换句话说，在价格信号之外我们还需要其他行动来改变人们对资源使用所做的选择。

本报告明确了改变行为的四大关键要素：第一，行为的改变必须要有明确的示范和领导层的以身作则。比如摩洛哥根据该国的新合同农耕方式协助建立转型推出的试点计划。第二，除了30亿新增中产阶级消费者，政府可以选择OECD经济体中更为富裕的消费者，加强他们对可持续性议题的信念与理解。这些人的资源足迹是新中产阶级的好几倍。例如，在北美与大洋洲，消费者购买的蔬果有1/3最后被丢弃；第三，奖励诱因和正式机制可以鼓励变革，特别是通过在过渡期间减轻对部分利益相关方的负面影响。丹麦能源税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补偿(有条件的视能源生产力的改善目标达标率)受影响最深的几个行业；第四，必须开发新的人才与技能来支持行为改变。例如，在澳洲水利改革期间，当地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培训农民提高水源效率相关技术。

7.企业应考虑如何调整战略，以反映资源相关风险和机会

20世纪大多数时候，民营企业的战略和商业模式规划都是建立在这一不言自明的假设上：资源价格的实际成本会保持长期稳定甚至下跌。结果就是企业一直致力于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生产力。但是企业现在必须将战略和运营重心放在资源生产力上。成功提高资源生产力，就有可能开发结构性成本优势，改善其捕捉新增长机会的能力，尤其是在资源稀少、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市场。资源生产力的提升对于直接面对客户的企业来说将有着特别显著的效益，包括消费产品、消费电子和零售业。对于资源供应企业来说，资源价格的提高未必会在景气循环周期中转换成较高的利润，但是资源价格攀升几乎一定会导致政府采取监管行动，以及对上游的资源征税。

资源相关趋势的战略意义很可能对每个部门都不一样。但即使如此，企业如果能更系统化地了解资源如何影响其利润、创造新的增长机会与颠覆性技术，以及对公司的风险管理和监管构成的新压力，必将从中获益。行业领导人可以更进一步努力制定行业标准，提高整个供应链上资源生产力的透明度，改善该行业环境足迹的端对端衡量。

三位作者任职于麦肯锡全球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