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元杂剧繁荣的成因

摘要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元杂剧同汉赋、唐诗、宋词一样,成为“一代文学”,而且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自然”、“最有意境”的文学。杂剧在有元一代逐渐成熟和完善,是戏剧历史发展的必然,它的繁荣和兴盛不是某一方面在起作用,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经济、社会等的外部因素;又有元杂剧自身发展的内在原因;还有其发展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人的因素。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共同促进了元杂剧的繁荣和发展。

关键词:元杂剧 外部因素 内在原因 繁荣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元杂剧是在宋金杂剧、院本的基础上吸取诸宫调、唱赚等民间音乐的艺术营养,于金元间逐渐形成的一种新型戏曲形式,它是中国戏剧史上的第一个发展高峰,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

一 影响元杂剧发展的外部条件

从经济方面看,城市经济的繁荣为元杂剧的发展准备了充足的物质条件。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镜。戏曲是一种文学样式,更是舞台表演艺术,这一特性决定了它的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环境和条件。写剧本是为了上演,演出就要有演员和观众,还要有剧场、舞台等设备,戏剧的发达有赖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都市的繁荣。元朝商业经济发展,出现了许多人口高度集中的大都市。广大市民、商贾、吏卒都需要文化娱乐,于是戏剧事业就随之兴旺起来,从事剧本制作的人日渐增多,优秀作家作品也就随之产生。公元1721年,忽必烈灭南宋,建立大元帝国,元朝的大一统结束了宋、金、夏等封建政权的长期割据状态,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当时国家统一,海运、漕运畅行无阻,海外贸易又十分发达,大都、杭州、泉州等都是举世闻名的发达城市。元代的贸易范围东到高丽、日本、南非、印度和南洋各国;西到中亚、波斯以及阿拉伯各国,地中海中部,直到非洲东海岸,与许多国家都有着密切的经济来往。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当时的大都商业十分发达:

“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此。盖各人自各地攫物而至或以献宫廷,或以供广大城市,或以献众多之男爵、骑尉,或以供屯驻附近之大军。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不息。”

马可·波罗的叙述充分说明了元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城市经济的发展为元杂剧的繁荣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

从社会方面看,元杂剧的兴盛是对传统的戏曲艺术的继承和发展,也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唐宋金时期,各种文学艺术蓬勃兴盛,如唐传奇、宋话本为戏曲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内容;宋杂剧、金院本和诸宫调为元杂剧体制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大曲、鼓子词、诸宫调等各种音乐形式,为元杂剧提供了丰富的曲调来源;各种舞蹈、杂技、武术也为元杂剧的表演提供了艺术榜样。因此,元杂剧的兴盛是戏曲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另外,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元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于封建理学思想有很大破坏,儒家思想统治松驰,传统文学观念开始改变。在元代,“文以载道”的理论已经失去支配的作用,过去被认为是正统文学的诗文呈现衰落局面,而被正统文人认为卑不足道的戏曲受到各阶层人们的欢迎。元蒙统治者崇尚武功,不好文词,可是对戏曲歌舞却极为喜爱。据《元史·百官志》载,元代曾将管理“乐人”的教坊司,提到正三品的高位。这些对元杂剧的繁荣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元代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其尖锐,戏曲正是反映这种矛盾的最佳形式。文人社会地位卑下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元杂剧的发展。元代的汉族文人儒士,饱受歧视和欺压,处在社会生活的底层,地位卑下,穷愁潦倒。因科举长期废止,长期摆脱不了困苦的处境。他们不肯屈于统治者,又不甘心才能的埋没,于是不少人与民间艺人合作,组织书会为勾栏行院编写杂剧脚本,既可以糊口谋生又能施展所长。他们长期生活在下层人民中间,遭受着政治压迫和生活煎熬,把对现实的满腔怨愤和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倾注在杂剧的创作之中,发人民之心声,使杂剧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斗争精神。同时,他们出入勾栏行院,经常和艺人在一起切磋技艺,有的还躬践排场,参加演出,对杂剧创作和表演的一整套程式特点非常熟悉,使他们的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元代出现了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从事杂剧创作的作家群,是元杂剧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蒙古贵族在统一全国的征服战争中,铁骑所到之处对人们实行烧杀抢掠政策,使唐宋以来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遭受到严重破坏,从而激起了以汉族为主的广大人民的激烈反抗,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由金入元,经历了征服战争带来的苦难,饱尝了动乱不安生活的痛苦,我们可以从他的杂剧《拜月亭》所勾勒的背景中感受到兵荒马乱、国破家亡的时代气息。元代统治者以征服者自居,对被征服地域的人民进行掠夺剥削。在政治上搞民族压迫,在经济上,元代统治者也残酷地剥削压迫汉人和南人。统一战争结束后,大批南宋老百姓成为蒙古人的奴隶,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夺去,即使没有失去土地的农民也要被迫缴纳很重的租税。一些剧作家以文字为武器,创作了大量揭露统治阶级、描写官场黑暗、歌颂下层人民、缅怀历史上的抗敌英雄、表彰民族气节和复仇主义的作品。从而使元杂剧的创作呈现出空前的繁荣。

二 元杂剧繁荣的内部原因

元杂剧的繁荣是我国古典戏曲艺术长期发展孕育的结果,元杂剧不同于诗词创作,它不是单一的艺术,它继承前代艺术表演式样,在宋杂剧、金院本的直接影响下,融合唐宋以来的音乐、说唱、舞蹈等技艺,是一种独立的高度发展的综合艺术。

首先,从元杂剧的体制与角色看,元杂剧一本四折的体制特点是受到宋杂剧分四段的影响,其中说的艳段即引子,散段是插科打诨一番以作结束,是正杂剧分为两段的其中一段。而正杂剧是表演故事。元杂剧的“四段”并不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元杂剧采取了分四段的形式,改造提高,配以音乐上不同宫调的四个套曲使之表演一个完整的故事。元杂剧中的戏剧角色,正末大约是从宋杂剧的“末泥”演变来的。副末、副净则是从唐代的参军戏演变来的,他们仍保持着以滑稽的语言或动作引起观众笑乐的特点,但他们在参军戏里是主要角色,而在元杂剧里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了。元杂剧在宋杂剧、金院本色角分行的基础上,扩充为末、旦、净、杂,正末、正旦均处于主唱地位。

其次,元杂剧又吸收了说唱艺术。元杂剧中的宾白就是说的艺术,是用来叙事的。而元杂剧的唱则囊括了元杂剧的戏曲音乐。元杂剧的形成主要是吸收了诸宫调和慢词的唱腔。诸宫调也是宋金时代民间流行的一种文艺形式,蜚声文坛的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就出现在金代,诸宫调是以唱词和说白相间,配以琵琶伴奏来说唱长篇故事。元杂剧的唱词,在曲调的选择和组成上正像散曲的套曲那样,吸收了唐宋大曲和宋代唱赚的曲调,以当时流行的俗曲小调为主,并把它们按宫调编排起来,构成了一套一套的“诸宫调”,还吸收了兄弟民族的一些音乐。它们都成为元杂剧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大丰富了元杂剧音乐的表现力。不过这些音乐已由原来作者用于叙事或抒情的音乐,改变成为戏剧角色的歌唱部分了。诸宫调有说有唱,有乐器伴奏,而说唱一个完整故事的体制与元杂剧非常接近,但不同的是,诸宫调由一人以第三者的身份在说唱,而且没有表演动作;而元杂剧则由多人分别扮演故事中的不同人物,并有舞台、道具等。元杂剧主角独唱到底的规则以及它的末本戏、旦本戏之分,正是诸宫调由一人以“叙事体”说唱故事所留下的痕迹;其套类的构成更是由诸宫调的套数构成法进展而来的。通俗地说,杂剧就是诸宫调的说唱者穿上戏装在舞台上搬演故事的剧本,所以仍带有鲜明叙述歌曲的色彩。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就是直接从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脱胎而来的。

此外,元杂剧还吸收了唐代以来舞蹈艺术的滋养,成为戏剧角色的载歌载舞的表演艺术。元杂剧中的宾白、科介大多是从宋杂剧、金院本那里继承下来的。而对宋杂剧与金院本影响最大最直接的便是宋词,可以说“宋词的成长,为元曲作了准备,宋词表现情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别是充满激昂悲愤的南宋词,为元曲表现感情的法则提供了很重要的前提。”唐传奇、宋话本的叙事和道白,替元杂剧的故事和道白奠定了基础,民间故事的叙述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元杂剧所吸收。传奇小说和话本为元杂剧准备了故事内容和人民熟知的人物形象,现存的几百个元杂剧剧目大都能在话本和小说中找到本源。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和乔吉的《两世姻缘》,都是根据唐人传奇改编的杂剧作品,秦简夫的《东堂老》、萧德祥的《杀狗劝夫》则是根据民间故事加工的剧本。

三 元杂剧发展的人的因素

戏曲是为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而产生出来的,它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人的活动。一方面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商人和市民阶层逐渐扩大,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不断增强,而且他们对文化艺术品味的要求越来越高。单调的说唱和歌舞之类的艺术已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需要更高级的文化艺术享受,为了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杂剧就蓬勃发展起来,而且具有了商业性。当时,大都、杭州等大城市都有众多可供杂剧演出的勾栏、瓦肆。民间艺人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而展开竞争,在艺术上他们还互相借鉴、吸收,使杂剧艺术进一步完善,以适应人们的文化艺术口味。

另一方面,在元代社会,统治阶级对儒家学说、知识分子不够重视,朝廷内入阁为相的基本上都是蒙古人,1234年蒙古兵入汴灭金,曾派人找到孔子五十一代孙,虽奏请袭封了衍圣公,但并未开展尊孔读经,他们根本不知道用儒家学说统治中原,因此,开科取士、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便无从谈起。由于杂剧作家的社会地位卑微,在元初的社会大动荡中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这就使他们的创作表现出同情民生疾苦,抗议民族压迫和忧国忧民的思想。又因为这批作家和人民有着广泛的联系,所以他们的作品内容上自皇帝(《梧桐雨》)、下自妓女(《救风尘》),还包括农民起义英雄、小商人、小手工业者、渔翁、樵夫、庄稼汉、流浪者、穷困潦倒的书生、挨冻受饿的老百姓,甚至寡妇、养女等都成为正面人物形象,作者都用同情的笔调作细致入微的刻画,极大地开拓了元杂剧的题材。这些杰出的戏剧家们还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广博的学识,这就提高了元杂剧的文艺水平,他们的加入使原来由优伶,艺伎们从事的杂剧艺术,逐渐演变为一种成熟而完美的艺术形式,为元杂剧的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李春祥在《试论元杂剧的繁荣》中总结了元代剧作家们的主要贡献:一是编写了大量剧本,使剧团有戏可演。剧本是“一剧之本”,对剧团的演员的演出具有保证作用。据钟嗣成《录鬼簿》记载,编写十个剧本以上的元杂剧作家就有关汉卿、白仁甫、庾吉甫、高文秀、郑廷玉、王实甫等16人,共有杂剧二百七十余种,占元代有名字可考的作家作品三分之一以上,这个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二是组织杂剧书会,推动创作与演出。这是元剧作家对元杂剧繁荣的另一贡献,他们成立了自己的文艺团体——“书会”组织。已知的书会组织就有大都书会、玉京书会、元贞书会、古杭书会和武林书会等。这些书会实际上就是杂剧创作的文艺团体。他们互相学习、切磋技艺,开展戏剧创作竞赛,对提高杂剧创作的质量起了积极作用。

元杂剧的发展顺应了中国戏曲的发展脉络,它在有元一代逐渐繁荣是在客观上受到了元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各种人为因素的影响,它多方面吸收历代艺术营养并创造性地加以丰富,哺育了后代戏曲艺术的成长和发展,它的出现是我国传统戏曲发展到成熟的标志。

参考文献:

[1] 剪伯赞:《剪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 陈四海:《中国古代音乐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 邓绍基、幺书仪:《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4] 田同旭:《元杂剧通论》,陕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5] 溪海:《元杂剧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

韩静,女,1972—,北京市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音乐教育,工作单位: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张雅静,女,1984—,河北石家庄人,本科,助教,研究方向:音乐表演,工作单位:衡水学院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