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莺莺传》与《西厢记》叙事，看杂剧叙事艺术

摘要：《莺莺传》是一部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而经过王实甫的改编，变为了才子佳人终成眷属的爱情喜剧。创作者在叙事层面做了很多改变，使得故事更耐人寻味。从《莺莺传》到《西厢记》，从文人传奇到市民艺术，叙事线索、叙事结构、叙事角度、叙事观念、叙事目的都发生了变化，通过两篇的对比，我们能稍微窥得杂剧的叙事艺术，分析在叙事层面的技巧，并探究其中的原因及更深层的社会原因。

关键词：叙事艺术 变化 时代背景

唐人元稹的《莺莺传》是唐传奇中的名篇，《太平广记》收录时改作现名并沿用至今。因传中有赋《会真诗》的内容，亦称《会真记》。主要讲述的是贫寒书生张生对没落贵族女子崔莺莺始乱终弃的悲剧故事，其故事情节对后世戏曲发展影响很大，著名的《西厢记》就是改写于此，杂剧大师王实甫一改《莺莺传》的悲剧色彩，成就了张生崔莺莺的幸福姻缘，以二人的大团圆为剧终，用戏剧的形式表现了反封建礼教的主题，正如剧中唱词所表达的“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对比《莺莺传》与《西厢记》虽然二者叙述故事主线基本相同，但是由于时代要求不同，二者在叙事也上会有很多不同之处。

一、叙事线索的变化

《莺莺传》中是以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为主线，从二人初遇——相爱——分离展开整个爱情故事，这中间基本没有外界因素的干扰，只是单纯的展现崔莺莺与张生的情感纠葛，其他人则与他们的爱情故事关联甚少，红娘这种贴近主人公的角色戏份都少之又少，跟不要说老夫人一类。而《西厢记》中，王实甫塑造了老夫人、郑恒等反面角色，让他们作为反对势力来去阻挠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的主要线索也分为两条：第一条自然是张生追求莺莺，与《莺莺传》主线类似，而新增的故事线索则是张生如何与老夫人等反对势力作斗争，叙事线索的增加与变化，让整个故事情节更有悬念，在反对势力出来干扰的时候，也会引起观众的共鸣，吸引观众对后续剧情的兴趣，同时也使整个故事的矛盾冲突愈加激烈，用张生一次次粉碎反对势力的计划来推动情节不断发张，也使得凸显出爱情突破重重阻隔后的忠贞不渝，提供完美的对比效果。杂剧在叙事线索上的精巧构思，让情节、结构充满变化，愈加复杂。

二、叙事结构的变化

首先，《莺莺传》的主要事件包括：张生留宿普救寺、崔氏母女设席报答张生、张生追求莺莺被拒尽、二人私会、张生赴考、张生抛弃崔莺莺。而《西厢记》的主要事件则有：张生留宿普救寺、邂逅崔莺莺、张生追求莺莺被拒、老夫人悬赏求救、张生搬兵解围、老夫人毁约、莺莺私会张生、老夫人拷红、张生赴考、郑恒骗亲、张生高中娶亲。原来的《莺莺传》基本就是平铺直叙，缺少了矛盾冲突、曲折和意外，很明显，《西厢记》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情节，这样的情节安排使得故事一波三折、引人入胜。

三、叙事角度的变化

《莺莺传》的叙事角度是一个单独的第三人称的角度，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告诉读者整个剧情的发展。《西厢记》则是让每个人都有出来独白的机会，不再拘泥于单一的叙事角度，让故事被人从各个角度去叙述，使故事情节更加立体，比如，在每个人物出场的时候都会有一段自己的独白用于自我介绍，防止单一角度的偏见：

“老身姓郑，夫主姓崔，官拜前朝相国，不幸因病告殂。只生得个小女，小字莺莺，年一十九岁，针指女工，诗词书算，无不能者。老相公在日，曾许下老身之侄----乃郑尚书之长子郑恒----为妻。……先夫弃世之后，老身与女孩儿扶柩至博陵安葬；因路途有阻，不能得去。来到河中府，将这灵柩寄在普救寺内。……因此俺就这西厢下一座宅子安下。

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先人拜礼部尚书，不幸五旬之上，因病身亡。后一年丧母。小生书剑飘零，功名未遂，游於四方。……蒲关上有一故人，姓杜名确，字君实，与小生同郡同学，当初为八拜之交。后弃文就武，遂得武举状元，官拜征西大元帅，统领十万大军，镇守着蒲关。小生就望哥哥一遭，却往京师求進。”

老夫人在出场的时候介绍了莺莺与郑恒的婚约以及为何来到普救寺等，张生的出场则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他们为整个故事的发展提供了场景与人物关系。这样的叙事角度，让观众可以从每个人物的独白中拼凑出一个故事大纲，而不至于所有事情都从一人之口道出，试想，如果完全以老夫人的角度叙事，张生是否会被形容成一个寒酸书生，对莺莺的感情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样还怎么成全才子佳人的爱情？多角度叙事可以让观众真实的感觉到所有故事都是人物的真情告白，在令所叙述的故事情节更加富有现实感的同时，也赋予了情节以立体感，改变了唐传奇全来的那种“冷眼旁观式”的叙事角度。

四、叙事观念的变化

《莺莺传》注重的是写实，作者尽其所能去说服读者，让读者相信这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在《莺莺传》的片尾，元稹就这样强调：

“予常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

元稹一直在强调自己是张生的朋友，“稹特与张厚，因征其词”，又说在朋友间聚会时谈起这件事，都是想让读者相信，这是在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件事，由此来起到自己所希望的教化作用，让那些明智的人不作这样的事，做这样事的人不被迷惑，同时也为张生辩解，称他为“善补过者”。从汉代到唐代，写实这一观念就主宰着主流的叙事艺术，但是从来就不是只有写实这一条主线，早在庄子的著作中，就有大量虚构、幻想的故事，直到宋元之际，“虚构合理”这一观念才渐渐被群众所接受，所以《西厢记》也就没有固执的要去写实，而是加入了一些虚构的情节，这些情节甚至看起来有些离奇：

“罢罢！要这性命怎么，不如触树身死。妻子空争不到头，风流自古恋风流；‘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日无常万事休。’”

在破坏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失败后，郑恒自尽而死，这种做法看起来实在是难以理解，王实甫安排这样一个角色以这样一个命运，主要就是为了满足观众们看剧时的大团圆心理，此时戏剧叙述故事的真实性已经不重要了，需要突出表现的，是叙事的情真意真，首要满足的是广大观众的心理，而不是要把现实生活按照原样搬到戏剧的舞台上。

五、叙事目的的变化

抛开元稹与张生是否是同一个人的问题不谈，元稹写《莺莺传》的目的十分明确，一是要为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辩解，要让人相信崔莺莺是尤物、是祸水，二则是要“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起到一定的教化群众的作用。而王实甫《西厢记》的目的却不是为了教化，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看，元代程朱理学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导致群众思想意识的松动，人们有想要冲破封建礼教桎梏和封建家长干预的想法，想要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们渴望自由，追求个性解放，首先就要突破固有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禁锢，所以王实甫创作了这样一部抗争封建包办婚姻的剧作，正如他《西厢记》的剧本最后写的那样：

“谢当今盛明唐主，敕赐为夫妇。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人都成了眷属。”

他宣扬的是情爱至上的观点，“愿普天下有情的人都成了眷属”，冲击了传统儒家思想对民众的统治，这是一种对传统礼教的反叛与颠覆，作为一种进步思想，在中国文学史上爱情主题的演变中，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六、结語

综合来看，从《莺莺传》到《西厢记》，从文人传奇到市民艺术，叙事线索、叙事结构、叙事角度、叙事观念、叙事目的都发生了变化，通过两篇的对比，我们能稍微窥得杂剧的叙事艺术，这些变化究其原因，前文也曾提到过，主要是创作的时代不同，使得民众的主流思想发生改变，市民阶层兴起以后，理学思想的势力削弱，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人们开始关注个体的幸福，张扬个性和人欲。创作杂剧，就是要面对广大观众，观众们喜欢才子佳人、郎才女貌的主题，也喜欢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喜剧，因此使得剧作家们在创作爱情杂剧时就考虑了观众的这种口味，也就成全了挣扎在封建礼数中的悲情男女。这种叙事的安排实际上是对长期占统治地位的雅文化的背离和反叛，也是市井平民文化观念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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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创新实验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