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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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时，我曾懵懵懂懂地认为“化敌为友”，“将圈外人拉进圈里来”是统战工作的高端之举。现在看，我是太理想主义了，实际上“左中右”的区分反而会加剧分裂，而“敌友”的边界极难划定。“化敌为友”看似正确但操作极难，尤其现在，意识形态上已是营垒对峙，再去区分“敌友”“圈内圈外”，只会更加撕裂中国社会。

而我，在统战部就干了一件自以为是的事儿。我一厢情愿地想将一些异见人士从“圈外”拉到“圈内”来，其中花心思最多的是方励之。

初识方励之

刘宾雁与我丈夫理由同为活跃于20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很熟悉。文学界对刘宾雁的普遍看法是“一个好人”，因此刘宾雁得外号“笨人刘老大”（当时有部电影叫《笨人王老大》）。但他写报告文学主观意念强，主题放大，采访甚至不做笔记，所以往往使作品失真。他曾当过右派，提出过对党的“第二种忠诚”，独树一帜。1987年与方励之、王若望一起被开除出党。

1988年春，刘宾雁要赴美做访问学者，范曾在大都宾馆设饭局为他们夫妇送行。由于我丈夫的缘故，我俩也在受邀之列。我没想到那天出席的竟有方励之和于浩成！加上刘宾雁，是当时中国最受瞩目的不同政见者。此外还有大名鼎鼎的刘再复和文怀沙。

文怀沙是个老顽童，仙风道骨，妙语连珠，性格像年轻人那样活泼敏捷，席间他说了句让大家喝彩的话“再好的建筑也还是要修一个厕所的”。宾雁则永远都在那儿做忧国忧民状，大家认为“笨人刘老大”对他再适合不过。再复很纯朴，范曾说若不去接他，他是绝对找不到“大都”的。的确，我见他每次找电话打却往往进了厕所。再复说自己是“不可救药的国土崇拜者”。于浩成温和敦厚，无惊人之语，他由于反对“第三梯队”和“摸着石头过河”而成为争议人物。方励之话不多，显得有些矜持和微微的清高，不是能一眼望到底的人。无论什么场合，范曾永远是主角，谈笑风生，挥洒自如，狂气才气傲气兼融一身。他调侃我适合搞统战，哪怕是“獐头鼠目，三教九流”我都能团结。但他也遭到刘宾雁的调侃，说他讲话官方和学生都爱听，半开玩笑地称之为“范曾现象”。范曾望着这一桌人笑道：“倘若没有这桌人，中国会很寂寞的！”

在这一群人中，我最感兴趣的是方励之，产生了一种想接近和研究他的愿望。那时我刚刚去中央统战部，完全不懂统战工作的规矩和纪律，只是凭着一股热情和好奇心。我找出《方励之言论集》仔细看了一遍，抱着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态度去看的。看后我又琢磨了好几天，觉得他身上有3种成分：一是自然科学家，学术成就是高的，国家给了他很多荣誉；二是受西方影响很深；三是他具有反思批判精神。他12岁上初中时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后来在北大物理系入了党，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进步学生。文革10年被隔离关押期间，一方面继续他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也开始思考中国的问题所在，他是文革后最早的反思者之一。

方励之在80年代的言论放在今天真算不上惊世骇俗，至少他不全盘否定社会主义，不全盘否定共产党，更不否定中国。这些言论准确地反映了他当时的政治状态。接着我又看了方励之写的《哲学物理学的工具》一书。我一直有个朦胧看法：哲学家与物理学家往往是相通的，方励之证实了我的看法。我做了读书笔记：“一个灵魂活在广袤无际宇宙中之人，思维方式和对问题的认识，确与我们有不一样之处，比如，我们把信仰看得高于一切，而他们把真理看得高于信仰。我们为了信仰可以舍弃一切，甚至鲜血生命，而他们却随时为了真理而修正自己的信仰。当现实与信仰不符的时候，我们仍苦苦固守信仰，把信仰当作一种精神依托，甚至把自己腊封在信仰之中，而他们在信仰和现实不符的时候，不惜抛弃信仰而服从现实。”

当时觉得方励之的观点很新鲜大胆，现在我认为“信仰”与“真理”虽是不同的概念却也绝不是对立的。爱因斯坦和霍金都是发现真理的大科学家，但在信仰上他们一个选择了有神论，一个选择了无神论，谁都不会认为真理和信仰之间有高底对错之分。自古以来的仁人志士，哪一个不是脚踏信仰之坚实，仰望真理之浩瀚而慷慨赴死的！但有一点我深信不疑，那就是一切的过激都与真理背道而驰。方励之之所以将真理凌驾于信仰之上，是为他抛弃共产主义信仰找借口。最近看了篇他去美国后的访谈录，其中谈到他的共产主义信仰时，说了这么一段话：“共产主义是20世纪的一个潮流，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插曲。我们也被卷进这个潮流里来了。从俄国的革命，到二三十年代，共产主义思想被很多知识分子接受，可以说是一个主流。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这个潮流的尾端，共产主义变成了理想，我们是理想主义者。我曾经在剑桥，剑桥是崇尚科学的，许多科学家都曾在那儿发展。在30年代的时候，剑桥有很多活动，是支持共产主义的，因为觉得共产主义主张平等，反对剥削，要实行社会主义，确实很吸引人。30年代剑桥的不少教授，你不能说他们没有知识，没有对人类的洞察，但从俄国的革命到二三十年代，共产主义思想被推崇，他们都相信了共产主义。到现在，80多岁的教授中，有些就是共产党员，或曾经是共产党员。”方励之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论述，比当前许多步他后尘者要客观得多。

方励之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力，搞懂他，对我了解知识分子有帮助，工作上也会多个视角。然而当时见方励之可是件“闯龙潭入虎穴”的事，再说了，我这个身份，他也未必愿见。刚好出现了契机，湖北作家祖慰来京出差，他是位超级大侃爷，我拿他当挡箭牌，让他陪我去见方励之。我对祖慰说，见方的本意是想试试能否拉近他与共产党的距离。聪明绝顶的祖慰心领神会。

那天的祖、方对话很精彩，祖慰滔滔不绝，名词术语像井喷一样。他表达了这么几个意思：1.方是用大尺度来观察宇宙的，对待政治和社会问题也应有大尺度思维，而不是将眼光停留在某项政策或某个领导人身上。2.在评价事物上要摈弃传统的“罪恶根源论”，不要将责任推给过去，推给别人，似乎只要找出这个根源，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事实上并非这么简单。3.做任何事都要保持内稳定（他特意用了这么个自然科学的术语）。

祖慰还用严家其的两个观点开导方，一是民主是个程序，民主与经济和文化发展无关，古希腊经济是奴隶制，但民主很发达。一般来说众人之见未必对，而独裁者往往是对的，民主的功能仅仅是能制约独裁者的错误。二是知识分子是由他的精英人物代表的，不仅三个臭皮匠顶不了一个诸葛亮，就是一万个臭皮匠也顶不了一个诸葛亮。

谈到当时的热门话题官商，方励之解释道，他并不笼统反对官商，官员和他们的子弟经商也没有什么不对，他只反对那种纯粹损人肥己的官倒行为。又说中国讲究中庸之道，走一步看两步固然保险，但却难以创新。而在科学上他喜欢走到极端，让事物本质充分显露，才能判断错在哪里。这是他自己的一种思维方法。

我暗想：在自然科学上也许可以搞极端，但在社会科学上能这么做吗？“反右”倒是挺合他的逻辑的，引蛇出洞，充分暴露，再一个个收拾。中央文革小组说要诱导对方犯错误，不也是这样的逻辑吗？

事后祖慰对我说，方励之比一般知识分子层次要高，他的政见并非意气用事，而是一种哲学上的反思。但方自我感觉太好了点，有点摆谱，这是浮浅的表现。

过了没两天方励之突然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是沈冲接的。小沈对我说“方励之找你”。这时全办公室的人都停下工作，眼盯着我。我心里嘀咕，这个方励之真是自我感觉太好了。他找我是台湾让他去做学术报告，希望通过我向上面请示。我向部里反映了这件事，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认为这是台湾的一张政治牌，我们应接招出牌。很遗憾部里没通过，理由是目前不合时宜。

阎明复部长本是非常通情达理之人，这次不批方励之赴台是有原因的。前一段时间方在海外发表演讲，指名道姓说某领导人在海外有存款（这在80年代根本不可能，方是捕风捉影），检察院准备以诽谤罪起诉他。阎部长为这事十分着急，他认为诉诸法律会激化矛盾，于是紧急向主管统战工作的书记处书记和总书记赵紫阳反映了统战部的意见，被采纳。那场火刚扑灭，方又提出去台湾，自然让统战部为难。

几天后方励之又来电话说其他事，我趁机劝他好好研究学问，以科学为国效劳，别再乱说什么了。临了我脱口说了句：“要听话哦！”他也笑答：“你对我像对小孩似的。”

当了20年医生，“话疗”是我们的基本功，每当碰到不配合治疗的病人，“听话！”是我最常说的一句话，这就养成了对官场而言很另类的说话习惯。有次座谈会，吴祖光发言很激愤，说现在比国民党最腐败的时候更有过之。我凑过去笑着说：“吴老，您敢讲话，说明你对这个国家这个党还没有丧失信心，如果您彻底绝望了，肯定就不会再吭声了。”结果怒气冲冲的吴老一下子就乐了，笑说：“我是成心的，外国记者老来电话询问我是否安然无恙，所以我决定讲话，让外界看看。”但我这种随意说话的习惯有时也会弄巧成拙，有一次介绍包遵信，由于他是“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之一，所以我说他是社科院的“拳头产品”。没想到包遵信居然搞不懂“拳头”和“拳头产品”的区别，满脸不高兴地来质问我“拳头产品”啥意思。我赶忙安慰他：“拳头产品就是王牌产品，是顶好的意思！”他才满意地笑了。

方励之急剧右转弯

桀骜不驯的方励之却并不领会我们对他的好意，在改旗易帜的路上越走越远，他在港澳的“海外放言”陷许多为他说话的人于被动甚至尴尬。如他的“是非标准应高于爱国主义”，“中国要解散是目前中国的心态”，“打破地域文化做世界公民”……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绝对是反动透顶的言论，即便在现在也是不能被我和多数知识分子接受的。我用一句话表达了我的感受：“一只半夜乱叫的鸡！”这句话后来受到严厉批判，理由是“你的意思是鸡叫还是对的，只是时间早了”。

方励之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他在港澳的一时风光，在上层掀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给中央统战部出了多大的难题。

1988年10月的一天，快下班时，阎部长召集李定、宋两位副部长，一局郑洪溪、孙楠两位局长以及熊运藻和我去他办公室紧急碰头，传达赵紫阳的批示。缘由是方励之在香港的讲话全面攻击内地的体制、政策和领导人，在上层引发众怒，有人主张法办他，中科院也决定停止方励之的赴美学术活动。中央另有一些同志包括阎（此时他已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则持温和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总书记批示道：“对方励之的处理，阎明复同志有新的考虑，看怎样处理合适？”我认为上边的态度是不言而喻的。这一次，统战部的老同志们取得了高度一致，他们主张对方励之一不起诉，二不限制出国参加学术活动，不再给海外反共势力口实，也不再给方励之政治资本。

在这里，我想多提几句我昔日的老领导阎明复同志。他并非官场出身，不谙政治权术。文革前他是中央领导人的俄语翻译，文革中在秦城监狱关押达7年之久，出狱后话都不会讲了。功勋卓著的父亲阎宝航及母亲、哥哥，著名的“阎家老店”多人死于文革。文革后阎明复出任《大百科全书》副总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任上没待多久就调升为统战部部长。因此不服气者有之，不认同他理念和做法的人更多，甚至有人写匿名信告他。他能积极进取地领导和开拓党的统战事业，他本人的党性和悟性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他不是那种无原则的老好人，而是一位优秀能干的部长。我曾听统战部研究室任涛主任说：“阎这个人真是聪明啊！他虽不是统战出身，但对统战口全局的工作很快就能上手。”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他的直接上司——仁厚明达的习仲勋的爱护和支持，他阎明复纵有再大的才干，在中国如此复杂的官场中也是寸步难行的。我本人也从习老对彭培根及其父彭鸿文老将军一些具体事情的处理上，感受到他娴熟的统战工作艺术和政治智慧。彭老先生原是国民党中将，著名抗日爱国将领，20世纪80年代初与儿子彭培根教授从海外举家返回祖国定居。在统战部门的关照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并安排住木樨地的部长楼。彭老先生希望放弃加拿大籍恢复中国籍，习仲勋亲自为他主持了改籍仪式。彭老要求彭培根也改回中国籍，被习老劝阻，他说培根是清华建筑系教授，要经常去海外开展学术活动，保留加拿大籍会方便些。如此的善解人意，使彭培根至今都是白皮黄瓤的“哈密瓜人”。1987年10月彭老去世，在习仲勋的关照下，葬礼可说是哀荣备至。《人民日报》发了讣告；习仲勋、薄一波、姚依林3位国家领导人出席，阎明复等多位统战部官员悉数到场，前去吊唁的人非常多。我对理由说，共产党内的政协委员绝对享受不到这个待遇。

2011年张治中的长女张素我去世，彭培根认为她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父亲去世得到习仲勋关照，规格很高，但张素我大姐的后事实在是说不过去，作为国民党元老同时又是共产党朋友的张治中的女儿，本人是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地位、影响都在我父亲之上，可她的遗体告别连个统战部部长都不去，失职啊！”彭培根这番对比耐人寻味。

说这些的意图是为了说明，我敢触碰敏感人物，底气完全来自老一辈革命家做出的榜样。

方励之越走越远

方励之就像酵母粉一样，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迅速引起发酵反应，不过，是截然不同的反应。彭培根在香港杂志《九十年代》上猛烈炮轰方励之，言辞之激烈可与方励之一拼：“我建议你花五年时间面壁，好好读读中国的书，之后才有资格说中国文化或来‘亡中华文化’。否则，你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会被认为不学无术。”“像你这种言论（指让邓小平死），很有失身份，国际知名学者不是贩夫走卒啊！”方励之对彭培根的批评表示部分接受。

著名科学家、中科院赵院士说“我们那好几个教授都骂方励之，认为他不顾国家利益。他在学术上还是比较优秀的，但他的学术成就是国内给抬起来的。说方是中国的萨哈罗夫，不对。萨哈罗夫是苏联原子弹之父，方对中国绝没有像萨哈罗夫对苏联那样的贡献”。从英国回来的天文学家余×是方励之的同事，他说：“方励之说他去年写了150篇论文，要知道，一年能写一篇就不错了，有价值的甚至10年才能搞出一篇。但方反应敏捷，对世界上的新动态、新学术文章他很快就能写出评论和综述，宣传的效果大于学术的成果。他缺乏创造性的成就，天文台的人几乎都是这么看的。”还有一位知名文学刊物的编辑对我说：“方励之为了迎合外国人，有意识地往不同政见者方面靠，一心要摘取这个标签。”

另外一批人，如梁从诫就建议中央应派人与方对话，开除党籍可以，但应保留他科技大学副校长一职。他认为如果有一天逼得上边非把方抓起来不可，中国知识分子就会围绕对方的表态而分裂。中国科技大学一名教授也说，科大走了很多人，如果让方励之回去可稳住一批人。彭培根也向我反映，说方励之抱怨被开除党籍两年多来，无人找他谈话，甚至天文台都没有。我觉得这是个事，于是找总书记的秘书李树桥谈我的想法，我认为不接触、放任不管太消极，冷淡到何时？零摄氏度的冰块永远灭不了火，热水反而有可能。朴实的树桥说：谁也不管，谁都怕沾包也是个事。

1989年2月，又出了件惊爆大天的事，由诗人北岛发起，33人签名发出了一封给邓小平的公开信，要求大赦政治犯。签名者中有很多是六局的朋友，如金观涛、包遵信、吴祖光……。主管副部长宋叫六局另一副局长熊运藻去，一再叮嘱六局此时要谨慎，要与党保持一致。但局里同志都不同意在这种时刻采取消极的、坐观事态变化的态度，老熊说：“如果这种时刻我们无所作为是庸局，如果出了差错是败局，我们既不当庸局也不当败局！”

2月28日，方励之给我打电话，说他没有签字。北岛签名事件后，加重了我的紧迫感。方励之是当前政治风暴的“风眼”，我必须开诚布公地与他谈一次。我知道我在进行一次空前的冒险，但还是决心迎上去。

我去见阎明复部长，鼓起勇气说：“我想去见一下方励之。”他头都不抬地说：“可以，你去问问他，究竟想走多远？”几日来的千斤重压，他一句话就给解除了。

3月5日，我以官方身份正式去见方励之，我们谈了一个半小时，基本上是我问他答，两人都直来直去，但气氛一直平和。我上来便问他：“你难道真的因为恨共产党而恨这个国家和民族吗？”方答：“我好讲极端话，有那么股子语不惊人不过瘾的劲头。其实我也不是真的不要这个国家了，否则我为什么还要回来呢？不过‘世界公民’最早是马克思的观点，他提出工人阶级无祖国。我对开除我党籍有意见，我赞成学生们的言论，但我是最早对学生表示反对游行的（指1986年学潮），说我煽动学潮不是事实。”在谈到他参加布什总统宴会受阻一事时，他说：“其实你们完全不必动用警察阻止我，你让我的老师严济慈来劝我，他一拍桌子我会听的，但你们劝说不行，这是我一大弱点，可惜你们不掌握这个弱点。”我们还谈到“联署宣言”“压力集团”等问题，方都简明地表达了看法。最后，他表示想与当局对话。他说被开除党籍两年多没有任何人找他谈，连中科院也不谈。他让我带话给赵紫阳，共两点：一、认为他与共产党还不是对抗性的，我插话：“真是这样认为吗？”他连忙改口：“至少不是敌对性的吧！我对中国有清醒认识，中国不可能实行多党制，30年以后也许有可能。我这个人是思想型的不是行动型的，我不会搞什么组识，也不具备这个才干。”二、“经济形势越不好越应从政治上去平衡，困难时期毛主席不是还提倡开神仙会让高级知识分子说话吗！”

我也直率地对他说了一席话，我告诉他：“凡是来你这儿的都是赞同你的，但更多的人是不上你这儿来的，所以你只能听到知识分子中支持你的声音而听不到另外的声音。现在美国、我国台湾都在打方励之牌，希望你不要被利用。如果你仅仅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我想多数人会理解。但思想观念上的问题不要和组织活动联系在一起，绝不能干超越法律底线的事情。”其实我此行的目地，就是要提醒他，当局对他容忍的底线在哪里。对我的“官腔”，方并无不悦，我想起赵院士的另一句话：“方不是小肚鸡肠之人。”

这次与方面谈后，我向阎做了汇报，阎说“近来事情有突破，中央同意我去见一批人，如吴祖光、金观涛等”，还说“总书记这个人真好啊！非常理解我们！”这增加了我给上边写信的信心。我在信中反映了方励之的要求，建议中央能责成阎明复找方谈一次。

见方励之后第6天，3月11日李树桥让我将信送到勤政殿，到了以后他让我看了份3月6日邓对赵的讲话记录，大意是对当前压力绝不让步，要赶快搞个办法，对方励之，不违法就不去管他，犯了法就抓起来。很显然，我的信已不可能有下文了。果然，后来由政治局委员芮杏文批示，让天文台找方谈次话，我这份扫兴啊！

不过，我的举动还是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小小微澜。六局颜立才告诉我，他奉阎部长之命去接许良英夫妇。许良英是中国杰出的科学史专家，爱因斯坦著作的中文译者，同时也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人士。他刚发起了一个42人的签名活动，要求开放民主，杜绝以言治罪，连王淦昌、钱临照这样的大科学家都签了名。在来部里的路上，许对小颜说他听方励之说统战部对他不错，与陶斯亮有交往。阎部长在见许良英时也说：“我们派人去做方励之的工作。”许说：“是陶斯亮同志吧？”

就在我为方励之“上蹿下跳”之时，祖慰告诉我说方励之对他说“与共产党的斗法犹如‘斗蛐蛐儿’玩”，这可真气着我了！这是对我们这些为他的权益而奔走的人的莫大污辱！他在我心目中天才科学家的形象一落千丈。

很快中国政局风云突变，再后来的事谁也预测不到，方励之终于走上了不归路。

现在回想起来，以我浅薄的官场资历，芝麻大点的官，居然自告奋勇去做方励之的工作，不是天真而是太傻了。不过从与方励之的几次接触中，我感到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新时期统战工作，执政党应该有自信与不同政见的人群接触沟通，用诚意去化解矛盾，至少表现出共产党的磊落胸怀。周总理能将杨显东、阎宝航这样虔诚的基督教徒引导到共产主义信仰上来，能让张治中这样的国民党元老留在北平参加新中国的成立大典，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以民族大义去唤回那些纵有不满却依然爱着这片土地的人们呢？1986年及前后的几年，在思想界极为动荡的形势下，我们把多数知识分子团结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下，效果是显著的。至于方励之，虽然影响力大，但在当时尚属极端，跟随者并未形成主流。而他选择的道路，受损失最大的恰恰是他自己。

金观涛淡泊隐退

六局的朋友中，另一对具有典型性的人物是金观涛、刘青峰夫妇，他们当时是极受瞩目之人。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是中国最早全面系统介绍西方新浪潮、人文哲学、历史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书籍，在当时知识分子中影响极大，称得上启蒙先锋。“精英”概念似乎就是在这个时候为我所关注。但在反自由化的大政治背景下，他们也备受争议。

我是在1988年9月中国文化书院的一次活动中认识金观涛的，没想到他如此的年轻、俊朗、热情、易处，双方都摈弃了偏见，他表示愿和统战部接触。不久六局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我打电话邀请他参加。他说：“我一向不愿参加会，是出了名的。但今后只要是你通知我一定出席。”

1989年3月7日，值班室通知，说胡启立办公室来电话，询问金观涛的情况，我们立即整理了一份材料递上去。看来我们发在内部刊物上的金观涛夫妇的发言有了回音。到晚上观涛告诉我，龚育之（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约他们谈话，我马上说这可能是上面的意思，你要如实反映知识分子的情况。3月13日刘青峰告诉我，龚育之接他们去中南海，与胡启立畅谈两小时，并共进午餐，谈得很融洽。

3月17日，我与六局韩燕去看望金观涛夫妇，他们反映，1988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心态发生了急剧变化，骂得很厉害，但仍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他俩还呼吁中央应建立联系渠道，能够听到真话。

又隔了一天，刘青峰对我说，很奇怪，刚接到台湾《联合时报》记者的电话，问她：“听说你们最近被统战了一次？一个大人物请你们吃了午饭？”刘告诉我：“海外传得很多，还说统战部也请我们去，联系最近几次事情都捅到海外，我感到这事不对头啊，有‘短路’！”他们夫妇以对我们示出诚意来表明一种政治态度，增大了我的信心。

1989年，金观涛夫妇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做学术交流，被当时的校长高锟（诺贝尔奖获得者）挽留，聘为中国文化研究所教授，从此远离了内地的视线，恢复了学者本色，波澜不惊地生活着。

方励之到美国后成为亚利桑那大学终身教授，一直到死都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但是再也达不到在祖国时那般辉煌。

事实证明，我们内部一些人对方励之的“不接触”政策未见得好，而对金观涛以诚以礼相待也未见得不好。很显然，背离国家民族的知识分子只是极少数，愿意为国家服务的是绝大多数，问题仅仅在于我们向他们释放的是什么信号，我们有没有像转化张治中、杨显东、彭鸿文父子一样做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在他们身上下的功夫有老一辈革命家的百分之一吗？而知识分子在经济、社会、科技领域里所占的权重，却比那时候大了许多倍呀！在一个新媒体、自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全球几乎互联互通，如果仍习惯于当“驼鸟”，那么我们终将被迫吞下自酿的苦酒。眼前的事实是，中国精英阶层已彻底分裂，很多人在意识形态上与我们决裂，甚至爱国主义这面大旗也难以聚拢他们了。即便这样，我们党仍应以最真诚的包容心，最高明的政治智慧，去冷静观察，沉着判断，保持信息畅通，建立各种层面和形式的对话渠道，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

朋友们对我说：“你是带着强烈感情色彩搞政治的！”当时没在意，现在回想起来还真说到点子上了！在以色列殉职的沈阳市前市长武迪生，才见过我两面就说：“你是个能将不那么美好的事情想象得特别美好的人。”太准确了！我知道他们指出的我性格上的特点，对搞政治的人来说是致命的。我从未动摇过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但我理解社会主义的精髓最崇高最神圣的是人道主义精神。在我意识深处，我从事的就是“人道的工作”，既然工作对象是人，那么平等、尊重、理解是最起码的。如果抱着“我要统你”的目的，那有谁愿意被你统呢？无疑，统战是项政治工作，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既然是政治工作，就要讲战略战术，要讲方针政策，可是我对我是“搞政治的”竟毫无感觉，完全没有进入角色。现在看我确实太幼稚了！所以注定我短命的官场生涯以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