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考据学之比较研究

2022-05-11 11:35:05 | 浏览次数：

摘要:明代考据学是在明中叶“黜虚崇实”思潮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直接或间接启迪和影响了清初及乾嘉考据学的发展｡清代学者在继承和发扬明中叶以来求实学风和考据学成就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明代考据学中存在的不良风气｡他们强调“博学”､“博证”，但多不炫奇｡尤其是清初几位大师无不把“求实”与“经世致用”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与明代考据学的根本区别｡乾嘉考据学则与明代考据学有着较多的相同点，但在治学的范围､方法及研究的广度､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前代｡

关键词:考据学;明清;经世致用

中图分类号:K248;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7)05-0009-06

明代考据学是在明中叶“黜虚崇实”思潮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直接或间接启迪和影响了清初及乾嘉考据学的发展｡但由于清朝统治者竭力贬低明朝的学术地位，加之明初以来空疏学风造成的危害之巨，致使清朝的相当一部分学者在追溯其学术渊源时往往避明而追宋，遂使明代考据学之于清代考据学的渊源关系被模糊，甚至被抹杀｡明清两朝考据学是怎样发生的?它们之间具有怎样的联系?两朝学者在考据的范围､内容､方法及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有何异同?实有探讨之必要｡

明代考据学产生的背景及其成就

明代考据学是随着明中叶学术界求实思潮的涌动而出现的｡针对明初以来的“空言义理”，学风浮泛，中叶以后，一些有识之士在对程朱理学反思和对王阳明“心学”批判的过程中，态度鲜明地反对不良学风，提倡实学｡王廷相指出:“大抵近世学者，无精思体验之自得，一切务以诡随为事｡其视先儒之言，皆万世不刊之定论，不惟遵守之笃，且随声附和，改换面目，以为见道，致使编籍繁衍，浸淫于异端之学而不自知，反而证之于六经仲尼之道，日相背驰，岂不大可哀也?”[1](卷27，《答许廷纶》)针对“心学”的误人､误国，他指出:“近世好高迂腐之儒，不知国家养贤育才，将以辅治，乃倡为讲求良知，体认天理之说，使后生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虚谈，终岁嚣嚣于心性之玄幽，求之兴道致治之术，达权应变之机，则黯然而不知｡以是学也，用是人也，以当天下国家之任，卒遇非常变故之来，气无素养，事无素练，心动色变，举措仓皇，其不误人家国之事者几希矣｡”[1](雅述，下篇)他认为:“士惟笃行可以振化矣，士惟实学可以经世矣”｡[1](卷22，《送泾野吕先生尚宝考绩序》)杨慎也尖锐地指出:“今之学者，谓六经皆圣人之迹，不必学，……是无椟而欲市珠，无筌而欲得鱼也”｡[2]( 卷75，《珠椟鱼筌》)为了矫正这种空疏的学风，他主张以实济虚｡他指出:“儒教实，以其实实天下之虚;禅教虚，以其虚虚天下之实｡陈白沙(献章)诗曰:‘六经皆在虚无里’｡是欲率古今天下入禅教也，岂儒者之学也”｡[2](卷75，《儒教禅教》)“今之学者，循声吠影，……使实学不明于千载，而虚谈大误于后人也”｡[2](卷45，《夫子与点》)针对“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学风，他主张治学必须广读书，多闻见，由博而反约:“无文则何以为礼，无博则何以为约｡今之语学者吾惑焉，厌博而径约，屏文而径礼”｡胡应麟也认为:“凡著述贵博而尤贵精，浅闻眇见，曷免空疏，夸多炫靡，类失卤莽｡博也而精，精也而博，世难其人｡”[3](诗薮，外编，《三唐上》)焦竑也主张:“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是孔子所自言，岂非圣学，孔子之博学于文，正以为约礼之地｡盖礼至约，非博无以通之｡故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4](卷48，《古城答问》)同时他批评说:“近世以谈玄课虚，争自为言｡而徐考其行:我之所崇重，经所绌也;我之所简斥，经所与也｡向道之谓何，而卒与遗经相刺缪｡此如法不禀宪令，术不本轩､岐，而欲以臆决为工，岂不悖哉!”[5](卷1，《邓潜谷先生经绎序》)

在这种求实思潮的影响下，明中叶以来，一些学者一改空谈义理､高谈性命､束书不观的积习，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读书博闻､考证求实上｡长期以来，心学家们一直将文字音韵视作支离事业，致使文字音韵学久废｡正如杨慎所说:“今日此学(指字学)影废响绝，谈性命者，不过剿程朱之糟魄(粕);工文辞者，止于拾史汉之聱牙｡示以形声孳乳，质以《苍》(《苍颉》)､《雅》(《尔雅》)､《林》(《京林》)､《统》(《字统》)，反不若秦时刀笔之吏､汉时奇觚之童，而何以望古人之宫墙哉!” [2](卷2，《六书索隐序》)要想真正读懂古书，必须研究小学，小学不通，读书终究是白读｡焦竑也指出:“今人不通字学，而欲读古书，难也哉!”[6](卷2，《徐广注误》)然而自宋以后，学者多以己意注释古书，甚而篡改古书，致使许多古书失其本意｡正如杨慎所说:“宋儒之失，在废汉儒而自用己见耳”｡[7](卷26)为了真正读懂古书，一些学者的注意力开始放在古字古音以及古注所涉及的史地､名物制度､鱼虫草木等的考证及伪书的考辨上｡由此汉学复兴，考据学渐成气候｡

首开明代考据学之端的是杨慎｡其后有梅鷟､王世贞､陈耀文､胡应麟､焦竑､陈第､方以智等｡他们对经子史集､小学､民间传说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考证，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这些考据学家中，各人考据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如梅鷟系统地开启了伪《古文尚书》的考证，为伪《书》的定案提供了确凿的证据｡梅鷟考据学的代表作是《尚书谱》和《尚书考异》｡其中《尚书考异》在总结前人考辨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从《古文尚书》的传授系统､二十五篇文字所本､文章体例､句法特点､文字风格､史实等方面对伪《书》及孔安国《书序》等进行了全面的考证｡梅鷟的考证在伪《古文尚书》考辨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梅鷟考据的方法及成果直接启迪和影响了清代学者对伪《古文尚书》的定案｡而胡应麟的《四部正讹》在考辨伪书的同时，又系统地总结了前人的辨伪成就，总结出“辨伪八法”，还将伪书产生的原因､作伪之动机及伪书的种类归纳为二十余种｡因此可以说《四部正讹》是我国辨伪学史上一个里程碑，标志着辨伪学的成立｡在史学考据方面，王世贞作有《史乘考误》，严衍作有《通鉴补正》，焦竑作有《焦氏笔乘》等｡但更多的学者是广涉各个领域｡中国传统的考据一般限于考辨古书的真伪､校勘文字､考证草木鸟兽和典章制度等｡明代学者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考据范围，呈现出“炫奇好博”的特点｡杨慎在《丹铅录》等一系列考据著作中，“凡宇宙名物，经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说，医卜､技能､草木虫鱼，靡不究心多识，阐其理，博其趣，而订其讹谬焉｡”[8](陈文烛，《杨升庵太史慎年谱》)焦竑所编《升庵外集》100卷，将杨慎著作分为天文､地理､宫室､人物､器用､饮食､经说､史说､子说､杂说､文艺､文事､人事､诗品､词品､字说､动物､植物等类，由此可见杨慎之博学，也足以证明其治学范围的广泛｡杨慎在致力于经传考据的同时，还致力于文字音义的考证，他认为:“凡观一代书，须晓一代语，观一方书，须通一方之言，不得不尔也｡”[7](卷63，《阿堵》)为此他著有《说文先训》､《六书索隐》､《转注古音略》､《古音略例》等一系列考订文字音义的著作｡或纠正前人解字之误，或厘定古字读音，或考订方言俚语｡受此影响，焦竑的《俗书刊误》等书专门订正各种俗字书写之误，厘定字音，考订字义｡陈第著的《毛诗古音考》､《读诗拙言》､《屈宋古音义》等，主要考证《诗经》､屈原､宋玉等诗赋的韵字｡晚明方以智著有《通雅》一书，纠正《说文》之误，厘定字音，考订通假字､联绵字和方言俚语等，并提出“以音求义”的主张｡被梁启超誉为“近代声音训诂学第一流作品”｡[9](P187)自杨慎始，学者们还十分注重地理的考据｡杨慎著有《春秋地名考》一卷，另有关地理考据方面的文章还散见于《升庵外集》卷三至卷七中｡其中有考古今地名之变迁､命名､读音的，有考长江､黄河等水道之源等｡杨慎强调考证地理必须身历其境，他说:“故知山川经络，苟非目覩身历，而欲据文字定之，鲜有不失者矣｡”[7](卷5，《石熊峰滹沱河》)这种注重实践知识的精神直接影响了后来徐霞客､方以智､顾炎武对地理学的研究｡此外杨慎还开启了考证民间传说之风，王世贞､胡应麟､方以智等在其文集中都有考证民间传说的内容｡其中胡应麟著有《庄岳委谈》，考证诸如西王母､八仙､钟馗等传说中的人物，考证《西厢记》､《倩女离魂》､《琵琶记》等戏曲本事之来源｡

顾颉刚在总结明代考据学优缺点时指出:“在学问方面则无甚精彩，既不及宋代人的创辟，又不及清人的缜密｡倘使一定要说出他们的优点，或者还在‘博’上｡”[10](《四部正讹序》)实际上对“博”也不可一概而论｡博学､博证是明代考据学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在博学的基础上，明代大多数学者在考据中往往广搜资料作为依据，因此能够取得令人信服的结论｡然而在“炫奇好博”风气的影响下，也有不少学者过于卖弄博洽，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去考证一些意义不大或毫无意义的奇闻轶事｡如杨慎的《异鱼图赞》，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中辑有皇明奇事，考证诸如父子同名､大臣复姓､大臣更名､一母孕两状元等，周婴在《卮林》中考解鸟语之人､考妇女双姓､男子双名等｡更有一些考据学家在考证时随意删略引文，隐没前人之言，甚至篡改古书，伪造古书，造成不良影响｡

清初考据学与明代考据学的渊源关系及其异同

明朝灭亡后，清初的学者在进行反思的过程中，进一步批判了明代空谈心性､游谈无根的学风，并将亡国之恨发泄到空谈心性的王学身上:“昔之清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11](卷7，《夫子言性与天道》)在治学方法上，顾炎武总结明代学者考据的经验教训，针对杨慎等人在论证问题时往往引文不注出处､妄删引文甚至杜撰古书等弊病批评道:“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因此提出:“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今但令士子作文，自注出处，无根之语不得入文｡”[11](卷16，《经义论策》)黄宗羲也指出:“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12](内篇，卷11，《梨州先生神道碑文》)在治学中，他们继承和发扬了明代学者的求实思想和治学方法，无不以“博学”､“求实”为宗旨，以宋学为根底，兼采汉学博证､务实的学风｡如顾炎武作《日知录》，“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13](P12)在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地理考据著作时更是重视杨慎､徐霞客倡导的“目覩身历”的求实精神，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12](内篇，卷12，《亭林先生神道表》)王夫之治学力求做到“言必证实，义必近理”｡[14](卷6，《周易稗疏》)黄宗羲在治学中强调:“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 [12](内篇，卷11，《梨州先生神道碑文》)

清初顾､黄､王几位大师与明代考据学家最大的不同是:明代学者考据的目的是返本复真，即通过古字古音以及古注所涉及的史地､名物制度､鱼虫草木等的考证，恢复古书的本义和真相，厘清被宋元以来理学家们曲解的内容｡而顾､黄､王等在治学中，也强调“求实”，恢复古书的本义和真相，但又明确提出学术必须“经世致用”｡如顾炎武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15](卷4，《与人书》，二十五)王夫之在论及史之功用时也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16](卷6，《汉光武》)在治学中，他们一改明代学者的“炫奇爱博”，注意把考据与经世､资治联系起来｡如顾炎武“尤留心经世之学，”“历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于民生之利害者，随录之，旁推互证，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 [12](内篇，卷12，《亭林先生神道表》)他写《天下郡国利病书》，是“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17](自序)他考证各地疆域､形胜､关塞､边防､农田､水利､物产､赋役等，目的是从这些方面来探究明朝所以衰败的原因，以便针对“时弊”进行改革｡他作《日知录》更是以“明道”､“救世”为己任，希望“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11](《初刻自序》)

但应当指出，这一时期并非所有学者都强调经世致用，也不是每一部著作都是为了经世致用而作｡比如王夫之的《书经稗疏》､《诗经稗疏》､《周易稗疏》，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授书随笔》，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胡渭的《易图明辨》等类著作，均为纯学术性的考据著作｡此外如姚际恒的《九经通论》､马骕的《绎史》､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毛奇龄的《河图洛书原舛篇》､《太极图说遗议》､朱彝尊的《经义考》､谈迁的《国榷》等也都表现出浓厚的考据学倾向｡这类著作都是以“求真”为宗旨的｡然而由于明朝空疏浮泛学风影响很坏，因此清代学者往往避而不谈自己在学术上直接或间接的受明代学者的启迪和影响｡实际上清代学者在治学的内容和方法上受明代学者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如明儒十分重视古代音韵､古字音义的考订研究，并取得颇多成绩｡顾炎武则继续其工作，作有《音学五书》，据唐人之说以正宋人之失，据古经以正唐人之失｡其中的《诗本音》主要是根据陈第《毛诗古音考》的诗无叶韵说，并参考其考证方法，注明《诗经》韵字的古音原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2在评论陈第《毛诗古音考》时说:“言古韵者自吴棫，然《韵补》一书，庞杂割裂，谬种流传，古韵乃益以乱｡国朝顾炎武作《诗本音》，江永作《古韵标准》，以经证经，始廓清妄论｡而开除先路，则此书实为首功｡”可见陈第对清朝音韵学研究的影响｡方以智的《通雅》考证名物典制､文字声韵，集明代考据学之大成，更是影响了清初一代学人｡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惟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按指杨慎､陈耀文､焦竑等人)上｡风气既开，国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14](卷119，《通雅》)阎若璩在考辨伪《古文尚书》时，则是完全继承了梅鷟考辨的方法，在其代表作《尚书古文疏证》中他罗列出128条证据证明《古文尚书》和孔安国传之伪，其中还直接吸收了梅鷟的不少成果，比如第三十一“言人心惟危､道心惟纯出《荀子》所引《道经》”条，第六十四“言《胤征》有玉石俱焚语为出魏晋间”条，第六十五“言今《尧典》､《舜典》本一为姚方兴二十八字所横断”条等｡最终为这场持续了近六百年的关于《古文尚书》真伪的诉讼定了案｡清朝学者朱琳在《尚书考异跋》中对梅鷟作了这样的评价:“后儒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惠定宇《古文尚书考》，其门径皆自先生开之｡”姚际恒作有《九经通论》，其中《古文尚书通论》从伪《古文尚书》取材上考明其袭用各种古籍的事实，显然也受梅鷟的影响｡此外他还作有《古今伪书考》，从该书的自序及内容看，他作此书是受了明初宋濂《诸子辨》及胡应麟《四部正讹》的影响｡在史学考据上，王世贞作有《史乘考误》｡在该书中，他从订误､存疑､补遗､揭讳等方面对当代史料进行考辨，开启了明清史学考据的风气｡清初史学家谈迁受其影响很深，他十分重视史料的考信工作，所作的明代编年史巨著《国榷》对《明实录》及各种稗官野史进行了认真的考证｡书中还直接引用了王世贞､焦竑､杨慎等明代学者的考史成果，显示其注重考信的特点｡总之清初学者所从事的考据工作与明中叶以来考据学家所做的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乾嘉考据学与明代考据学之比较

乾嘉时期由于文化专制的高压，以及统治者提倡“稽古右文”政策的鼓励，许多考据学家摒弃了清初学术经世的思想，埋头于古书的考订与整理，使考据学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学者们继承了明中叶以来的“博学”､“求实”思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继续做着宋明考据学家未竟的工作，他们的研究基本集中在经书及传注的考订､文字音韵的辨订，考辨古书､古史真伪､考订史实､地理､职官等方面｡但较之明代的考据范围有所扩大，比如在金石学､目录学､天文历算学等方面，都是明人尚未涉猎或涉猎不深的｡此外，乾嘉学者在考据的系统性及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前代｡比如在儒经的研究上，明代学者的考证大多是支离破碎，而乾嘉学者根据汉人的经学笺注，对“十三经”普遍作了搜集遗文､博采众说､疏通大意､考证讹误的工作｡仅阮元､王先谦的正､续《皇清经解》所收清人注解十三经的著作就达389种｡在音韵学的研究方面，先是江永著《古韵标准》，后来其弟子戴震著《声类表》､《声韵考》，段玉裁作《六书音韵表》､姚文田作《说文声系》等｡在小学的研究上，有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江声的《释名疏证》､戴震的《方言疏证》､邵晋涵的《尔雅正义》､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桂馥的《说文义证》等，全面地考证和疏通了古代各种字书，大大超过了前人的成就｡在对古书､古史的考订上，惠栋继续前人的工作，作《古文尚书考》二卷，将《古文尚书》二十五篇按篇寻出其文句的剿袭之处｡此外孙志祖著有《家语疏证》，范家相著有《家语正讹》，把王肃伪造《孔子家语》一事定了案｡崔述的《考信录》，把战国､秦汉间所记载的有关上古､三代及孔孟的有关史实全部进行了考证｡他还作有《古文尚书辨伪》二卷，以“六证”､“六驳”考辨《古文尚书》之伪｡在史书的考据上，乾嘉学者一改明代学者对史书的琐碎考证，对“正史”及其它史书从校注､辨伪､辑佚､改写､补作､考证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如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针对正史“文字烦多，义例纷纠，舆地则今昔异名，侨置殊所，职官则沿革迭代，冗要逐时”，[18](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重点对文字､地理､职官三个方面进行考证｡“先就本书证之，证之未妥者，复取他书及石刻证之，虽友朋之言，有可以互证者，亦必征引及之｡”[19](廿二史考异)对各史记载的矛盾､错误之处以及典章制度都进行了详细的考订｡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则“主于校勘文字，补正讹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最详于舆地､职官､典章制度｡”[20](卷3，《王鸣盛传》)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实际上考订了包括《旧唐书》､《旧五代史》在内的二十四史，本书对各朝正史，均能综其要义，诠其要闻，专取各史本书，相为援证｡重点论述“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18](廿二史札记，小引)是乾嘉三大考史代表作中最具特色的，作者借历史上朝代的更替､人物的起落､典章制度的兴废等发表议论，阐明自己的见解，明显地表现出“经世致用”的思想倾向｡

和明代考据学者相比，乾嘉考据学派中并非所有学者都局限于文字音韵､名物训诂的考证｡除赵翼外，皖派的戴震既是一个考据学家，又是一个杰出的哲学家｡他一方面继续做着前人所做的文字音韵的考据，著有《声韵考》､《方言疏证》､《声类表》等，同时他又著有《孟子字义疏证》，在治学上，汉宋兼采，集深厚的考据功力与深刻的哲理思想于一身｡在注释经籍的形式下，阐发自己的天道观､人性论､认识论､道德论等哲学思想｡但在乾嘉考据学派中这毕竟是凤毛麟角｡更多的学者则沉迷于音韵训诂､名物典制等的考据｡在考据方法的创新和运用上，乾嘉学者不仅有所发明，而且更加娴熟，考证更加缜密｡他们在考据中除了使用传统的归纳法和类比法之外，还充分地使用“内证”､“外证”､“理证”等方法｡相比之下，明代学者由于“炫奇好博”，使用的考据方法简单，所以考据失误的地方很多｡比如杨慎“论说考证，往往恃其强识，不及检核原书，致多疏舛，又恃气求胜，每说有窒碍，辄造古书以实之”｡[14](卷119，《丹铅余录》)因此缺失颇多｡针对杨慎的缺失，首先起而纠正的是陈耀文｡他作有《正杨》四卷，专门驳正杨慎引文､引事之误，纠正其论证的偏颇，补充其论据之不足等，共驳正杨书中讹误150条｡万历间胡应麟又著有《丹铅新录》八卷､《艺林学山》八卷，两书皆为辨证杨慎之误而作｡胡应麟指出:“余尝窃窥杨子之癖，大概有二:一曰命意太高，一曰持论太果｡太高则迂怪之情合，故有于前人之说，浅也凿而深之，明也汨而晦之;太果则灭裂之衅开，故有于前人之说，疑也骤而信之，是也骤而非之｡至剽敓陈言，盾矛故帙｡”[21](卷5，《丹铅新录引》)针对杨书中存在的问题，胡氏一一予以订正｡尤其是驳正了杨慎对朱熹一些偏颇的批评，并弥补了陈耀文在《正杨》中所引资料不足的缺憾｡其后周婴在《卮林》中也设有《明杨》､《注王》､《广陈》､《通焦》､《谂胡》等篇，以驳正杨慎､王世贞､陈耀文､焦竑､胡应麟等当代学者的缺失｡由此可见，明代的考据尚有许多粗疏之处｡但明代考据学家勇于厘正前贤失误的良好风气，渐渐地将明代的考据从粗疏引向了谨严｡而乾嘉学者则在吸收明人考据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避免了一些缺失，使考据更加严谨､精审｡

总之，清代考据学与明代考据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代学者在继承和发扬明中叶以来求实学风和考据学成就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明代考据学家在治学过程中的不良风气｡无论是清初几位大师，还是乾嘉考据学者，他们强调“博学”､“博证”，但多不炫奇｡尤其是清初几位大师无不把“求实”与“经世致用”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与明代考据学派的根本区别｡而明儒的“求实”往往仅仅体现在书本文字的考据上，他们力图纠正宋明理学对儒经的曲解，还原经史之本义，恢复实事求是的学风｡在这一点上，乾嘉考据学与之则有较多的共同点，而乾嘉学派在考据的范围､内容､方法及研究的广度､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前代｡

参与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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