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研究与比较文学的观念方法

（注：本文是国家社科研究基金“十五”规划一般项目《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研究》(项目批准号：OIBWW007)的系列成果之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中国题材的日本文学，从古到今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传统。一部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就是日本人借鉴、吸收与消化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历史，也是特定侧面的中日交流史。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的选题与研究，作为研究个案可以充分显示比较文学的观念与方法的优势，表明中国题材的外国文学研究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学者的独特优势，是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创新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关键词：比较文学观念； 文学史研究； 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

Abstract:Japanese literature of Chinese subject matter owns a tradition of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 A history of Japanese literature of Chinese subject matter is such a history during which the Japanese borrow, absorb and digest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as well as a history of a particular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The topic selection and investigation in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literature of Chinese subject matter, as a case study, can adequately reveal the advantage of the conceptions and approach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t indicates that the research of foreign literature of Chinese subject matter is propitious to making the most of Chinese scholarsunique predominance, and that it is a breakthrough of innovative studies in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Key words:conception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on literary history; history of Japanese literature of Chinese subject matter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号：A文章编号：10066101(2007)01012812

我国的文学史研究，包括中国文学史与外国文学史研究，经过20世纪近百年的积累，已经有了相当扎实的基础，取得了不少成果，各种中国文学史、以及由中国人撰写的各种综合性的外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及国别文学史著作与教材、已达上百种。但是毋庸讳言，除了少量成果外，角度较为单一、作家作品的传记式研究、教科书式的陈陈相因的文学史，占了大多数。同样地，日本的日本文学史研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日本已出版各种各样的“日本文学史”类的著作数以千计，比中国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著作还要多。但是除了少量著作外，在层面、角度、结构体系、观点资料上多是大同小异，带有明显的滞定性与模式化的特征。

文学史研究要进一步推进与深化，就必须从通史、断代史、作家评传等单一化、模式化的研究中寻求突破，尝试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发掘和呈现文学史上被忽略、被遮蔽的某些侧面，以各种专题文学史的形式，呈现文学史原有的生动性与复杂性。要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引入和运用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对此，笔者在《比较文学学科新论》一书及有关文章中，曾提出“涉外文学”的概念，将各国文学中涉及到“外国”的作品，包括以外国为舞台背景，以外国人为描写对象，或以外国问题为主题或题材的作品，归为“涉外文学”的范畴，并认为“外国题材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国题材外国文学史”的研究，是比较文学的“涉外文学”研究的两个重要领域，主张从比较文学的“涉外文学”的角度，从域外题材切入，更新文学史研究的视角。［1］第三章第五节“涉外文学研究”［2］就中国学者来说，要在外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研究上有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必须强化中国人独特的学术个性，必须发挥中国学者独特的优势，利用我们得天独厚的、外国人不可取代的条件进行富有独创性的研究。其中，研究涉及中国的外国文学，即研究中国题材的外国文学，就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的研究，就是上述理论主张的一个具体实践。它属于日本文学研究，更属于比较文学的研究。在这里，“题材”这一概念不同于比较文学法国学派所提出的“形象学”中的所谓“形象”；所谓“日本文学的中国题材”，也不同于“日本文学史上的中国形象”。“题材”当然可以涵盖“形象学”的研究对象——异国形象及异国想象，但同时它又不局限于异国形象及异国想象。它包括了异国人物形象，也包括了异国背景、异国舞台、异国主题等；它包括了“想象”性的虚构文学、纯文学，也包括了有文学价值的非纯文学——写实性、纪实性的游记、报道、评论杂文等等。另一方面，文学的题材史的研究既是文学研究的一种途径与方法，又不是一种纯文学的研究。因为题材不是纯形式问题，它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容，对题材的研究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研究、特别是文学社会学的研究。而对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的研究，实际上是中日双边文化交流关系史的研究，是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

所谓“中国题材”，从日本文学史角度看，就是一种“外国题材”。采用异国、异族的题材进行创作，这在世界古今文学史上是常见的现象。例如在欧洲文学中，古罗马作家从古希腊取材、近代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从丹麦取材、现代美国作家海明威从西班牙取材、现代英国作家吉卜林从印度取材、当代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取材；在东方文学中，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从印度、波斯取材，朝鲜、越南等国的文学从中国大量取材……，这些都构成了世界文学发展史上的一种值得研究的现象。然而，和世界各国文学史上的“外国题材”比较而言，日本文学史上的“中国题材”，却具有许多特殊性和复杂性。

日本文学对中国题材的大量撷取、借用和吸收，根据其需要，其途径、方式与处理方法也有所不同。总体来看，日本人是在两个层面上摄取和运用中国题材的。第一个层面，就是中国题材的直接、较为完整的运用。在这个层面上，作品的舞台背景、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都明确表明为中国。第二个层面，就是对中国题材加以改造，将中国题材的某些诗歌意象、情节要素、故事原型、人物类型等，糅入日本文学当中，也就是日本人所谓的“翻案”（亦即翻改）。“翻案”后的中国题材，不再有“中国”的外在标记，须经后世的研究者加以考证与研究之后，才能搞清它们与中国题材的渊源关系。如日本江户时代的“读本小说”，大量翻改《水浒传》、《剪灯新话》、“三言两拍”、《聊斋志异》等中国明清小说，中国题材在这些日本作品中已经不具备原有的完整形态，而是被吸收到日本题材之中了。如果说第一个层面的作品对中国题材的处理方式是“易地移植”，那么第二个层面的作品则是把中国的枝条嫁接到日本树木上的“移花接木”。“移花接木”是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及中国题材深度消化的结果，已经不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中国题材”。因而，本书所谓的“中国题材日本文学”，指的就是第一个层面上的作品，即相对完整的中国题材在日本的“易地移植”的历史过程及种种情形。

中国题材在日本“易地移植”的历史，是与整个日本文学的发展历史相伴随的。中国题材的日本文学已经有了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没有中断，至今仍繁盛不衰。可以说，在世界文学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具有独立历史传统的文化和文学大国，像日本一样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内，持续不断地从一个特定国家(中国)撷取题材。从世界文学史上看，从异国异域撷取题材，往往是为了猎取外国风情，满足作家及读者的“异国想象”。就中国题材而言，近代欧洲各国(例如法国、德国、英国)的有关作家也曾经从中国古典中取材，也描写过现实的中国，但基本上不出猎奇和想象的范畴。与之相比，日本文学从中国取材，远远不只是为了满足异国猎奇与异域想象，而是出于更深刻的动机与内在需要。在古代，由于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在发展程度上存在较大的落差，日本文人作家对中国文化怀有景仰之情，中国题材既是日本文学不可或缺的营养与资源，也是汲取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和环节。在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日本文人要引进中国文化，就要学习汉语；要学习汉语，就要学会写作汉诗汉文；而要摹仿和写作汉诗汉文，就要熟悉汉诗汉文中的中国历史文化典故和人文地理；而一旦对中国历史文化典故与人文地理有所熟悉，就会在汉诗汉文的创作中使用中国题材。反过来说，不使用中国题材，日本人就学不来本色地道的中国文学；而学不来本色地道的中国文学，襁褓中的日本文学乃至日本文化就缺乏足够的营养来源。中国题材对于日本汉诗汉文这样的“外来”文体是重要的，对于“说话”、“物语”这样的日本文体也同样重要。在12世纪短篇故事总集《今昔物语集》的天竺(印度)、震旦(中国)、本朝(日本)三部分中，不仅“震旦”部分10卷共180多个故事全部取材于中国，就是“天竺”部分的5卷也并非直接从印度取材，而是间接从中国汉译佛经、中国佛教类书中取材。其余日本部分的佛教故事有许多也受到中国的影响。不久之后，则出现了《唐物语》那样专门的中国题材的短篇物语集。14世纪成熟的日本古典戏曲“能乐”所流传下来的现存240种能乐剧本(谣曲)，从中国取材的就有二十几个，占总数的十分之一。尽管只有十分之一，但从题材来源上看，除了十分之九的日本题材，就是十分之一的中国题材。换言之，谣曲中所有的外来题材都是中国的。

进入近代之后，中国题材日本文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和传统文学不同，日本近代文学不再以中国为师，而是追慕和学习西方文学。照理说在这种大语境下中国题材应该从日本文学中淡出，但事实恰恰相反，近现代日本文学对中国题材的摄取，比传统文学更广泛、更全面，从事中国题材创作的作家更多，中国题材的作品更丰富多彩。中国题材日本近现代文学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打破了古代文学缺乏中国现实题材的局面，中国现实题材开始大规模进入日本作家的视野，现实题材与历史题材齐头并进、双管齐下，中国题材的创作在日本文学的总体格局中更为引人注目。

先说中国历史题材。

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进入了以学习和摄取西方文化为主潮的时代，但江户时代随着儒学的正统化而繁荣起来的汉学传统，维新后仍在延续，作家们除了创作汉诗汉文外，还利用自己的中国古典文学及古代历史文化的修养，创作中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由于社会生活的变迁、中日关系的变化、西洋式新文体的普及，古典文学中对中国题材“移花接木”的方式基本不存在了，但对中国历史题材的“易地移植”更为普遍。近代日本作家的中国题材创作不仅将古代日本文学的中国题材在近代文学中承续下来，而且尝试着将中国古代历史题材移植于、运用于近代新的文体样式中，森鸥外、幸田露伴、中岛敦的小说，土井晚翠的新诗，长与善郎、菊池宽、武者小路实笃的新剧(话剧)，都使古老的中国历史题材在近代新文学中焕发了新的生命。即使在日本的侵华战争时期，在侵华文学、对华殖民文学独霸文坛的同时，也有中岛敦、吉川英治、武田泰淳等写了一些与侵华战争相对疏离的中国题材历史小说。战后初期，武田泰淳、井上靖的历史小说承前启后，开启了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新时代。此后的海音寺潮五郎、司马辽太郎、陈舜臣等作家创作的中国历史小说，融入了当代日本文学的主流。1980—1990年代，不仅陈舜臣等老一辈作家势头不减，更有伴野郎、宫城谷昌光、 G8956本青史、田中芳树等新一代作家的陆续登场，将中国历史题材小说在文坛和读者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日本作家的中国题材历史小说创作，体现出了某些基本一致的倾向，那就是褒扬中国历史文化。对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并热衷从事中国题材历史小说创作的人，基本上都是主张中日友好的人士，至少是重视中日关系的人士。他们在作品中普遍表现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景仰之情，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所抱有的善意的理解和尊重。弘扬中国文化，将中国历史人物英雄化，成为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普遍的价值取向。即使是写中国历史上一些有负面评价的、有争议的人物，他们也从弘扬中国历史文化的角度出发，不对历史人物做过多的道德评价，甚至站在肯定的角度上作出相反的评价。例如，在宫城谷昌光的笔下，淫荡的夏姬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善良的女人；原百代的《武则天》则站在现代女性主义的立场上，努力描写出作为一个明君圣主、一个伟大女性的武则天的形象，扭转了长期以来站在男权主义角度对武则天的荒淫残忍的定性。再如，从《汉书》开始，史家们均站在维护王朝正统性的立场上，视王莽为谋反者和篡逆者，而给予否定的评价。 本青史在以王莽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王莽》中，却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王莽。在他笔下，王莽是一个少有大志、刻苦读书、笃信孔孟学说、富有责任感、勇于改革的政治家，其改朝换代也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支持。而浅田次郎在《苍穹之昴》中，甚至对晚清的慈禧太后、李鸿章，都从另外的视角予以正面的描写和评价。

近代以降，在中国历史题材繁荣的同时，日本文学中的中国现实题材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题材类别上看，可以把中国现实题材的日本文学分为纪行文学、战争文学、通俗文学三大类。

纪行文学是近现代中国题材日本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近代之后这类作品的迅猛增加，与日本人大量踏入中国密切相关。在古代，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来华日本人的数量很有限，属于中国现实题材的只有一部分中国纪游诗与交往唱和的诗篇；而到了明治维新前夕，德川幕府拒绝与外国来往的锁国政策有所松动，当时的中国与西方列强的交涉早于日本，因此日本人要了解中国，并要通过中国了解西方，来中国旅行观察最为便捷。明治时代最早进入中国、并对近代中国情况加以报道、对中国人有所描写的，除了途经上海、香港到欧洲的留洋学生、政界与商界人士外，主要是当时的一批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的随军记者，然后就是一批作家。粗略统计起来，从明治维新后到1937年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前的近70年间，来华旅行过的著名文学家就有50多人。他们来中国旅行后，大都有纪行性的作品发表或刊行。此外，还有一些汉学家及中国问题研究家的中国见闻录或中国纪行类的作品也有文学价值。这些人的纪行文学、中国见闻录、中国考察记等名目的作品，数量庞大，近年来日本有学者对这些作品加以整理筛选，以丛书的形式予以出版，但所选作品仍是冰山一角。这些人来中国的动机与目的各不相同，有的身负使命来中国工作或考察，有的是来中国寻求创作的题材与灵感，有的是来中国游山玩水、吃喝玩乐。不同的作家对中国的观察与评论的角度有所不同，都以自己的目之所及、足之所至，一定程度地记录了当时中国的状况，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人色彩，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一定的文学性。总的来看，他们都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表示了浓厚兴趣和很高评价，却对现实的中国社会感到失望，对现实的中国人表示不屑乃至蔑视。到了侵华战争期间，中国纪行的写作主体主要是从军记者和作家，本质上属于“从军记”，是战时中国纪行文学的畸形状态，又可以归为侵华文学或战争文学。战后，从1957年开始，陆续有日本作家代表团应中国方面的邀请来华访问旅行，到60年代中期“文革”爆发之前，曾有5个日本作家代表团陆续应邀来华。“文革”期间和文革后的1980—1990年代，来中国旅行的作家更多。在这些中国纪行文学中，有的多角度地描写了战后中国社会的变化，反映了日本作家中国观的变迁，有的回顾战争中在中国的见闻经历，对侵华战争做了一定程度的反省。例如“战后派”作家堀田善卫的中篇小说《时间》是日本战后文学中最早反映南京大屠杀的作品；他的散文集《在上海》，回忆并描写了战时他在上海一年零九个月的体验，也描写了战后访问新中国的所见所闻。在“文革”前曾先后3次参与日本作家代表团访华的龟井胜一郎，抱着虚心与忏悔的心情写下了长篇纪行文学《中国之旅》，较为客观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的安定和奋进局面，也如实地表达了对当时的一些事物(如“人民公社”)不能理解、不可思议的心情。“文革”时期，武田泰淳、加藤周一、池田大作、曾野绫子、司马辽太郎等陆续应邀访华，在他们的中国纪行中，记述了对文革时期的中国社会的种种观感，各自表达了赞叹、好奇、困惑、不解、冷漠等种种不同的感情。“文革”结束后的1970年代末，小说家城山三郎和有吉佐和子率先来中国，目睹并记录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变化。1980年代，中日两国的关系迎来了历史上的最佳状态，在胡耀邦和中曾根康弘主政的时代，在双方政府的安排下，甚至出现了一次就有3000名日本青年一同访华的壮举。日本作家在这个时候访问中国变得更容易，来往也更多了，中国纪行文学也更为普泛化。其中，陈舜臣、水上勉、东山魁夷等老一辈作家艺术家游览中国的名山大川和名胜古迹后写下优美的中国纪行，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

近现代中日关系的第一关键词是“侵华战争”。与侵华战争相关的“战争文学”也成为中国题材日本文学的一种重要形态。日本政府与军方历来重视战争宣传，早在甲午战争时期，就有日本作家从军，到中国前线采访报道。因此日本近代的所谓“战争文学”一开始就与侵华战争联系在了一起。随后的庚子事变、日俄战争，都有大批从军记者和作家来华。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全面实施，绝大多数日本文学家和绝大多数日本国民一样，积极“协力”战争。他们中，有些人作为“从军作家”开往中国前线，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有些人应征入伍，成为侵华军队的一员；更多的人加入了各种各样的军国主义文化和文学组织，以笔为枪，炮制所谓“战争文学”，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其中有石川达三、火野苇平、上田广等作家，以中国前线或沦陷区为背景，从不同角度描写了侵华日军和抗日或附日的中国人形象，还有一些作家，如佐藤春夫、多田裕计、太宰治等人，以中国为舞台，以中国人为主人公，写下了宣传与图解“大东亚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作品，构成了战争时期中国题材日本文学中军国政府御用文学的特殊一页。战后，一些战时居住在中国的日本人，开始写作以战时中国为背景的带有回顾与反省色彩的作品。这些作品或追忆战时的中国体验，或揭露、反省日军在中国的暴行，或描写战争、日中关系对个人及家庭命运的拨弄。其中重要的有作家鹿地亘的长篇报告文学《在中国的十年》，描写了日本侵华时期他秘密来华帮助中国人民抗战的十年经历，生动地回忆了他所接触的许多中国政界与文化界的人士，从一个独特的侧面描写了抗战时期的中国及中国人。战时居住上海的女作家林京子陆续发表的以上海体验为题材的小说，站在日常生活的角度，以一个少女的视角，反映了1932年上海事变，特别是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上海租界的社会生活场景；描写当时居住上海的日本人与周围中国人之间如何相处和交往，在上海的各色日本人的行为活动、日本军队在全面占领上海后的所作所为及中国人秘密的抗日斗争，等等。而另一位作家中园英助则将战时体验的舞台置于北京，怀着留恋的心情写下了《“何日君再来”物语》、《在北京饭店旧楼》、《我的北京留恋记》、《北京的贝壳》等几部作品，描述了他在日本占领下的北京与中国文化艺术界人士的交往。还有一些并没有战时中国生活体验的作家所创作的小说，如南里征典的《未完的对局》和山崎丰子的《大地之子》等，均以日本侵华战争为背景，以中日交流、中日关系为题材，不仅描写战争给中日两国带来的苦难、战时中日两国普通国民的爱与恨的复杂纠葛，也表现战后两国人民为走出梦魇而做出的艰苦努力。同时，还有作家依靠在中日两国的客观的调查采访，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揭露日军侵华罪行，其中尤以本多胜一揭露南京大屠杀、森村诚一揭露“七三一”细菌部队骇人内幕的报告文学最有影响。这些作品怀着忏悔和同情描写了受害受难的中国人，代表了日本作家的良知，表明了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不让侵略战争重演的善良愿望。在日本右翼势力日益猖獗的今天，显得弥足珍贵；在中国题材的日本文学史上，也是难得的篇章。

进入20世纪后期，日本的中国题材的文学创作也出现在大众通俗文学领域，包括推理小说、战争打斗小说、犯罪小说、冒险小说等。这些通俗作家大都喜欢将作品的舞台背景置于香港和上海。他们一般对中国并不很熟悉，之所以以中国的香港和上海为背景，或许主要是为了强化异域色彩和国际感觉。有些作品以中国的著名人物和著名事件为背景，驰骋想象，具有猎奇意味。还有的作品其舞台背景不在中国而在日本，描写的则是华人华侨。其中的典型作品是作家驰星周的长篇犯罪小说《不夜城》，该小说描写了华人黑社会在日本东京的红灯区歌舞伎町横行霸道、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的行径。在他笔下，日本新宿的歌舞伎町简直已不是日本领土，而成了中国犯罪者的乐园，极大地败坏了在日华人的形象，也使许多日本人加深了对来日华人的偏见与歧视。在通俗的战争小说、未来小说中，有以过去的日本侵华战争为背景的，更有以设想中的未来中日战争为题材的。例如森泳、大石英司等人的小说。这些战争小说大都以中国为实敌或假想敌，露骨地表现了对中国的厌恶和敌意，也重塑了人们所熟悉的好战的日本形象：将日本写成进步、正义的代表，又十分阴暗地将中国视为僵化、危险、霸道的共产主义极权国家。那种不加掩饰的自由民主的“大日本”的自豪感，与不加掩饰的对中国的歧视、蔑视，折射出当代右翼势力的仇华反华心理。

综观世界文学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一千多年间持续不断地从一个特定的外国——中国——撷取题材，并写出了丰富的作品，形成了独特的文学传统的国家，惟有日本而已。就中国题材的重要性而言，朝鲜传统文学几可与日本文学相若，但由于种种原因，进入近代之后朝鲜文学的中国题材已经萎缩，不成规模；而日本文学的中国题材在近代以后数量更多，20世纪后期以来更取得了空前的繁荣，则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说，一部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就是日本人借鉴、吸收与消化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历史，也是特定侧面的中日交流史。

鉴于中国题材在日本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重要性，有必要从比较文学的角度，为中国题材的日本文学史写出一部独立的、有一定规模的专门著作，这是一件拓荒性的工作。在日本，笔者没有发现这样的专门著作，在中国更是空白。而研究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文化的、学术的价值与意义。它将有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日本文学与中国的关系，有助于从一个独到的侧面深化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揭示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学的巨大的、持续不断的影响，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日本人如何塑造、如何描述他们眼中的“中国形象”，并看出不同时代日本作家的不断变化的“中国观”，由此获得应有的启发。

在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的研究中，笔者体会到，在涉外研究中，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寻找并填补学术研究的空白点，而且也更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学者特有的优势。诚然，一个国家的学者研究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化，就是站在自身文化立场上对外国文化的探索、理解与阐释，也是了解和包容异国文化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且不论研究水平高低，其研究本身就是很有必要和很有意义的。但是，另一方面，既然是学术研究，就确实存在着一个选题优劣、水平高低的问题。就日本研究而言，作为一个中国学人，假如不注意发挥中国文化的优势，不是自觉地站在中国人特有的角度或立场，不去发现只有中国人才有可能做得好的课题，而是和日本学者一样，去研究日本学者擅长研究的问题，那就不能扬长避短而是相反。日本是一个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虽然人口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但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却并不比中国少，说日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人数之多如过江之鲫，文章著作之富如满天繁星，也并非夸大。尽管日本学者及其研究成果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实在平庸无奇，但在众多的“量”中，也必然有“质”的存在，在大量的日本文学研究者及其成果中，也有不少精英学者和优秀成果。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中国学者即使勉强跻身其中，也难免不被湮没。不管他有多么好的素质和条件，倘若放弃了中国学者的优势，则他的研究能够在众多的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显出特色和价值来，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我们最好不去重复外国人已经研究过的东西，最好少涉足那些由外国人来研究将更有优势的课题和领域，而应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立场，在中外文化的交叉处，发现新问题，研究新问题。换言之，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基本观念，就是要求我们千方百计寻找与异国文化的联接点，想方设法地“在夹缝中求生存”。

参考文献：

［1］王向远．比较文学学科新论［M］. 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2］王向远．论涉外文学和涉外文学研究［J］. 社会科学评论，2004(1).[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