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崇高

几十年前，一个人以自己的热血和信仰，在狱中写下两篇著名文章：《清贫》与《可爱的中国》。他身居高官一贫如洗，面对死亡坚贞不屈，那种崇高的精神，连当时的看守所长都感动，将十斤重镣，给他换成三斤半的轻镣。他的名字我们曾耳濡目染：方志敏。可是现在，这个名字已经陌生，与之紧密相连的一种精神，一种崇高也在远去。

崇高被现实淡忘，被现实边缘化的文学淡忘，文学对世俗的迎合，对传统精神的颠覆，使崇高内容的艺术追求变得不屑于顾。一次世界大战后，海明威借用格特鲁德·斯坦因的话说，他们是“迷惘的一代”，现在我们也是否在经历着“一代迷惘”呢？一个缺失敬仰崇高的时代，是一个丧失精神家园的时代。对于崇高的呼唤，是时代的责任，也是文学的责任。西方最早论述崇高的朗吉弩斯说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他号召古罗马人要追求思想的庄严伟大，灵魂的崇高和措词的高妙，从萎靡不振的世风中超越出来，专爱那些神圣、永恒、伟大、崇高的事物。

读彭栋的小说《祖父的信》，让我想到了崇高，想到了对崇高的呼唤。一沓藏在匣中又被压于箱底的信，因吴正风整理父亲的遗物被发现，那发黄的信纸、工整娟秀的字迹，浸透了祖父吴致川为事业隐姓埋名，不得不割舍而又割舍不掉的亲情。父亲吴新瑞一生珍存，既珍存着对祖父的思念，也珍存着对祖父的无限敬仰。在祖父和父亲都已作古之后，它承载着岁月的沧桑，承载着一段出生入死的往事，无可回避地落在了吴正风这个继承者面前。面对一沓发黄的信，小说在吴正风现实的沉沦，与对祖父往昔的叙述中交叉展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境界，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存在，使小说产生了巨大的艺术反差，与强烈的艺术观照。让我听到了一种久违的呼唤，那就是被淡忘了的崇高。

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说，伟大的艺术作品经常以崇高为美学特征，先进战士、亿万人民的斗争，勇往直前、前仆后继、不屈不挠、英勇牺牲，正是艺术要表现的崇高。吴正风的祖父吴致川，作为共产党的一名特工，为了信仰也为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长期潜伏在国民党部队内部，不畏时刻面临的危险，不被身边的灯红酒绿所腐化，始终牢记着自己的使命。为了使命，他割舍了一同参加革命的恋人，跟自己并不喜欢的“娃娃亲”结婚。面对被捕的恋人，被沦为满芳楼妓女的亲人，他忍受住巨大的悲痛，机智勇敢地同敌人周旋，最终策反了新兵团团长梁同襄，将包括恋人在内的数名同志营救出来。而把对恋人相思却不能相见的无限情思，寄托在一首赠别的旧词里，坚信：

“光明即在不远处，等到最终胜利的那一天，再叙前情吧！”

然而作为后代的吴正风，却跟祖父有着天壤之别，为了情妇不惜抛弃前妻，不惜动用手中的权力，为情妇的七姑八姨办事，更是大肆敛财，以满足情妇的开销。权力和灵魂都被扭曲，认为：“一朝权力在手，不用也是浪费”，而且“从中又总能体会到一些成就感，尤其是小安百依百顺的时候”。

呼唤崇高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崇高被现实的淡忘，被文学的淡忘，难道不意味着在经济轰轰烈烈，在文化热热闹闹的背后，我们正在远离和丢掉了什么吗？面对父亲“生前曾不止一次”的叙述，面对祖父的故事，吴正风说得很干脆：“跟现在光怪陆离的生活相比，那个年代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及如今的一场通宵麻将来得有趣。”可是，吴正风忘记了一个根本事实，如果没有他祖父吴致川往日的出生入死，能有他今天的坐享其成吗？

为了信仰，为了一个旧王朝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诞生，方志敏青史留名，而更多的是像吴致川一样隐姓埋名，默默献身的人。正如鲁迅所言，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是一个民族不应忘却，而永久敬仰的所在。出生入死的吴致川，最后生在哪里死在何处，连个确切的地方都没有，吴正风只是听父亲说过：

“祖父最后随国民党去了台湾，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一生都未公开身份……”

对于崇高，康德认为是一种不可比较，不可测量的“绝对的大”。不管康德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但正是这种不可抗拒的“绝对的大”，正是祖父吴致川的崇高精神，使吴正风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沉沦，开始忏悔：

“忽而感到深深的愧疚，冥冥之中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仿佛不敢正视那发黄的信纸背后藏着的那张脸……”

彭栋的小说，特别是有关历史题材的小说，架构与叙述十分老到沉稳，对吴致川的叙述没有战火硝烟，对吴正风的叙述也没有灯红酒绿，而是紧紧把握住每一个生活细节，将其文本化，在平静的叙述中透出张力，给人以感动、鼓舞和深思。在对吴致川一生献身的感动，与对吴正风沉沦的深思中，使我们获得了一种“心灵的回声”，感受到一种对崇高的呼唤。这就是小说的目的所在，也是作者的期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