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陈衡哲

十年前，国内某著名学府百年校庆时，美国华裔学者任以都托人给该校历史系一位领导捎话，说她是该系系友，想回母校参加百年校庆。

领导问：“任以都是谁？”

答曰：“陈衡哲的女儿。”

又问：“陈衡哲是谁？”

……

任以都是谁？

任以都，陈衡哲的长女，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的合作者（该书第8章《学术界的生长：1912—1949》的作者），《天工开物》全文的第一位英文翻译者。她早年是西南联大历史系著名才女，与何炳棣等人并为西南联大历史系几位闻名世界的高才生，后留学美国瓦萨大学、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之后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正教授，并独力创设了该校的东亚系。

陈衡哲是谁？

1943年初，暂居重庆的陈衡哲，受周恩来的邀请，前去中共南方局所在地红岩村拜访。当天，陈衡哲坐专车至化龙桥，然后坐滑竿到红岩村。陈衡哲到达时，已在红岩等候多时的周恩来非常热情地迎了出来，说：“陈先生，我是您的学生，听过您的课，看过您写的书。”

1939年春，陈衡哲应蔡维藩盛请，到西南联大历史系作讲座，后人回忆说“陈的盛名引来了大批听众，以致昆中北院那间大教室挤满了听众，座无虚席。”当时，“原定第一排留给教授们坐，但清华北大的史学方面的教授，一个也不肯坐下，都站在台角边静听”。这些教授包括姚从吾、刘崇鋐、查良钊等先生，甚至尚在云南大学的吴晗也慕名而来。

胡适唯一的女儿名叫“素斐”，取自陈衡哲的英文名字Sophia。胡适女儿早夭后，认了陈衡哲的小女儿任以书为干女儿。胡适所说的新文学“最早的同志”，指的就是陈衡哲。

杨绛几年前专门写了一篇长文《陈衡哲，我至今还想念她》，文中写到：渐渐地别人也知道我和陈衡哲的交情。那时上海有个妇女会，会员全是大学毕业生。妇女会要请陈衡哲讲西洋史。会长特地找我去邀请。陈先生给我面子，到妇女会去作了一次讲演。

那么，陈衡哲究竟何许人也？

如今知道陈衡哲的人不多了，有限的知晓她名字的人，大多也只是模糊地记得她的作家之名。实际上她的才华远不限于此，她的名字永远留在了中国的史册上。她是中国历史上多项第一的拥有者：中国最早官费留美的十名女生之一，第一个力行婚姻自由的现代女性名流，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白话文作家(比鲁迅还早一年)，北京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也是中国的第一位女教授，国内第一部西洋史的作者，《新青年》、《努力周报》的第一女将，《独立评论》的创办人，出席国际太平洋学术会议（连续四次）的第一位中国女学者，现代中国女性中首屈一指的政论家。甚至有人认为她是现代中国第一位知识分子女性。因为出众的才华，陈衡哲在国内和国际都有一定影响。她当年就读的美国瓦萨女子大学的校长曾经承诺说，只要是她的直系后人，子女均可以免费、免试进入该校。后来，她的女儿任以都、任以书均就读于瓦萨大学。民国时代，能请到陈衡哲讲学，是一种荣耀，在男性把持的学术界，这很少见，更何况是在那个年代。

早年陈衡哲

陈衡哲原名陈燕，原籍湖南衡山，1890年生于江苏武进。祖父陈钟英、父亲陈韬（字季略）都是有名的学者和诗人，陈韬曾任四川乐至县知县。

陈衡哲的曾祖母、祖母赵氏、母亲庄曜孚皆能文善画。庄曜孚字茝史，是著名的画家和书法家，得恽南田画派真传，以没骨花卉著称，早年随夫在乐至创办女子师范学堂，开风气之先并从事画艺。据当地人后来回忆，女子师范学堂位于天池西畔爱荷轩，“是年夏秋，池莲盛开并蒂莲，县人以为祥瑞，传为佳话。庄曾绘《瑞莲图》横轴，悬于校厅，县中人士亦尝歌咏其事。”学校还制作了由庄亲绘图样的“并蒂莲”银质挂片，用以奖励成绩优良的女生。陈庄伉俪常妇画夫题，庄画花卉，陈题诗句或款识。庄的画作曾赴日本参展，所作扇面曾被荣宝斋订购。另据荣宝斋近年考证，她还是中国第一位在法国开画展的女画家。

1894年，4岁的陈衡哲随母识字读书。姐妹们由母亲教诗词，父亲则亲自教授陈衡哲，课本居然是《尔雅》、词典、八卷《黄帝内经》。7岁时她抵制缠足，同年，母亲开始教她用文言文写信，但教完开头和结尾的格式，母亲无暇再教她，陈衡哲于是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中间部分的内容却是用我的家乡的方言写的，其中还夹杂了很多我自己发明的词以配合方言的发音”，父亲读后大悦，鼓励她继续用这种方式写信。她后来回忆说“童年时代用白话写信是我早年教育中唯一觉得有趣生动的经历，就算我爱好的古典诗歌也不能与这种自由的表达方式相提并论，因为我对诗歌的爱好充其量只是被动地接受，而用白话写信则是积极又有创意的。”这是她后来支持胡适提倡白话文学的心理动因，并为她日后成为一代白话文作家埋下伏笔。

那个时代的中国家庭让女孩读书，不是像培养男孩一样读经书来考科举，而是读唐诗宋词，目的无非是增加修养，以便出嫁后为娘家赢得好名声。然而，不同于当时的很多大家庭，陈家从陈衡哲的曾祖母开始，“每个出生于或嫁入陈家的女子，或出于天性或由于环境，都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或多或少的造诣。”在陈衡哲这一辈，陈家女儿的成就则光辉灿烂。陈衡哲父母育有六女二子，多事业有成。二女陈衡哲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女教授，向来只载男不载女的陈氏家谱，破例将陈衡哲收列其中。四女陈衡粹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其夫是著名戏剧家余上沅，余留学英国专攻戏剧，回国后创办国立剧专（今天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曹禺、黄佐临、陈白尘等都是该校教授，谢晋即是该校学生。五女陈鹂，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西画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六女陈受为南开大学数学系资深教授，其夫吴大任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之弟，曾任南开大学副校长。

此外，曾经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绝命诗的著名革命烈士夏明翰，其母亲陈云凤是陈衡哲的堂姐。除夏明翰外，陈云凤另有3个儿女为中国革命牺牲：夏明衡、夏明震和夏明霹。陈衡哲伯父陈范是清末著名的《苏报》馆主，曾因《苏报》案而被清廷逮捕。

陈衡哲母亲的娘家，乃是江苏常州的名门，戏剧家吴祖光的曾祖母与陈衡哲的母亲是姐妹。北洋政府都肃政使、审计院长庄蕴宽，是陈衡哲的舅父。庄蕴宽曾任广西边防督办，蔡锷是他手下爱将，湖南起义失败后的黄兴，正是在庄蕴宽的重金资助和护送下，出镇南关，东渡日本。袁世凯阴谋恢复帝制惊醒所谓“国民代表”投票，60位代表中只有一位起而激烈反对，并用公函请徐世昌转呈袁世凯，此人即庄蕴宽。

陈衡哲很幸运有庄蕴宽这位舅父。她后来回忆说：“督促我向上，拯救我于屡次灰心失望的深海之中，使我能重新鼓起那水湿了的稚弱的翅膀，再向那生命的渺茫大洋前进者，舅舅实是这样爱护我的两三位尊长中的一位。他常常对我说，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他希望我造命，他也相信我能造命，他也相信我能与恶劣的命运奋斗。”

陈衡哲自小在家读书，没有上过小学。每当舅舅回家省亲，五六岁的陈衡哲总是天不亮便起身去看舅舅，要他讲故事。舅舅很佩服西洋的科学和文化，更佩服那些到中国来的美国女子。他把所看到的西洋医院、学校和各种近代的文化生活情形讲给陈衡哲，最后一句话总是：“你是一个有志气的女孩子，你应该努力地去学习西洋的独立的女子。”舅舅给她讲了许多中国以外的世界，还对她说：“一个人必须能胜过他的父母尊长，方是有出息。”陈衡哲回忆说：“这类的话，在当时真可以说是思想革命，它在我心灵上所产生的影响该是怎样的深刻！”

陈衡哲13岁那年，由于求学心切，便要求母亲让她到广东舅舅那里去上学。一到广东，她便到当时唯一招收女生的医学校去报名。“虽然在我的心中，知道自己是绝对不喜欢学医的，但除了那个医学校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学校可进呢？有一个学校可进，总比不进学校好一点吧？”但学校不收未满18岁的学生。于是舅舅不但亲自教陈衡哲，还请了一位先生教她初级数学和新时代的卫生知识。舅舅极忙，但每天下午，总要骑着马，匆匆回家教她一个小时《普通新知识》、《国民课本》等，然后又匆匆离去。她回忆说：舅舅“对于现代的常识，也比那时的任何尊长为丰富，故我从他的谈话中所得到的知识与教训，可说比书本上得到的要充足与深刻得多。经过这样一年的教诲，我便不知不觉的，由一个孩子的小世界中，走到成人世界的边际了。我的知识已较前一期为丰富，自信力也比较坚固，而对于整个世界的情形，也有从井底下爬上井口的感想”。

1911年的冬天，舅母带她到上海，进入一家新办的女校读书。虽然该校水平一般，但上海3年，陈衡哲的英文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成为她后来考取清华学堂赴美留学生的关键。庄蕴宽去世后，陈衡哲写了一副感人至深的挽联：

知我，爱我，教我，诲我，如海深恩未得报；病离，乱离，生离，死离，可怜一诀竟无缘。

陈衡哲的婚姻

陈衡哲一度抱独身主义。关于婚姻，她的看法是：“我的这种想法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是：第一，我希望能保持自由以便实现自己在知识界发展的志向，但我所认识的已婚女子没有人能享受多少自由。第二，我见过太多分娩的不正常状态，所以根本不想亲身经历。第三，我无法忍受和一个陌生人结婚，但我早年所受的教育和环境的影响都让我无法想象自己能选择自己的丈夫而又不自轻自贱。……所以终身不婚的决心轻易地战胜了一般年轻女孩对感情满足的渴望。”有才华、有个性的女子，大多很难得到一份好姻缘，一则这样的女子眼界高，二则懂得并敢于欣赏这种女子的男子少之又少。陈衡哲留美时已经25岁，在那个年代算得上超级大龄女青年。但是命运在美国给她安排了一个好伴侣，此人便是长她４岁的任鸿隽。

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化学家和教育家，辛亥革命元老。生于重庆，为晚清末科秀才。后就读于重庆府中学，再考入上海中国公学，1908年赴日本留学，留日期间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后回国，任孙中山临时总统府秘书。因袁世凯窃国称帝，他愤而弃官去美求学，获得康奈尔大学化学学士和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硕士。1918年回国，曾任四川大学校长、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干事长等职。

任鸿隽是中国现代科学建制化的开路先锋和中国现代科学思潮的先驱，他第一个提出了科学兴国的理念。1915年元月，我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杂志《科学》在上海创刊；同年10月，名垂后世的“中国科学社”在美国成立，这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团体；它们的主要发起人便是任鸿隽。作为实践科学兴国理念的一部分，任鸿隽致力于将关于西方科学、教育的著作介绍到中国来，其中包括《教育论》、《科学概论》、《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现代科学发明谈》。《而科学大纲》第一卷一经问世，两个月内重印了8次。全书介绍了天文学、地质学、海洋生物学、进化论、物理学、微生物学等各个领域由专家撰写的科学知识，这一科学巨著的出版与当时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的任鸿隽密不可分。

陈衡哲、任鸿隽，这两个人一个一心向学，一个致力于革命和科学救国，却成就了一段好姻缘。

1914年，陈衡哲作为清华首批女生前往美国，进了当时美国最有名的5所女子大学之一的瓦萨女子大学，主修西洋史，副修西洋文学，英文名为Sophia（莎菲），后入芝加哥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而位于纽约近郊的康奈尔大学，是一所中国留学生比较集中的名校，任鸿隽、杨杏佛、胡适、赵元任等人都先后在此就读。原留学日本的任鸿隽，辛亥革命时回国任总统府秘书，后被公派美国留学，并被推选为《留美学生季报》主笔。陈衡哲向该刊投寄了一篇《来因女士传》，写的是来因女士创办益河女子大学的故事，任鸿隽很欣赏，说：“文辞斐然，在国内已不数觏，求之国外女同学中尤为难得。”

1916年暑假期间，任鸿隽邀几位科学社的朋友郊游，其中就有陈衡哲，这是他们的首次会面。9月初，假东美中国学生年会召开之便，召开了中国科学社的首次年会。陈衡哲虽是文科生，也加入了这一团体，在科学社前期的三四十个会员中,只她一个女性。1917年春，任鸿隽与胡适专程拜访陈衡哲。陈衡哲后来说：“我是1914年秋到美国读书的，一年之后，对于留学界的情形渐渐熟悉了，知道那时在留学界中，正激荡着两件文化革新的运动。其一，是白话文学运动，提倡人是胡适之先生；其二，是科学救国运动，提倡人便是任叔永先生。”

这一时期，她寄给担任《留美学生季报》编辑的胡适一篇小说《一日》，该文刊载于1917年《留美学生季报》的第一期上，署了她的笔名“莎菲”。这篇《一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比鲁迅的《狂人日记》还早一年多。接着她又创作了《老夫妻》、《巫峡里的一个女子》、《孟哥哥》、《小雨点》等等。这些作品为陈衡哲成为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位著名女作家奠定了基础。陈衡哲的创作当时给了胡适极大的支持，10年之后，胡适在给《小雨点》一书出版作序时说，莎菲是他倡导文学革命的“一个最早的同志”，“当别人还在讨论文学革命时，莎菲已经行动了”。

1916年，胡适收到任鸿隽寄来的两首五绝，《月》与《风》，请他猜作者。

月

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

不知好容光，已映清溪水。

风

夜间闻敲窗，起视月如水；

万叶正乱飞，鸣飙落松子。

胡适在回信中猜道：“两诗绝妙！《风》诗我三人（任、杨及我）若用气力尚能为之；《月》诗则绝非我辈寻常蹊径。……足下有此情思，无此聪明；杏佛有此聪明，无此细腻，……以适之逻辑度之，此新诗人其陈女士乎？”胡适猜中了作者，也与陈衡哲通起信来，半年中通了40余封信，自此，三人遂成知交。后来他把自己创作的首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归之为“我们三个朋友”共同作用的结果，任鸿隽亦作减字木兰词以答之，传为佳话。这段交往也最终促成了任、陈之恋。

任鸿隽于1918年初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后回国。翌年年底为在四川筹办钢铁厂事再度赴美，同时为北京大学物色人才，与陈衡哲重逢。陈接受了任的求婚，也接受了北京大学的聘任。1920年，陈衡哲获硕士学位回国，任北大西洋文学史教授，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教授。是年，30岁的陈衡哲与任鸿隽结婚。

据说陈衡哲一开始并没有接受任鸿隽的追求，任二度赴美求婚之后，方才点头应允。至于任打动陈衡哲的原因，她在一封家书中透露了些许:“他对于我们的结婚有两个大愿望。其一是因为他对于旧家庭实在不满意，所以愿自己组织一个小家庭，俾种种梦想可以实现。其二是因为他深信我尚有一点文学的天才，欲为我预备一个清静安闲的小家庭，俾我得一心一意地去发达我的天才。”据陈衡哲回忆，任鸿隽曾对她说：“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和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

由于胡适的大名，以及他的小脚太太、他和多位女子的交往，关于陈衡哲和胡适的互相欣赏，历来有很多猜测。任以都的分析，颇为中肯：“当时人不明了一个女子跟一个男子之间同样可以真正做朋友，因此难免绘声绘影，以讹传讹；其实家母与胡适彼此尊敬，相待以礼，绝不可能有男女之情。更何况胡适老早就表示过，从小家里就帮他定了亲，他不能让那个女孩子下不了台。我说过，对他们那一代而言，新旧、中西文化的冲突是很厉害的，胡适在这方面的分寸，很令家母尊敬，不过，要是当初胡适没有订过婚，最后会有什么结果，我就不敢逆料了。”

陈衡哲的学术与选择

1920年回国后，陈衡哲写了100多万字的小说、新诗、散文，成为民国初年的知名女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陈衡哲得风气之先，为现代文学与历史的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陈衡哲比冰心年长10岁，比林徽因年长14岁，在她已经学成归国时，这些后来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声名远扬的女作家们还未出国门。

陈衡哲参与创办了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刊物《独立评论》，并多次在《新青年》、《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而她在西洋史的研究方面更是颇有建树，曾著《文艺复兴史》、《西洋史》等。陈衡哲善于用中国的成语和古典诗词来帮助读者理解外国古史的变迁，她的《西洋史》水平之高，至今仍广受称道。实际上，她在文化与思想方面的重要先导作用，远远没有得到重视。

1922年，陈衡哲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并被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的指导老师，曾在南高演讲“中国与欧洲交通史大纲”，后又有多次演讲，每次演讲都深受史地研究会年轻会员的关注，与会员交流，“讨论久之”。1924至1925年，陈衡哲曾在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教西洋史，为期半年。1926年她出版《西洋史》。1927、1929、1931和1933年陈衡哲连续四次代表中国出席在美国、日本、上海、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主编了《中国文化论丛》一书。

1930年，陈衡哲的《文艺复兴小史》出版，并回北京大学讲授西洋史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她与胡适、蒋廷黻、丁文江、翁文灏、任鸿隽、吴宓等人共同创办《独立评论》周刊，创刊后3年之中发表了49篇文章，大多有关国家与历史、儿童教育、青年及妇女问题。

1935年，南京政府认识到大西南的重要性，为控制和建设四川，将成都的几所大学合并为四川大学，请时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总干事的任鸿隽去做校长。陈衡哲随任鸿隽赴四川大学担任西洋史教授，并曾担任四川大学史学研究会的指导教师。

短短一年内，川大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南最高学府。但是任川大教授的陈衡哲，对四川军阀和官僚的腐败深恶痛绝，连续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进行抨击，此外，她还对当时四川到处抽鸦片、四川女学生居然以“宁当英雄妾，不做庸人妻”为理由，争当小妾的现象进行了抨击。她的文章惹怒了四川上层，他们不仅在报章上对她污蔑谩骂，还进行威胁和恫吓。这种情况下，陈任夫妇先后辞职。

1935年，45岁的陈衡哲用英文写就《早年自传》，这是一本有深远意义的著作。她说：“我的早年生活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标本，它揭示了危流之争中一个生命的痛楚和欢愉。”她把自己作为一个标本，叙述自己怎样从一个旧式大家庭的女子，成长为一个自立的现代女性，体现了自传的学术意义。自传开篇就视野开阔，用扬子江和大运河的对话作为序曲，大运河的命运是人造的，扬子江的生命是自造的，她以扬子江自比，充满了“造命”的自信和快乐。此外，这本传记所贯穿着的强烈女性主义意识，时至今日，也是中国女知识分子的稀缺气质。

在谈到写这本外文自传的动机时，陈衡哲说，本书关注的不是过去，而是将来，一个能够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的将来。对于一个在她自己的儿童和少女时代付出过上述代价又曾亲眼目睹她的长辈和逆来顺受的亲戚被迫为旧习俗、旧观念作出牺牲的人，她自然会怀着极大的忧惧和不安审视任何历史倒退的倾向。通过这些话不难看出，四川之行，尤其是四川妇女的处境对她的深刻触动。

离开川大后，正值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由中基会资助在庐山创建植物园，陈衡哲夫妇来到庐山，在园内筑屋隐居。这段平静的生活，以及胡适女儿素斐的不幸染病夭折，使她意识到自己作为母亲的职责，她说：“母亲是文化的基础，精微的母职是无人代替的”，“当家庭职业和社会职业不能得兼时，则宁舍社会而专心于家庭可也”。或者，她也意识到在自己的成长经历中，家庭教育所起的重大作用。在《早年自传》中也可以看出陈衡哲当时的想法：她回忆父亲发现她早慧后亲自教授、舅舅对她的鼓励器重，说明发现孩子的长处的重要、保护孩子好奇心的重要、说明给孩子选择读物的重要，在父母看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可能会对孩子产生很大的心理影响、甚至会影响孩子的人生观，等等。可以说，这本自传于她，不仅有学术意义，她也反思了自己的成长历程，并决定把这种反思付诸实践。

从此，她便把主要精力放在3个孩子的教育上。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已经47岁的陈衡哲“流离转徙于香港及川滇两省，过着地道的文化难民生活”。抗战胜利后，陈衡哲除间或发表文章之外，只在1945年受美国国会图书馆之邀，前往美国担任指导研究员一年半。

陈衡哲年轻时是坚定的独身主义者，结婚后一边怀着身孕还一边著书。她几次进出高校，角色在学者、母亲、妻子、女人之间切换。作为一名女性、一名知识女性，她在那个年代面临的困境，也是今日无数女性所面临的困难，但是她面临的客观环境是战乱国破、女性地位低下，今日女性则幸运几何。陈衡哲的幸运在于自己把握了自己的命运，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也遇到了欣赏她、甘作“屏风”的丈夫，3个子女也不负她的付出：长女以都为哈佛博士、宾大教授，三子以安获美国地理学博士学位，也在美国任大学教授；次女以书毕业于美国瓦萨女子大学，为照顾双亲，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学院。

晚年陈衡哲

1948年，58岁的陈衡哲与丈夫赴港，准备去美国与子女团圆，却又突然间回到上海，任鸿隽还北上出席了首届全国政协会议。这一大转变，据说原因是任鸿隽无法割舍中国科学社的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任鸿隽一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科协副主席、上海市图书馆馆长等职，陈衡哲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生活相对安静。但是，在去世前的十余年里，任鸿隽不仅未能延续原有的事业，反而陆续将付出了毕生心血的中国科学社作了最后的了结：《科学》停刊，《科学画报》移交，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解散，所属印刷厂北迁中科院，仪器公司分别交给上海量具厂和工具厂 ，科学社所有的房屋、图书、设备、款项全部捐献国家。1960年，任鸿隽编完《科学》杂志l36卷总目录后退休。次年冬即因心力衰竭病逝。

1962年1月16日，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接陈衡哲任鸿隽在美子女的来信，获悉任鸿隽病逝的消息，信中还附有陈衡哲的3首悼亡词。第二天夜里，他给任家姐弟复了一封长信，悲伤地说“政治上这么一分隔，老朋友之间，几十年居然不能通信。请转告你母亲，‘替她掉泪’。”信中最后说：“三个朋友之中，我最小，如今也老了。”不出一月，胡适即于2月24日骤然离世。

悼亡词中，陈衡哲难忘任鸿隽早年对她的承诺：

浪淘沙

何事最难忘，知己无双：

“人生事事足参商，

愿作屏山将尔护，恣尔翱翔”。

山倒觉风强，柔刺刚伤；

回黄转绿孰承当？

猛忆深衷将护意，热泪盈眶。

任鸿隽的去世对陈衡哲打击很大，因为丈夫一直比她健康。她后来眼疾加重，视力衰退，连楼都多年不下。十年动乱中，因有一双儿女在海外，抄家自然难免，她的诗词稿在浩劫中也不知去向。1976年1月7日，陈衡哲因肺炎病逝于上海瑞金医院，终年86岁。当时，身边只有妹妹和女儿任以书。

而悼夫词，便是如今能见到的陈衡哲最后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