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犹太文化在美国的传承与变迁

一、引言

自从以色列王国和犹大王国在公元前721年和586年相继灭亡，直至1948年重建以色列国，在这几千年的流亡历史中，犹太人虽散居异乡，但却顽强地保持自己民族和宗教的特性，犹太教和希伯来语成了连接他们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在这几千年的历史中，犹太民族虽然保有自身的一些特点，但是却实实在在地生活于这个社会的基本政治经济结构之中的，与其居住的社会大体上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和规范早已内化进了犹太民族，成为他们的本能了。

美国，一个移民国家，像个大熔炉，吸纳了世界上各色人种，融会了多元文化。犹太人，出于各种原因，紧跟着欧洲移民的步伐，也来到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开始新的生活篇章。在经历早期的社会文化的融合艰难之后，犹太人渐渐地在美国扎根，开花、结果，并在各个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在美的犹太社团——变化的格托生活

“格托”是Ghetto一词的音译，也有被译成“隔都”，它的基本内涵就是隔离区的意思。“‘格托’是犹太人进入流散历史后所形成的一种有代表性的文化存在方式，它在很大程度上表征性地揭示了犹太文化历史的若干重要内容。”{1}而格托的出现既取决于犹太人居住地的主流文化，也取决于犹太文化作为客民文化自身的某些内在原因。一方面，居住地的当局为了对前来的犹太移民进行强制性的居住管理；另一方面，犹太人在刚到达一个陌生的环境时，总是出于民族的认同感使得他们选择生活在一起，为了增加相应的团结，进而最大可能地抵消他们初来乍到时的陌生感弱小感。由于共同的宗教信仰和长期被欧洲主流社会排斥的历史遭遇，犹太人有较强的民族认同和互助传统。团结互助的集体观念和经久不衰的民族意识一直是犹太民族的生存法宝。而格托则成为了在异质文化中犹太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有效工具。

以美国第一代东欧犹太移民为例，他们到达美国后不会说英语，不熟悉美国的生活方式不知道怎么融入这个新世界。为了逃避主流社会，他们大多住在“犹太城”中，基本上可以避免与其他移民群体和主流群体打交道；并且仍旧能够用他们熟悉的意第绪语交谈，遵循传统的家庭和宗教生活模式，可以从同乡那里买到民族食品。他们发现，“源自旧世界生活经历、常识的群体禁忌和行为模式，在新世界依然有意义”{2}。

传统的犹太格托内有着健全的机构设施和法律规章，是真正意义上的犹太文化的存在单位。格托中有行政管理当局，有德高望重、学识渊博者领导，其中还必定要有一名专职的神职人员拉比（Rabbi）。当局根据犹太经典律法制订和颁布适合的规章秩序，为了保证一些法规的实施，有的格托内甚至还设置了暴力机构，比如：监狱等。在格托内具有特殊意义的是犹太会堂，这是每个犹太格托必不可少的，会堂“不仅是犹太人精神生活的场所，也是犹太精神的一种象征，是犹太人精神信仰的现实寄托”{3}。特别是东欧犹太人到来后，正统派犹太教堂大量矗立在他们的居住区。到1917年，仅在纽约，犹太会堂数目就增至700个，到20世纪20年代，这样的会堂在美国至少有2000家{4}。同时，格托里还有犹太人自己的学校，使用犹太人自己的语言上课，教授《摩西五经》、《塔木德》等，传授犹太先辈们的思想和智慧。除此之外，格托里还具备了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设施，如：医院、浴室等。这些完善的组织构成为犹太文化的保持和传递提供了必要和有力的保证。正是由于有了格托这一有效的文化载体，犹太文化传统在几千年的流散历史中得以完整和成功的延展。然而，格托又不是完全对外隔绝的“世外桃源”，文化不能与时代脱节，不同的文化需要相互沟通与交流。由于各方面的客观和主观因素，格托内的犹太人渐渐地走出格托，因为格托的有限空间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难以满足犹太人的基本生活要求，而犹太人从事的工商贸易行业也要求他们与外界进行沟通。因此可以说，是现世的需求导致了犹太人纷纷出走格托，从而与外界建立了种种不间断的文化联系。另一方面，随着生活的历史进程，传统的格托生活也在结构形式上发生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在近现代、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尤其迅猛。

在生活现代化进程的有力冲击下，格托的界限开始模糊不清，传统的格托逐渐地变得相对松散，而且出现了犹太社团生活。虽然诸多的犹太宗教机构、福利部门及各类文化中心依然活跃，并维持着民族认同感，但这种价值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打上了美国的烙印。犹太会堂就其礼仪和作用而言，已经非常世俗化、美国化，而对许多犹太来说，会堂更主要的作用已经是社会及教育方面的，而不再是宗教方面的{5}。当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现象的规模性出现时，犹太格托生活更是受到了剧烈的甚至是本质性的冲击。如果说，第一代犹太移民一般均能恪守犹太传统，那么到第二代、第三代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移民后代则开始了远离父辈世界的旅程，而起点往往正是个人的感情生活。两代人之间也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种种矛盾。对此颇有感触的科恩写道：“我们要求古老宗教在现代科学和文化的基础上证明自己的合理性。但老一代讲不出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接踵而来的是一场新旧观念之间的斗争.{6}”

三、犹太文化在美的变迁

犹太文化对传统精神的熏陶与对异质文化的某些吸收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当剔出了犹太文化本体的糟粕并吸收了异质文化的优质要素时，犹太文化也就实现了新的变迁”{7}，这种变迁同时也意味着是对犹太传统和精神的一种重塑，使得犹太文化在保持其基本内涵的前提下，呈现出适应特定时代和环境需要的形式。美国犹太文化作为犹太文化在美国的变迁，就是在保持犹太精神的同时，吸收了美国文明的诸多要素后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犹太文化，也是美国主体文化中的一种新的亚文化。反过来说，作为这种文化的载体，美国犹太人在继承、传递犹太精神和创造、丰富发达的美国文明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美国犹太人，他们一方面身为犹太人，另一方面因为同美国社会的某种认同而成为美国社会构成的一部分，成为美国文明的创造者。而对那些深刻融入到美国社会的犹太人来说，他们还会产生一种在美国扎根的意识。如果说以色列在美国犹太人眼中是永远的故土和精神家园，那么美国则是他们新建立的现实家园或第二故乡。那些获得了美国社会文化的某种认同、实现了身份再造的美国犹太人无疑具备了多重性的文化气质，也就是具有了多重性的文化身份：他们既是犹太人，又是美国人。从德国移民美国并在美国获得巨大成功的经济巨人希夫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可以一分为三：我是个美国人，我是个德国人，我是个犹太人”{7}。希夫的话道出了他作为一个多重身份的犹太人的切身文化体验，显然，他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犹太人，也不是纯粹的美国人或德国人，而是实现了身份再造、发生了文化变迁的新型犹太人。

而美国犹太人群体内部也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在东欧犹太移民群体内部，正统派犹太教与世俗主义者对维持犹太传统的理解有所不同，前者看重的是正统犹太信仰的维持，而后者偏重的是对犹太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传承。19世纪末迁入美国的第一批东欧犹太移民多是正统派教徒，他们对本民族的宗教信仰极其尊崇，并试图在美国重建东欧犹太社区的生活。然而，20世纪初迁入美国的第二批东欧犹太移民中，有一部分人是受欧洲犹太启蒙运动和激进思想影响的世俗知识分子，他们与正统派教徒有所不同，他们通过对意第绪或希伯来文化的尊崇而不是对犹太教的信奉，来表现对犹太传统的忠诚{8}。

未成年犹太人虽然早先曾受到犹太文化的熏染，但是还未像他们父母那样形成根深蒂固的观念，还有很大的可塑性，较容易接受美国的新观念。他们大多喜欢格托外的一切新奇事物，也急着摆脱父辈“落伍”的生活方式。而出生于美国的犹太人后裔，则是从一落地就置身于美国文化的气氛中，对父辈所固守的传统只有模糊的认知。他们一方面不能认同父辈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不能被主流社会完全接纳，因而丧失了某种归属感，成为身处“新旧世界”之间的“边缘人”。实际上，犹太后裔并不能被塑造成全新的“美国人”，而是“文化上的混血儿，是生活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中的人；即使他们可以抛弃传统，他们也不太情愿这么做；而另一方面，由于种族歧视，他们又不被新社会完全接纳……他们是生活于两种文化和社会边缘的人”{9}.

因此，犹太移民必须在犹太文化传统和美国现代观念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从而能够身兼“犹太人”与“美国人”的双重身份。其中有第一代东欧犹太移民领袖们兼顾犹太传统和美国现代观念的立场，他们的措施和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为成长于美国的犹太中产阶级们所接受。比较有影响力的领袖是亚伯拉汗·卡恩，他是一位社会主义信仰者，但并不教条。他担任左派报纸《犹太前进日报》主编几十年，一直致力于帮助东欧犹太移民解决适应美国社会的切实问题。他还用意第绪语写了一部美国历史，还将美国的《宪法》和《独立宣言》翻译为意第绪文，加以注解{10}；还写了许多著名美国人的传记，目的是为了让犹太移民熟悉美国社会。这些领袖们的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美国社会文化环境塑造的。他们的领导方法也更具有美国色彩。美国的第二代东欧犹太移民领袖将“美国化”理解为犹太人获得在美国经济和政治体系中行动自如的基本技能，这意味着要学习英语、美国历史和政治制度，熟悉美国的经济体系；但在宗教信仰、文化和生活习俗方面，他们赞成本族裔群体保持一定的独特性{11}。

犹太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传承中丰富着本民族的历史记忆，而且，无论他们身居何处，始终怀揣着总有一天要回归故园的梦想。这就是他们内心的寻根情结。以色列作为世界犹太人的故国家园，作为犹太文化的发源地和根基所在，扮演着犹太人的文化中心的象征角色。由于大部分犹太人生活在以色列本土以外，经过现代犹太人的努力，可以说犹太人在美国这个西方世界有代表性的国家已经建立了一个本土之外的第二中心，这个中心并非仅是从美国是世界上生活着犹太人最多的国家这个意义上而言，而主要是从她在以色列本土之外犹太人生活中的代表性及其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作用上而言，显然，美国无以也无须替代以色列在当代犹太人和犹太文化中的地位，但它在某些方面又对以色列起到了重要的补充和维护作用。对于出生美国的犹太人而言，一方面，以色列已经是欲回而又难回；另一方面，他们又必要对这个欲回而又难回的故国不断地进行概括、想象和表现——不能仅仅停留在日渐稀薄的“记忆”的层面，以保持自己作为“双文化人”的文化特性。

四、结语

毫无疑问，犹太民族在美国的散居过程中，在与当地民族文化的接触和交往中以包容兼蓄之势丰富和发展了自身文化。美国犹太人，这个术语本身便标志着犹太人与美国人民分享着一种共同的语言文化，创造着一种共同的历史的事实。美国犹太人身上虽然具有种种底蕴深厚的犹太文化要素，但他们所最终表现出来的文化特征，却具有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双重品质。换句话说，长期以来，犹太文化的同一性便已与美国文化的同一性合而为一，不可分割了。

( 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

参考资料：

{2}Alan M. Kraut. The Huddled Mass: The Immigrant in American Society, 1880-1921, Arlington Heights, Illinois, Harlan Davidson Inc, 1982.

{9}Stephan F. Brumberg. “Going to America, Going to School: Then Immigrant-Public School Encounter in Turn-of-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City”, in George Pozzetta(ed), Education and the Immigrants.

{10}Victor R. Green. American Immigrant Leaders, 1880-1910: Marginality and Identity.

{1}{3}{6}{7}刘洪一. 犹太文化要义[M]. 商务印书馆，2004.

{5}张倩红. 困顿与再生——犹太文化的现代化 [M].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4}[美]雅各·瑞德·马库斯著.杨波，宋立宏，徐娅囡译.美国犹太人[M].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8}{11}李爱慧. 论早期东欧犹太人移民在美国的文化适应[J].世界民族.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