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色意识：文学史叙述的一种途径

摘 要：本文通过对中国文学史中情色意识的现实存在以及这种存在在文学史叙述中的缺失情况进行考察，对文学史的写作和叙述应该怎样正视和纳入这种现象提出了一些简略而有原则的看法。

关键词： 文学史 情色意识 叙述

法国学者乔治·巴塔耶的《色情史》可以引发我们对于文学史研究的诸多思考，尤其是文学史与情色意识的关系问题。比如对于他的著作可能被认为是对于色情的辩护词问题，巴塔耶回答说：“人类的存在决定了对一切性欲的恐惧，这种恐惧本身决定了色情诱惑的价值。倘若我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辩护的意味，这种辩护的目标不是色情，而是普遍意义上的人类。”{1}这就为色情的被贬低和被猥亵正了名，揭示了其应有的研究价值。同时，巴塔耶也认为色情与精神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2}关于色情和文学的关系，巴塔耶这样说：“爱情无法避免将个体的爱所承担但无法实现的丰富可能性与文学本身固有的丰富可能性联系起来……当文学为意识指明离爱情最遥远的含义时，文学尽可能将意识放入历史。”{3}色情和文学的内在关系由此得到一种启发性的阐释，因此，研究色情和文学史的关系就不再是一种无聊而低级的工作。色情和文学的二元共生本来就是一个一直存在着的现象，但是又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色情史》自然是能够给人以启发的著作，但是与巴塔耶对色情史进行人类整体抽象的叙述不同，笔者倾向于从文学史，特别是中国文学史的角度来透视我们自己文化的情色意识。

一、文学史应该回避情色意识吗？文学史的叙述应该怎样纳入情色意识？

远在《诗经》时代，情色意识就已经在诗歌中出现，郑卫之诗那种带有野趣的调情和男女情色的戏耍姑且不说，就是被解释为后妃之德的首篇《关雎》，又何尝不是男女两性根植心底的情色意识的喜剧展现？朱熹固然对郑卫之诗的男女情色深恶痛绝{4}，但是朱熹阻挡得了这种来自生命之源的动力、需要和传统吗？显然不能。看看元杂剧里那些活泼的妓女和那些冲破高墙的爱情故事，就知道朱熹之恨的微不足道了，而杂剧里的这些妓女和情人，洋溢在他们的生命、话语和行动里的那种激动人心的东西，其中一个就是男女性关系所发酵出来的情色意识，是它在发挥着搅动人心的作用，否则，一旦剔除了这样的要素，《救风尘》《望江亭》《调风月》《西厢记》《墙头马上》这样的杂剧到底还有多少看头，相信大家都知道答案。宋元话本小说和文言小说以及元明清的长篇小说又何尝不是这样，《戒指儿记》（明·洪■《清平山堂话本》），又《闲云庵阮三偿冤债》《古今小说》（第四卷）、《双桃记》（宋·李献民《云斋广录》）、《狄氏》（宋·廉布《清尊录》）、《西湖庵尼》（宋·洪迈《夷坚志》（支景卷三）、《水浒传》和《金瓶梅词话》《蒋兴歌重会珍珠衫》（《古今小说》第一卷）等作品里的“偷情”，《任社娘传》（《沈氏三先生文集》卷八《云巢编》卷八），入程毅中编《古体小说钞·宋元小说卷》、《聂从志》（《夷坚丙志》卷第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词话》等作品里的“性诱惑”，无一不是文学史里绵延不绝的情色意识的传统主题。明代传奇里的《牡丹亭》《玉簪记》《西园记》里性意识的觉醒、挑情和幽媾，正是一代文学体裁审美价值不可或缺的内在构成。晚清《海上花列传》《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等所谓“倡优小说”中文人与妓女，乃至同性恋之间的“艳情”，以及前面的叙述没有讲到而一直在文学史上备受诟病的南朝宫体诗，无不是在男女情色的隐秘世界和敏感环节上大做文章而成为文学史不可磨灭的存在。到了新文学的时代，人们对情色意识的爱好照样没有隐退，《莎菲女士的日记》《沉沦》《白鹿原》《废都》，现代社会里男女情色的诸种变相更加光怪陆离。如此简单而非穷尽性的资料罗列也足以使我们看到情色意识在文学史里是一种怎样稳固、长久而现实的存在了，面对这样的存在，我们有理由无视它的意义吗？我们有理由不把它纳入文学史的叙述吗？

二、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的文学史对此投入的叙述一贯薄弱有着特定的学术和政治原因，当人们可以放开手脚的时候，学术的发展还不足以让人们有足够的理性来审视这样的问题；当学术已发展为有可能触及到问题的敏感神经的时候，政治风气已经改变了学术自由，所以，问题一直被悬置起来。到现在，似乎学术和政治的条件都已经能够让人们来对这样的问题进行真正的学术思考了，但是，当它真正成为一个学术问题的时候，问题的严肃性和艰巨性也就同时显露出来了。怎么做的问题被问题的严肃性和艰巨性所困扰。

就严肃性方面来说，最怕的是把问题做得轻浮了。这首先是态度问题， 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这个问题是比较重要的，研究结果的品质与研究者之间应该是有一个正比例的对应关系，有一个严肃的态度结果就会是严肃的，有一个轻浮的态度结果就会是轻浮的。

其次是问题内部本身的问题，历代有关男女情色描写的作家其主观态度的倾向所构成的文学家群体是复杂多变的，而其描写形式的构成既与其主观态度形成一致或不一致的文本张力，又与另外的作家形成矛盾和冲突，因此，寻找一个作家本身主观态度和描写形式之间一致或不一致的倾向，寻找一个作家与另一个作家之间主观态度和描写形式之间一致或不一致的倾向，就成为能否使研究结果显示出严肃性品格的内在依据。

就艰巨性方面来说，必须要对情色意识进行哲学的抽象和叙述（这其实也是一个严肃性的问题）。这就是说，要对情色意识的性质和属性有一个哲学的认识，其中的关键是要从人性的角度对情色意识作出一个界定，而人性问题本来就是哲学上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所以，以什么样的人性观来认识情色意识是很重要的问题，马克思的人性观，诸如关于爱情是一种情欲的论述，人的一般本性和历史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的区分，人性就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要使每一个人都有活动场所来显示他的生命力等方面的论述依然是我们在判断情色意识的人性特征时重要的理论依据。但是又要注意，需要对情色意识进行哲学的关照是一回事，不能把情色意识完全等同于一个哲学问题又是一回事，我们是在文学史的范畴中来考察情色意识的，因而情色意识主要还是一个文学史的问题，恰当地把握情色意识的哲学属性和文学史属性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

其次，情色意识进入文学史叙述世界的具体方式不应该有某个唯一的模式，但是情色意识在文学史里（不同时代不同作家或同一时代不同作家同一作家）的具体文本的叙述与文学史写作所要求的某种一致性的叙述之间存在的冲突和整合问题则应该是一个任何模式的研究都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而这堵壁垒所隐藏的暗礁是防不胜防的，作家的生平、著作权归属、作品时代、理解歧异、判断偏差与否、理论依据是否有效等等，都会成为一个个层出不穷的问题而让人疲于奔命，更重要的是，还需要具备高度的逻辑归纳和原则抽象能力，才能在解决了一个个子问题的基础上去解决那个根本的问题——具体文本的叙述与文学史写作之间的冲突和整合问题。

再次，虽然需要一个宏观的眼光和目标，但是工作却只能从个别的或局部的地方入手，这一点看起来微不足道，其实是非常艰难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宏观的结论和叙述到底坚实到什么程度，完全取决于到底解决了多少个别的局部的问题，到底个别的局部的问题解决得怎么样，比方说只有系统地清理了小说里关于偷情主题的描写，我们才能判断小说史里偷情描写的历史演变，但是这还不够，还要从小说史扩展到文学史，我们至少还需要考察偷情主题的描写在戏曲里的情况，于是，在清楚了偷情主题的描写在小说史和戏曲史里的历史演变以后，我们就有可能在将两者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更加宏观地来判断和叙述偷情描写在文学史里的情况。照此类推，再去系统地梳理性诱惑的问题、文人与妓女关系的问题等等，个别的局部的问题解决得愈多，解决得愈好，宏观的历史的叙述就愈轻松。能够这样做好很困难，而能够在思维上转换到这样的思路上来思考也同样困难。

最后，在文学史叙述里纳入情色意识既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一个文学问题，还是一个审美问题，又是一个形式问题，工作性质的多重属性的特征要求我们的研究不能从单一的方面来思维，研究的过程因此也同时是一个综合的过程，是一个概括的过程，一个抽象的过程，研究的结果应该要体现出这样的综合的、概括的、抽象的特征，所以对研究者的要求就是比较高的，需要一种综合的素质，文献能力、理论水平、审美感知、形式感、哲学修养都要求集于一身，只有这样，研究结果才会比较接近我们的预期目标。

可见，文学史的叙述应该纳入情色意识，但情色意识的历史发展应该怎样进入文学史的叙述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本文只是就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先提出一点粗浅的认识，以期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不当之处，有俟方家指正。

{1}{2}{3} [法]乔治·巴塔耶：《色情史》，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页，第14页，第140页。

{4} （宋）朱熹：《诗经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作 者：张颂华，普洱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外文学评论。

编 辑：康慧 E？鄄mail：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