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厢记》的三重美感

【摘要】作为元杂剧经典的西湘记可谓天下夺魁”，在这部丰厚的文学艺术宝藏中，不仅涵盖了有关花间美人的语言，深入人心的形象，理性深刻的思想等文学艺术美，还囊括了令人敬仰的人格精神和值得永久传承的文化价值等众多闪光点，正是由这些众多闪光的元素聚集一身才成就了《西厢记》的千古璀璨。

【关键词】西厢记 语言 人物 思想 人格 文化

《西厢记》是元代王实甫的代表作，此剧一上舞台就惊倒四座，博得男女青年的喜爱，被誉为“西厢记天下夺魁”，同时清朝金圣叹将《西厢记》评为“第六才子书”。那么，此书为何会有如此崇高的文学地位，本文将从语言，人物，和思想三个方面进行探究。

一、文学美

（一）雅俗共赏的语言美

首先要谈的是词句的雅，贾仲明在吊王实甫的《凌波仙》曲中写到：“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近代吴梅也认为，王实甫作西廂，以研炼浓丽为能，由此认为其应当归为文采一派。

在《西厢记》中，语言美多体现在对唐宋前人经典诗句的采颉借鉴，其中在长亭送别一折中，情感表达最浓郁，刻画人物最细腻，作者对于诗词的引用改造也得最为成功。其中。为情景交融地展现崔莺莺面对离别心爱之人的悲苦，王实甫借鉴范仲淹《苏慕遮》中，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并独具匠心将其改为：“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而后一句，王实甫将唐诗：“君看陌上梅花红，尽是离人眼中血”中的“血”换为“泪”，“醉”里藏“红”，词浅意浓。当张生踏上远途渐渐消失在莺莺的视线中时，莺莺心中的离愁别绪，仿佛有千斤重，“便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与李清照的《武陵春》：“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崔莺莺对张生的一往情深之状便跃然纸上，但作者并不止于工笔语词，而是又延伸至意境：“曲终人不见，剩下的是一片空寂，余情袅袅，”情景合一，动人心弦。

其次，再来感受《西厢记》的语言之俗，近代吴梅认为：王实甫作《西厢》以研炼浓丽为能，此是词中异军，非曲家出色当行之作。”但实际上，《西厢记》的语言，华美中有本色，工笔中有白描。引王季烈先生的话说是《西厢记》中辞藻华美的曲文却非当行文字，只有其中的白描语句，才转为“元时出色当行之作”。文中有一处对红娘的肖像描写，虽寥寥数语，但将红娘的容貌，身着，神情详细地描绘了出来：

[小梁洲]可喜红娘的庞儿浅淡妆，穿一身缟素衣裳，胡伶录老不寻常，偷睛望，眼挫里抹张郎。其中，“胡伶录老”为方言，意为聪明伶俐的眼睛。“抹”，言红之撩己，这生动的白话，将张生想要出轨的思想和行为刻画得栩栩如生。不只如此，文中多处使用方言，诨语增添了语言的朴素风趣之美。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也指出“传奇不比文章，文章作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作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有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因此，将民间口语插入文本中。这与束之高阁的经文古典不同。成为市井细民广为流传的民间文学，使之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二）丰富的人物美

谈到人物，不禁会想起《西厢记》中的才子佳人，一个是风流俊雅的书生，一个是倾国倾城的小姐，再加上两人曲折的爱情故事，吸引了古今许多读者的眼球。然而，王实甫在塑造人物时，却着力打造了另一个富有灵性的角色，她就是红娘。

作为”才子佳人”故事的次角，她的形象却较崔莺莺与张生更加生动逼真。红娘不仅具备了小丫头的乖觉、能说会道、性格爽朗、讨人喜欢的特征，且她批评张生是“银样蜡枪头”，居然揣摸不透莺莺的心事；她也批评莺莺的心口不一，明明思念张生，在人前却一点也不流露；对老夫人，她更加勇敢机智地进行反击，为崔、张二人辩护。使老夫人理屈辞穷，不得不答应了二人婚事。汤海若先生在批评西厢记时说：“红娘是一个侠肝义胆。机智聪明的形象，汤显祖说王实甫的红娘：“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有此军师，何战不克？”

而另一位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便是杜确，但杜确此人在文中并没有被作为一个角色被刻画，而是作为一个行动元来提出，所谓行动元是指作为一个动作的发出单位对事件进展过程产生推动力，而角色是从人物自身的同一性和独立性来说的。传统戏曲中人物处理上力求集中、精练，同时更注重对人物感情的真实生动的刻画：然而正是杜确这一行动元的登场，才出现了白马解围这一关键性关目，并最终促成了张生和莺莺的好事，使得有情人终成了眷属，从而使得作者的鲜明的爱憎感情得以表达。正是《西厢记》中这些鲜明的形象和情节人物的推动，才构筑起这部古代经典爱情剧的基础。

二、人格美

在《西厢记》中，王实甫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和深沉思考塑造出了这些展现光彩照人，撼人心魄的人格美的先进人物形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具有强烈反叛精神的崔莺莺和同样思想先进并具有急人之难品质的红娘。

崔莺莺，独立自主，热情果敢，不向封建权势低头，坚定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崔莺莺作为大家闺秀。封建观念本应根深蒂固，本应是封建礼教的坚定捍卫者，但封建家庭的教养，无法完全窒息她内心的青春情感，她不由自主的对张生一见倾心，月下隔墙吟诗，大胆地对张生吐露心声，陷入情网之中而不能自拔，王实甫赋予了这一形象对自由恋爱的本能渴望，希望去爱和被爱。在内心里，她对张生非常主动大胆，敢于突破禁区。虽然书中也写到她出于对自己身份的顾虑而表现出优柔寡断，言行不一，但这却真实地折射出了作者与封建现实的艰难抗争。但最终，进步思想取得胜利，崔莺莺与张生的美好爱情并没有因为封建观念而止步不前，反倒走到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结局。这不仅是先进思想的胜利，更是独立人格的胜利。

在中华传统道德体系中，急人之难和成人之美等行为历来受到推崇，反映出人们对社会正义和美好人性的期盼。《西厢记》中的红娘甘为他人做嫁衣，虽出身低贱，却充满正义感，成人之美，为张生和崔莺莺的自由恋爱穿针引线。她有坚定的立场、爱憎分明、富正义感、敢于斗争、智勇双全。在这场被自由观念左右的婚姻中，红娘自始至终是主导斗争进行的重要人物。虽然她最初并不想帮助张、崔二人，但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她逐渐为崔张之间真挚的感情打动，也不满于老夫人的背信弃义，于是转而积极地为他们传递书信、出谋划策。在崔，张二人婚事遭到老妇夫人反对时，她挺身而出，指责老夫人背信弃义：“信者人之根本……兵退身安。夫人却悔前言。岂得不为失信乎……亦知老夫人背义而忘恩。岂得为贤哉？”红娘作为被压迫的最底层人民的代表，敢于站出直指封建权威老夫人的思想弊病，镇静自若地晓之以理，实在是非有十分的胆量和强烈的反抗精神所不然的。

王实甫塑造的莺莺和红娘这两个有血有肉的形象，即使身处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但绝不逆来顺受，听天由命，而是坚定人性的复苏，坚守进步的思想精神。“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人格光辉早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得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