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纯文学”观的确立

摘 要：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纯文学”观取代“杂文学”观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纯文学”观在与“杂文学”观的冲突中日益彰显；“五四”前后，“杂文学”观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猛烈的冲击，“纯文学”观的权威地位在学术界初步确立，但仍表现出“新旧杂糅”的特征；20年代末尤其30年代，“纯文学”观才被学术界完全接受，进而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20世纪初；“杂文学”观；“纯文学”观 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1)03-007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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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政府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陈才训（1972-），男，河北南皮人，博士，黑龙江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戏曲与宋金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不同的文学观，制约着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重点及其对某些文体的评价。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国古代文学由传统的国学研究逐步走向独立与科学发展的历程，正是学术界艰难摆脱“杂文学”观而逐步确立“纯文学”观的过程。此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才随着“纯文学”观的确立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因此，探讨20世纪初“纯文学”观的确立过程，对于当下的古代文学研究不无启示意义。

一

中国传统的“杂文学”观滥觞于儒家学术文化思想，并对后世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文学”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1]（P95）这里“文学”与其他三项，被称为“孔门四科”。此时，“文学”的含义主要指儒家的学术文化、文献及典章制度等，它包含了孔子文治教化的全部内容。以现代标准衡量，儒家的文学观念过于宽泛，它与学术混而不分，模糊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具有太强的政治伦理色彩，从而否定了文学本身独立自足的审美特性，不利于文学自身的发展。然而，儒家文学观却对后世文学观念影响甚巨，它奠定了中国传统“杂文学”观的基本内涵。直到汉代，人们仍然以“文学”来指称社会典章制度和礼乐教化思想，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2]（P3319）魏晋以后，虽然文学观念有所进步，但其外延依然庞杂繁富，如《昭明文选》共选取了30多种作品，《文心雕龙》也论及30余类文体。及至近代，传统的“杂文学”观依然没有消亡，如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之《文学总略》中仍定义文学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3]（P163）这样的文学观仍失之于宽泛。显见，儒家文学观是传统“杂文学”观的源头所在，它制约着人们对文学内涵及外延的基本认识。

按照“杂文学”观的标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不可能走上独立自足的发展道路，它基本上等同于传统的国学研究，而且还将戏曲与小说视为诲淫、诲盗之作。1904年，作为中国人撰写并刊行的第一部文学史即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就是“杂文学”观的直接产物。这部“文学史”将文学与学术混为一谈，如其前七篇分别论及文字、音韵、训诂，“文章之本”和“作文之法”，几与文学无关。更甚者它不仅把戏曲、小说排除在“文学”之外，而且该书第十四篇《元人文体为词曲说部所紊》还明显地表现出对戏曲、小说的蔑视：

元之文格日卑，不足比隆唐宋者，更有故焉，讲学者即通用语录文体，而民间无学不识者，更演为说部文体，变乱陈寿《三国志》，几与正史相溷。依托元稹《会真记》，遂成淫亵之词。日本笹川氏撰《中国文学史》，以中国曾经禁毁之淫书，悉数录之。不知杂剧、院本、传奇之作，不足以比于古之《虞初》。若载于风俗史犹可，笹川载于《中国文学史》，彼也自乱其例耳。况其胪列小说、戏曲，滥及明之汤若士、近世之金圣叹，可见其识见污下，与中国下等社会无异。而近日无识文人，乃新译小说以诲淫盗，有王者起，必将戮其人而火其书乎！不究科学，而究科学小说，果能裨益名智乎？是犹卖椟而还珠耳，吾不敢以风气所趋，随声附和矣。[4]（P210）

林传甲虽自称其《中国文学史》乃仿照日本人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但他本人仍秉持顽固的“杂文学”观而视戏曲、小说为“诲淫盗”者，反而认为笹川种郎高度评价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的做法“识见污下”。因此，上世纪20年代末，胡怀琛对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排斥通俗文学，“界线不太清楚，把所谓经史子集一起放在文学史里来讲”[5](P11)的缺陷提出了批评。

显然这种传统的“杂文学”观是不利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于是，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20世纪初一些具有西学背景的学者，便自然而然地将源于西方的“纯文学”观引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对此，鲁迅《门外文谈•不识字的作家》云：“用那么艰难的文字写出来的古语摘要，我们先前也叫‘文’，现在新派一点的叫‘文学’，这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上割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是他们的对于英文Literature的译名。”[6](P60)但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纯文学”观取代“杂文学”观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二

20世纪初，一些走出国门的进步知识分子开始以西方文化为参照体系，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深刻反省。容闳所谓“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7]就代表着当时学术界的急切心声。作为对本民族文化进行反省的重要领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开始把西方文学观念作为改造、整合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最重要参照体系。1902年，梁启超鼓吹“小说界革命”，认为“欲新一国之风，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8](P3)他强调小说为政治及思想启蒙服务，带有明显的功利性，但他开风气之先，在矫枉过正中实现了对“杂文学”观的初步检讨。作为文化界的领军人物，梁启超“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之论，对提高小说的文学史地位意义巨大，尤其是在“杂文学”观长期轻视小说的历史背景下，显得难能可贵。而且，其“小说界革命”还提高了戏曲的文学史地位，他认为在所有韵文形式中“吾必以曲本为巨擘”，“虽使屈、宋、苏、李生今日，亦应有前贤畏后生之感”。[9](P150)此时个别文学史家如黄人也对来自西方的“纯文学”观有所认同，其《中国文学史》就以进化论观点，对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以超乎时人的肯定，对以往文学史鄙视戏曲、小说而“往往摈不与列”的偏见予以纠正。[10](P328)虽说梁启超仍秉持“杂文学”观的载道功能，而不是在“纯文学”观基础上承认小说、戏曲的文学史地位；黄人对戏曲、小说的论述也还十分简略，但他们对突破“杂文学”观排斥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不利局面，为“纯文学”观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的确立起了铺垫作用。

在较早接受西方文化的王国维、鲁迅等人身上，“纯文学”观得到了进一步认同。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最早提出了“纯文学”概念，他是第一个强调文学具有独立价值的人。可以说，我国现代的“纯文学”观是王国维在吸收德国古典美学的基础上首先付诸学术实践，其后又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提倡才逐步建立起来的。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表达了自己超乎他那个时代的远见卓识：

学之义广矣，古之所谓“学”，兼知行言之；今专以知言，则学有三大类：曰科学也，史学也，文学也。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法理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出入于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11]（P98）

他试图从学科比较的角度来阐释文学的本质内涵，尽管他还没有明确地给文学以定义，但他对文学本质的体悟，已较他人有了本质上的不同。王国维深受叔本华和尼采美学思想影响，提倡超功利的文学观，反对载道与致用的“杂文学”观，追求文学研究的独立学术品格。他在《文学小言》中指出，“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餔缀文学，决非真正之文学也”。这有利于引导人们从美学角度去认识文学，与传统的功利文学观念截然不同。其后，他进一步明确道：“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后者感情的也……要之，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待之结果而已。”[11](P103)他把写景与抒情看作文学的“原质”。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他又说：“诗歌者，感情的产物也。虽其中之想象的原质，亦须有肫挚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后此原质乃显。”[12](P157)他从“想象”、“感情”这些最能体现文学本质的特性来解读诗歌。显然，他为中国文学观念由“杂”向“纯”过渡作出了理论上的建树。王国维还认为文学为美的表现形式之一，具有审美意义的作品才属于美学范畴的文学[11](P64)。这实际上把“杂文学”与“纯文学”作了区分。鲁迅在1908年的《摩罗诗力说》中对王国维提出的“纯文学”观作出了呼应：“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13](P73) 他和王国维一样，将情感与审美作为文学的本质属性。

虽然20世纪初“纯文学”观在与“杂文学”观的冲突中日益受到人们重视，但“新旧杂糅”仍是这一时期文学观的表现形态。例如，在1913年颁布的《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中，文学与哲学、史学分离而取得独立地位，但当时的古代文学研究仍未走出“杂文学”观的阴影。因此，1915年，作为“师范学校新教科书”的张之纯《中国文学史》除诗词、戏曲、小说外，仍包括诸子、文字、诏敕、疏议、书牍等。

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际，传统文学观才受到比以往更为猛烈的冲击，文化界和学术界都热衷于探讨文学的内涵。1917年，陈独秀《答沈藻墀》提出“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两个概念。认为“应用之文，大别为评论、纪事二类。文学之文，只有诗、词、小说、戏（无韵者）、曲（有韵者，传奇亦在此内）五种”，[14](P183)他所说“应用之文”和“文学之文”，基本上与“杂文学”与“纯文学”相对应。关于“文学之文”，他在《答曾毅》中进一步解释道：“文学之义，特其描写美妙动人者耳。其本义原非为载道有物而设，更无所谓限制作用，及正当的条件也。状物达意之外，倘加以他种作用，附以别项条件，则文学之为物，其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不已破坏无余乎？故不独代圣贤立言为八股文之陋习，即载道与否，有物与否，亦非文学根本作用存在与否之理由。”[15](P292)他在对“杂文学”观的批评中强调了文学的独立价值。1917年其《文学革命论》又表明文学革命者抛弃传统文学观，建立新型文学观的决心和勇气。周作人则提出文学与非文学的标准：“文章中有不可缺者三状：具神思Ideal、能感兴Impassioned、有美致Artistic也。”[16](P125)其《论文章之意义及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又划分了“纯文学”与“杂文学”的范围：“夫文章一语，虽总括文诗，而其间实分两部：一为纯文章，或名之曰诗，而又分之为二，曰吟式诗，中含诗、赋、词、曲、传奇、韵文也；曰读式诗，为说部之类散文也。此他书，记论状诸属，自为一别，皆杂文章耳。”他对文学范畴的界定，对“纯文学”与“杂文学”的划分具有启示意义。刘半农认同周作人的观点，其《我之文学改良观》云：“其必须列入文学范围者，惟诗歌戏曲、小说杂文、历史传记三种而已，”“凡可视为文学上有永久存在之资格与价值者，只有诗歌戏曲、小说杂文二种也。”1919年，执教于北京大学的朱希祖发表《文学论》，他说：“吾国之论文学者，往往以文字为准，骈散有争，文辞有争，皆不离乎此域；而文学之所以与他学科并立，具有独立之资格，极深之基础，与其巨大之作用，美妙之精神，则置而不论。故文学之观念，往往浑而不析，偏而不全。”[17]他表达了对“杂文学”观的不满及对文学独立价值的追求。而在此之前的1917年，他还仍在“骈散之争那里打转”。[18](P5)显然，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纯文学”观逐步得到人们的认可。同是1919年，罗家伦《什么是文学》云：“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和批评，从最好的思想里写下来的，有想象，有感情，有体裁，有合于艺术的组织；集此众长，能使人类普遍心理，都觉得他是极明了，极有趣的东西。”[19](P2)当然，罗家伦的文学定义离现代文学观念仍有距离，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已揭示了文学的本质特征。从新文学观念出发，给文学以明确定义的是胡适，1920年，他在《什么是文学》中说：“我尝说：‘语言文字都是人类达意表情的工具，达意达得好，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但是怎样才是‘好’与‘妙’呢？这就很难说了。我曾用最浅近的话说明如下：‘文学有三个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20](P67)此时，胡适已基本与“杂文学”观划清了界限而树立了“纯文学”观。1921年，郑振铎发表《文学的定义》一文，他和王国维一样，也在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对比中把握其内涵：“文学是人们的情绪与最高思想联合的‘想象’的表现，而它的本身又是具有永久的艺术的价值与兴趣的。”他认为科学与文学的不同在于：文学诉诸情感，科学诉诸智慧；文学的价值与兴趣在于它本身，科学的价值在于揭示真理，而不在书的本身。[21](P390)无疑，这是对“纯文学”观较为精确的阐释。正是在“纯文学”观指导下，上述学者才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

三

但是，“纯文学”观取代“杂文学”观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出现于“五四”前后的一些文学史著作，也暗示出“纯文学”观在其确立之初，并非彻底地取代了“杂文学”观。这些文学史几乎都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写作步骤，即为确定论述范围和研究对象，它们开篇的首要任务就是对文学的内涵和外延予以界定。在他们看来，不如此就无法展开论述，这暗示出学术界在文学观上还存在分歧。如1918年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第一编“绪论”之第一章就是“文学之定义”，他先不厌其烦地列举古人对于“文”的阐释，还罗列西方文艺家的文学定义，最后说：“文学有二义焉：（甲）兼包字义，统文书之属。……凡可写录，号称书籍，皆此类也，是谓广义。但有成书，靡不为文学矣。（乙）专为述作之殊名，惟宗主情感，以娱志为归者，乃足以当之。……知绘画音乐雕刻之为艺，则知文学矣。文学描写感情，不专主事实之知识。世之文书，名曰科学者，非其伦也。虽恒用历史科学之事实，然必足以导情陶性者而后采之。斥厥专知，撷其同味，有以挺不朽之盛美焉。此于文学谓之狭义。如诗歌、历史、传记、小说、评论等是也。”[22](P3)他没有正面阐述自己的文学观，但从其文学定义看，他强调了文学陶冶情感的本质属性，认识到了其审美特征。但是，就《中国大文学史》的具体论述范围而言，它既包括汉魏乐府、五代词曲、宋元杂剧、明清小说，又含有文字学、音韵学、经学、史学、诸子学、理学，这显示出作者文学观改造的不彻底，从而造成了文学观与学术实践的脱节。

进入20年代尤其是在30年代初，“纯文学”观已基本被学术界接受，这在出现于这一历史时期的几部文学史著作中即可得到证明。1920年，朱希祖《中国文学史要略》刊行，他在这部书的序中说道：“盖此编所讲，乃广义之文学。今则主张狭义之文学矣，以为文学必须独立，与哲学、史学及其他科学，可以并立，所谓纯文学也。”[18](P241)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文学学科的独立性进一步增强，“纯文学”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早期文学史著作一般都先不厌其烦地罗列古今中外的文学定义，试图揭示文学的内涵与外延，然后划定论述范围。进入30年代，人们编写文学史时便不再化费气力去探讨这些问题，因为这时“纯文学”观早已确立，在作者看来，文学史的论述范围已是不辩自明了。因此，1932年胡云翼在其《新著中国文学史》中说：“这样广泛无际的文学界说，乃是古人对学术文化分类不清的说法，已不能适用于现代。”他指出“狭义的文学乃是专指斥之于情绪而能引起美感的作品”，从这种文学观念出发，他认为“只有诗歌、辞赋、词曲、小说及一部美的散文和游记等，才是纯粹的文学”。[23](P5)再如，1932年，刘麟生《中国文学史》对“有美感的重情绪的纯文学”进行了重点论述；[24](P1)1933年刘大白《中国文学史》甚至干脆认为“只有诗篇、小说、戏剧，才可称为文学”；[25](P2)特别是1935年，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和金受申《中国纯文学史》两部“纯文学”史的出版，都表明“纯文学”观已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

“纯文学”观的确立，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它使古代文学研究范围纯粹化，使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进化论等一些新方法也被引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文学独立自足的审美价值也得到认同。但是，“纯文学”观这种源于西方的现代文学观念虽使中国古代文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它却忽视了中国文学的实际发展状况，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古代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其阐释话语有着明显的西方色彩。对此，笔者已有专文论及参见拙作《纯文学观视野下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气象》，《云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此不赘言。

总之，从20世纪初开始，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下，历经许多学者的反复提倡和学术实践，直至20年代末、30年代初，“纯文学”观才被学术界完全接受，进而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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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粟世来)

The Establishment of Pure Literary Ide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EN Cai-xun

(School of Literature,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Heilongjiang 150080,China)

Abstract: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of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it was a very long course that the general literary idea was replaced by the pure literary idea.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along with the “Eastward Spread of Western Culture”,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general literary idea and the pure literary idea became more and more obvious day by day;before and after the "May Fourth" period,the general literary idea was confronted with the most violent impact than ever before.Meanwhile,the pure literary idea initially attained the authoritative status in the academic circles,with a characteristic of "combining both the old and the new".From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especially in the 30"s,the pure literary idea was approv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s and produceded far-reaching and resounding influence on the research of the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Key words: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 general literary idea;the pure literary id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