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中国问题和精神重建

2022-05-10 13:35:06 | 浏览次数：

[摘要]欲望的主宰与感性至上原则成为现代性问题的深层维度。在现代性问题域中审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困境及其重建之路等中国问题，既基于内在精神结构的欲求、情感、认知、评价、意志、超验等维度概括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现代转型的具体内容，也从优化制度结构、整合文化生态、归位精神结构、发挥内在精神的传承性、整体性和能动性、倡导理想信念等方面探讨了重建当代中国人精神秩序的可行性路径。

[关键词]现代性；中国问题；精神世界；现代转型；秩序重建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6）04-0039-07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前进的力量。为中国问题贡献思想的力量是中国学界的责任和使命。秉承问题导向的研究理路，并坚守居安思危的问题意识和忧患意识，笔者尽力深入现代性问题的实质，并在现代性问题域中审视中国问题，尤其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现代转型和重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秩序等问题。致力于为探寻现代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本或寻求失落的意义而艰辛探索，并试图唤起同行人的注意以使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研究和建设性的方案尽快地趋于完美，这是本文的初衷。

一、现代性问题：欲望的主宰与感性至上原则

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运动，无疑是当今时代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自由文化和公民社会等为支撑的现代化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历史进步，并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中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理论表达。实际上，正如不同的哲学家在阐释其哲学观点或建构哲学体系时，都前提性地给出哲学的定义一样，不同的学者在研究现代性理论时，往往都有自己对于现代性的定义。笔者曾这样来概括现代性：作为现代化的生成目标、本质根据和理论表达，现代性以科技化推动下的工业化为动力驱动，以理性意识、科学精神和人本思维构筑的主体性为内在支柱，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和自由文化等互相关联的基本架构为表现症候。[1]这里仍然使用对于现代性的这一结构式的整体性概括。

概而言之，现代性有两大维度，即外在的制度性维度和内在的精神性维度。在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经过实践检验有效的手段或措施，经过理性概括提炼，积淀而成外在的制度性维度。内在的精神性维度则主要涵摄人的精神世界、精神生活和精神文化。有关现代性的诸多问题，如生态问题、核危机问题、经济危机问题、政治隐性腐败问题、文化殖民问题、道德和信任危机问题，等等，构成现代性的问题域。从现代性的两大维度来审视现代性问题域，外在的制度性维度成就较大且取得了一定的共识，而内在的精神性维度则成为一个问题重重的领域。

现代性问题域中的突出问题集中于内在的精神性维度，而该维度的问题进一步聚焦为，传统超越性价值失落之后，欲望的主宰和感性至上原则成为现代性精神生活的主流。

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人们所依赖的超越性价值，如黑格尔所指出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导致超越世界和超越秩序的逐渐消退，上帝经不起理性的推敲：人们发现，“‘圣饼’不过是面粉所做，‘圣骸’只是死人的骨头”，“‘正义’和‘道德’开始被认为在人类现实的‘意志’中有它的基础”，“‘精神’自己的内容在自由的现实中被理解”，理性代替宗教信仰而成为了“绝对的标准”[2]（P452-453）。在提供超越性价值支撑方面，传统中国文化的道德崇拜发挥着与传统西方文化中的宗教信仰基本类似的功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道德崇拜都随着理性化和世俗化的扩展而日渐衰落。对于传统道德与宗教的关系，泰勒认为：“早期的道德观点认为，与某个源头——比如说，上帝或善的理念——保持接触对于完整存在是至关重要的。” [3]（P30）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依赖宗教的道德观念日益感性化了，卢梭在其《漫步遐想》中就经常把道德问题表述为我们遵从自身本性的声音的问题，将“存在之感受”看成是幸福的尺度。哈贝马斯明确地这样概括现代性的话语：“现代性的话语，虽自18世纪末以来，名称一直不断翻新，但却有一个主题，即社会整合力量的衰退、个体化和断裂。简言之，就是片面的合理化的日常实践的畸形化，这种畸形化突出了对宗教统一力量的替代物的需求。”[4]（P166）也就是说，随着社会整合力量的衰退、个体化和断裂，宗教日益丧失其在传统社会所能发挥的超越性价值的功能。对于这一问题，尼采曾经用“上帝死了”这一惊人论断清晰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传统的超越性价值失落的洞见以及毫不留情地揭露。

伴随着传统超越性价值失落而来的，是人日益成为欲望的奴隶，以及感性至上原则代替超越性价值成为衡量存在的标准。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侧重于从社会制度结构层面研究现代性问题，但他也注意到：“现代性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 [5]（P9）这种现代性的心理问题，突出了一个现代化实践过程中的一个价值性悖论，即人被尘世欲望和圣洁精神所撕裂：“一个沉溺在强烈的爱欲当中，以固执的官能紧贴凡尘；一个则强要脱离尘世，飞向崇高的先人的灵境。” [6]（P58）舍勒曾经感慨，在现代性社会中，世界不再是精神的有机的“家园”，“而是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进取的对象，世界不再是爱和冥思的对象，而是计算和工作的对象”[7]（P20）。也就是说，世界逐渐成为人满足自身感性欲望的工具。

如何看待在现代性的内在精神性维度出现的欲望主宰和感性至上原则？韦伯比较客观地揭示了这些问题：“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 [8]（P48）而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从两个方面揭示了现代性的道德困境，他在深入研究了欧洲19世纪工业化对社会道德的影响后发现：一方面，由于传统道德权威的抗拒，阻碍了新道德体系的孕育、产生；另一方面，又因为传统道德权威的逐渐失灵，社会出现了道德“失范”现象。奥伊肯明确地批判这种现代性文化现象，他认为，将人生置于感觉基础之上，奉行感性至上的原则，“不仅宗教在劫难逃，一切道德和正义也同样要毁灭”，人就“不能接受内在的友谊，不能接受互爱和尊重，无法抵制自然本能的命令，人们的行动受一种主导思想即自我保存的影响，这一动机使他们卷入越来越冷酷无情的竞争，无法以任何方式导致心灵的幸福。” [9]（P21，23）实际上，黑格尔在批判伊壁鸠鲁的快乐至上的道德原则时，也对这一现代性问题表达了深深的担忧：“如果感觉、愉快和不愉快可以成为衡量正义、善良、真实的标准，可以衡量什么应当是人生的目的的标准，那么，真正说来，道德学就被取消，或者说，道德的原则事实上也就成了一个不道德的原则了；——我们相信，如果这样，一切任意妄为将可以通行无阻。” [10]（P73）由欲望的主宰和感性至上原则导致的现代性问题，成为西方一些现代思想家批判的主要对象。聚焦现代性问题域中的中国问题，或者说从现代性的内在精神性维度来审视中国问题，成为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二、中国问题：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现代转型

自18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化逐渐成为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人的精神世界的现代转型，既是现代化进程的题中之义和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现代化的依赖条件和重要支撑。犹如缺乏“拱顶石”有力支撑的建筑必然倒塌一样，没有人的现代化，尤其是人的精神世界的现代转型，无论是先进的技术与科学的管理，还是合理的程序和精致的制度，都可能由于落后的主体思维方式或价值取向滋生的内在阻滞力而导致形形色色的变形甚至崩溃。伴随着自1840年开启的中国现代化征程，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现代转型也已经历了170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20世纪前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国民性改造潮流，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推动下的社会全面转型时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启蒙，促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现代转型的两大高潮。

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现代转型，是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征程而历史性地发生的。1840年以后，我国现代化的起步阶段一开始属于低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实践。西学东渐以来，尤其是鸦片战争惨败以后，起先是羡慕西方的船坚炮利，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稍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防御性话语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渐入危机，再后来，西方的民主科学逐渐成为崇拜和模仿的对象。在学习西方、反思传统的过程中，作为多元化理想追求基础的国民性改造（代表性知识分子主要有梁启超、鲁迅和胡适），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潮流。比如，梁启超最重要的著作就是《新民说》，而他创办的影响最大的杂志也定名为《新民丛报》，足以见出他对“造新民”的重视。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揭露，以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文化态度，也突出体现了其对于国民性改造的重视。1949年以后，我国开始进入空前社会动员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建国后至“文革”前一段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所有的观察家都同意这一点，即一九四九年以来工业、采矿业和公共事业的发展都增长很快。……中国在发展工业方面取得的成就要比其他较大的欠发达国家如巴西和印度等大得多，而且这些国家还比较自由地接触到了外国的专长和技术、任意接受外国的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没有。” [11]（P330）“在奔向现代化的竞赛中一再落后于日、俄之后，中国在50年代终于开始比她的两个领先的邻国跑得更快了。”[12]（P650）这一时期，毛泽东曾把中国历史大胆地描绘为一片空白，然后开始重新书写，他的“新人”思想，致力于在一穷二白的困境中造就又红又专的新型中国人。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上雄心勃勃的工业化和社会改造，以及在意识形态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仰，不仅促进了精英分子的凝聚力，而且在人民大众中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社会向心力。然而过分的激情和急切的赶超战略后来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1978年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走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虽也进步明显但问题多多。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曾明确提出：“在社会精神生活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一部分人国家观念淡薄，对社会主义前途发生困惑和动摇。” [13]（P316）这里提到的一些问题，在今天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且有些还日益严重。

如何深入地理解和把握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转型？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始终无法深入下去并取得与人们的呼声相对等的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一个清晰严谨的内在精神结构作为分析框架。传统的“知情意”三分法（涵摄着由外而内的“知”，由内而外的“意”，以及内外交融的“情”），逻辑严谨且概括性强，能够广泛盛行。然而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欲望虽然基于本能，然而欲求也是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确确实实存在着的，还有评价、信仰等精神因素都没有一定的位置。笔者认为，人的精神世界至少存在欲求、情感、认知、评价、意志、超验等维度。这里，笔者尝试从内在精神结构的诸维度来审视并概括中国人精神世界现代转型的具体内容。总体来看，在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期，伴随着社会重组和文化失调，中国人成为“过渡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呈现为“心灵的流动”或“冲突的精神”。因此，我们拟把这样的变化放到一定的结构中进行把握，也就是说，这里概括的变化是一定结构中的变化，即侧重点的辩证转移而不是消失和新生的简单关系。

扩张的欲求：从勤俭节欲到欲望膨胀。勤劳节俭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孔子强调“温、良、恭、俭、让”，孟子认为“养心莫善于寡欲”，荀子也讲要“以道制欲”，老子也把“俭”作为为人处世的“三宝”之一。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在现代化的征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文化一直压抑的欲望被重新激活了，这既给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诸多现代性的精神性问题。欲望开始膨胀和泛滥，制欲贬利或欲而不贪的传统思想，已被时代潮流远远地甩在后边了。

收缩的情感：从相与情厚到情感中立。在传统社会中，社会关系通常具有某种情感要素。这是因为传统社会主要是一个基于血缘、地缘或职缘的共同体。而在现代社会，随着分工和交换的发展，身份、德性和情感逐渐让位于契约、法治和理性。比如传统雇主与雇员的关系。雇主对待雇员就像家庭成员一样充满温馨和亲情，即使生意亏本也不会轻易解雇雇员。而在现代社会，社会关系通常具有情感中立性，人们往往工于心计地把所面对的一切作为计算或算计的对象，雇主也开始理性地以情感中立的方式对待雇员，必要时就得解雇，否则就会影响生产效率甚至亏本。情感的收缩在其他的人际关系中亦是如此。

转移的认知：从精于人事到明于物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事，而不太注重认识自然，不少人还视科技为奇技淫巧。在研究人事的时候，血缘地缘依赖、家国同构、关系本位等成为文化重心。对此，梁漱溟曾这样概括传统文化在认知方面的倾向：“专以修己安人为学问，而农工商业一切技术则不入于学问，被划出劳动者注意圈外”，“心思聪明乃只用于修己安人，而不用于物质生产”，他还记得1920年杜威在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上讲演时也曾说过：“中国一向多理会人事，西洋一向多理会自然。”[14]（P266，269，263）钱宾四也曾指出：“因此在中国智识界，不仅无从事专精自然科学上一事一物之理想，并亦无对人文界专门探求其一种智识与专门从事某一种事业之理想。因任何智识与事业仍不过为达到整个人文理想之一工具，一途径。”[15]（P13）认知对象的这种差异，决定了认知方面其他诸种特征，如中国传统思维的模糊性、在逻辑上不同于西方重视同一律而重视相关律、中国科技不发达等。

变迁的评价：从他者导向到自我取向。这里的他者导向主要指不敢或不愿依靠理性独自做出抉择或判断，而是依赖于先辈、皇帝、集体的引导，或者在崇古心理的引导下奉行传统导向，强调因循守旧，导致传统惰性太强，缺乏主体性。从传统来看，中华民族的保守性与崇古心理尤浓。尧舜之治成为中国的“理想模型”，孔子也以“吾从周”来表达他标举上古的文化取向。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根源于其“祖宗不足法”蕴涵的反抗传统理念和措施。大儒顾亭林在读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时最大的恭维话也是“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窦巴利（de Bary）举出新儒家的三大特征：基本主义、复古主义与历史心态，实是中华民族共有之特征。尼维逊（D.S.Nivision）也认为中国的儒者，无不把眼睛往古看，企图在上古的道德遗训中获得规范现代行为制度的准绳，并且回归到经典所陈述的上古的世界去。用培根的话说，中国人是完完全全受古知识所支配的。罗素也曾指出，西方人的思变之切与中国人的耽于现状是中国与英语世界间最强烈的对照。[16]（P123-124）与之相反，在现代化的征程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日益盛行，人们开始注重追求现实的眼前幸福，无论是持幸福即自我实现还是幸福即享受生活者皆是如此（即幸福的实现论或享受论）。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社会在评价人的时候，也不同于传统社会重视出身或血缘关系的身份定位，而是注重论能力和贡献的成就取向。

虚化的道德：从顺从利他到主观相对。传统文化强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推崇兼济天下，而现代文化重视利益，甚至常有人说这是一个精致利己的时代。对于传统文化偏重的道德绝对主义和现代流行的道德相对主义，麦金太尔既反对主张有普遍、永恒不变的伦理价值原则的前者，也反对只根据个人情感和意志来判断道德标准的后者。究竟如何评价这两种道德论，我们这里不去具体研究。但是，从顺从利他转变到主观相对的道德取向，已经无可置疑地成为一种时尚。

失落的信仰：从心存敬畏到贬低崇高。这里所说的信仰，是信念和仰慕的统一，它不仅仅包括宗教信仰，只要心存敬畏或怀有深沉且炽热的信念，都可以说是有所信仰。孔子曾说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17]这体现了传统文化对敬畏之心的重视和倡导。1840年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信仰系统”虽在西学东渐以来的欧风美雨中被冲击得风雨飘摇，但西方的“信仰系统”也很难在从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中国人的心理生根。现代中国人虽然已经开始逐渐学会欣赏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历经数百年积淀而成的现代文明，但是古老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价值信念仍然有着无法抹去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然而，现代化毕竟是理性化和世俗化确立统治地位的进程。在一个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时代，敬畏之心渐行渐远，贬低崇高、蔑视权威、把英雄拉下马的轻浮且夹杂一些狂躁的心理在不断地滋生并迅速蔓延。

三、精神重建：重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秩序

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困境和重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等问题，成为正处于现代化征程中和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的一个时代课题。在政治性话语方面，与这一课题相关的有毛泽东的“新人”思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精神懈怠的危险”置于全党面对危险的首位、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等等；在学术性话语方面，与这一课题相关的主要有国民性改造、人的现代化、人文精神重建、文化重建和道德重建等。从西方学者的研究来看，面对现代性道德文化危机问题，一些学者主张重建普遍理性主义伦理（源于康德，以罗尔斯、哈贝马斯为代表），一些学者主张回归传统德性（以麦金泰尔、牟宗三为代表）。日本成功的重要文化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超越了“中体西用”的妄自尊大和“西体中用”的妄自菲薄，实现了儒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走出一条中西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不中不西”又“即中即西”的文化道路。

在对于这一问题当前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笔者尝试从精神秩序重建的维度切入，既反对强制性的文化秩序，也抵制肆意妄为的无序追求。秩序井然是一切事物能够有条不紊且循序渐进发展的基本保证，失序则往往容易导致混乱、倒退甚至崩溃。正如自然规律支配下的自然秩序调节着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法治伦理规范和纪律规章制度等约束下的社会秩序调节着社会历史的持续发展一样，精神世界的欲求、情感、认知、评价、意志和超验等维度，在倾向于追求自由的过程中也离不开一定的秩序以避免精神世界的紊乱。如果说礼治秩序和法治秩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消防设施”，那么人的精神秩序则可以“防患于未然”。社会的健康发展和精神的和谐有序往往相辅相成、良性互动。同样，社会发展的暂时倒退也往往伴随着精神的紊乱失序，如古希腊与罗马帝国的毁灭期，以及中国每一封建朝代的末期。在现代化的征程中，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精神贬值、意义失落、道德坍塌、虚无侵袭等诸多问题。破解当代人精神世界的这些现存问题，迫切需要重建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能够良性互动的精神秩序。

当代中国处身社会转型与精神失序的历史境遇，这是我们提出重建当代中国人精神秩序的时代背景：首先，中国社会转型期，在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和大数据等的影响下，适应于农业社会的传统规则已逐渐成为历史陈迹，而新的现代规则尚未完全成型。传统社会依赖的道德规范和礼治秩序遭遇到世俗化的急剧冲击。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渴望满足的诸种欲望过度膨胀，而转型期尚不健全的规则无法对其形成有效且合理的制约。在个人欲望过度膨胀和社会上物欲横流的冲击下，情感迷失、认知和评价缺乏理性、道德虚无和信仰缺失等逐渐成为困扰人们精神生活的主要问题。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失去了能够互相制约、互相调节的合理秩序；其次，中国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利益诉求，出现了多样性和多元化，以及整体性的现代转型。与之相应，情感欲望、社会心理、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也日益多元和多样，并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定的冲突。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失去了有主有次、相对稳定的健康秩序；再次，中国社会转型期，各种文化力量都在争夺话语权，试图扩大“地盘”或增强影响力。在当代中国的文化景观中，建国后成为国家层面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西学东渐”以来渐次传入的西方文化，以及作为精神血脉与民族性象征的传统文化等三大文化生态之间，逐渐涌现出“对话不足、对抗有余”的文化局面。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失去了吸收借鉴、融合共进的良性秩序；最后，中国社会转型期，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现代性意识在启蒙的洗礼下茁壮成长，作为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人性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在时代的召唤下蓬勃喷涌。追求自由和渴望发挥内在力量的动向冲击并不断改变着积淀而成的精神秩序，意志自由和精神秩序的矛盾日益凸显。

在如此的时代境遇和精神状况下，借鉴国内外学者在相关问题领域中的探索，我们重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秩序至少应涵摄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优化制度结构。经济运行方式、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法制体系和道德规范，是制约和影响甚至是决定人的精神世界与精神生活的外在环境条件。在社会转型期应不断优化外在的制度结构，这是重建当代中国人精神秩序的依赖条件；其二，整合文化生态。犹如阳光、水、空气和食物等自然生态影响人的身体健康一样，作为“第二自然”的文化生态也影响着人的精神健康发展。在当代中国，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国家层面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西学东渐”以来渐次传入的西方文化和数千年历史中渗透进我们血脉里成为民族性象征的传统文化，构成影响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现代转型的三大文化生态。重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秩序，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指导下整合这三大文化生态，发挥当代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力量；其三，归位精神结构。即内在精神结构的诸维度，以及各个维度所遵循的基本逻辑和适应的主要原理，都要各就其位并发挥各自的功能，不能随意缺位或越位；其四，发挥内在精神的传承性、整体性和能动性。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秩序，理应适应现代化征程和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境遇，既充分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性因素，又不断积淀适应时代的现代性因素，还要注重发挥内在精神世界的整体性和能动性力量；其五，倡导理想信念。在一个欲望主宰和感性至上原则盛行的时代，精神缺钙和信念缺失的问题，成为发挥精神的力量之软肋。提升和激发敬畏之心和理想信念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秩序中的地位和力量，无疑是针砭时弊的一剂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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