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个科教电影机构的雏形

[摘要]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之后，全国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之时，1952年5月，新中国第一个科教电影机构的雏形“教育片组”应运而生。为了加强科教电影工作，文化部成立了“教育电影指导委员会”。新中国的科教片事业开始起步，积极承担了普及科学知识、传授先进技术的重要使命并拍摄了大量科教片作品，奠定了新中国科教影视事业的基础。

[关键词]农业影视，科教片。机构，摄制。新中国电影

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参与创建了中国电影事业，但是并未介入科教电影。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科教电影的创建随之提上了日程。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948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给东北局宣传部《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中说：“可以摄制略加故事穿插的教育片，如关于改进战术、缴获归公……增加生产、保育婴孩、防止疾病、反对迷信、灌输科学知识等”，规定科教片的任务是“传播科学文化和生产知识”。又于1948年12月再次指示说“战争只有一年即可根本打倒国民党，应不失时机把摄影队派往各前线，争取拍好许多纪录片，并在华北就近制片以求迅速”。从“10·26”指示可以看出，它的内容仍有旧中国科教电影脱胎的痕迹，如科教片名称仍叫“教育片”，任务是“传播科学、文化和生产知识”，摄制方法可“略加故事穿插”等。但是，对于拍摄科教片的远景规划和设想已见雏形。

一、政务院批准文化部建立教育片专门机构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2年，国家三年经济恢复任务就要完成，大规模经济建设(“一五”计划)即将展开，科学知识的普及，科学技术的宣传更显迫切。4月4日政务院召开131次会议，在讨论文化部1952年电影制片工作计划时，批准了文化部的报告“拟加强新闻纪录片、教育片与小故事片的摄制，以满足广大工农兵的迫切需要，计划建立教育片与新闻纪录片的专门机构及其编辑部”。这就决定了“教育片组”的建立，隶属北京电影制片厂。“教育片”这个名称仍带有旧的痕迹。从1952年起，中国科教电影事业开始了正式规划，即将脱去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应急性质。

二、“教育片组”成立的经过

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简称电影局)随即选调从事过教育工作的洪林来负责这个组建工作。洪林同志1995年在回忆教育片组建经过时说：“1951年秋季，我从上海市教育局调到北京，在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创作所担任编剧。时仅半年，在1952年4月的一个晚间。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袁牧之同志把我找了去，在座的还有剧本创作所负责人王震之、林杉、黄钢等同志。袁牧之同志说，电影局决定建立一个科学教育电影机构，名为教育片组，附属于北影厂，实际由电影局直接领导，……决定我任教育片组组长。由于我当时对教育片还很陌生，所以袁牧之、王震之等同志便向我说明这一新的片种的特性和作用，说明这一片种的重要性。袁牧之等还说现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全国就要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普及科学知识。传授先进技术，已经成为十分迫切的事情。所以经中共中央宣传部同意，要迅速建立一个新的机构来专门拍摄教育片(初时名称并不固定，一般称教育片，到1953年建厂时才正式定名为科学教育片)。袁牧之同志还告诉我，教育片组的副组长已确定由许幸之同志担任。”“1952年5月，在一间小会议室内。北影厂领导钱筱璋同志宣布了教育片组的成立。这时，一无厂房，二无人员，三无设备，四无经验。应该说。面临的困难是不少的。但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既作了决定，就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各电影制片厂也积极支持。于是，从长影、上影、北影、剧本创作所和部队文工团调来的三四十名创作人员和行政人员先后前来报到，又租用了西单舍饭寺的两家小旅馆作办公地点(以后搬到太平胡同3号)，置办了简单的办公用品，借来了一些器材，就这样，拍摄教育影片的工作便开始了”。“当时教育片组的人员不过四十余人，主要是从事导演、编辑、编剧等创作工作，也有部分同志从事行政工作。这其中有羽奇、杜生华、毕恒三(肖棠)、周克、张其、王光彦、周彦、邱石平、刘咏、弓志、韩韦、苏伟、徐清扬、徐捷、晋陀、牧野、张波、丛硕文、赵国障、赵莹，叶华、王为光、周伟、李荣普、刘思平、安琳、崔子玉、王中成、黄纪、昊纯一、杨帆、郑小秋，方徨、易瑾、江浩等同志。其中大部分同志以后·直坚持在科教电影工作岗位上，默默耕耘数十年，为这一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上影厂还有几位资深的老导演。如陈铿然、吴村。也曾参加过科教片的导演工作，使一些新同志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拍片的经验”。

教育片组成立后不久，即改为教育片总编辑室，但仍隶属于北影。同时，新中国科教电影初创时受故事片影响，编剧和导演是分别设置的。

三、成立教育电影指导委员会

教育片组成立后，如何开展科教电影工作?如何保证科教电影事业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如何使科教电影走向大众?这些问题不仅摆在文化部领导的议事日程上，而且也摆在新成立的教育片组组长洪林的心头。

根据史料来看，这些问题是这样解决的。洪林同志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为了加强教育电影工作，文化部成立了‘教育电影指导委员会’，由著名科学家茅以升同志担任主任，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同志担任副主任。成员中有高教部副部长曾昭伦、科普协会秘书长袁翰青，以及卫生、教育、农林等部门的负责人。这个委员会不仅审查影片的选题、创作、宣传、发行等方面的工作，还积极推动科学技术界人士来关心支持以及直接参与科教片的创作。可以说，我国科教电影事业从起步时开始，就是和科学技术界人士密切合作的，几乎每部影片片头都写明这部影片的科学顾问和技术指导的姓名，我们的创作人员也和许多科学技术工作者交上了朋友。1952年秋季，我和周克同志先后拜访了革命老前辈、老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和吴玉章同志。两位老人听说运用电影来进行科学教育，都觉得是一件大好的事情，鼓励我们一定要把这项工作搞好，为广大人民服务。徐老特别提到要面向农村，拍出符合农民需要又顾及农民接受水平的教育片。吴老当时还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谈了他几十年从事教育工作的经验，谆谆教导我们，从事教育工作一定要循序渐进，踏踏实实，让受教育者得到实际有益的知识，不要一味追求形式，做表面文章。两位老人的讲话语重心长，言辞恳切，使我们深受教益。”

新中国科教电影在保证科学正确地为人民大众服务，尤其是为广大农民服务的正确方向是从新中国科教电影事业一开始就奠定了的。

四、学习苏联科教电影的创作经验

新中国科教电影在解决了组织领导保证和工作正确方向情况下，科教片究竟怎样创作，怎样摄制这个具体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们的创作人员是在完全无经验的情况下积极摸索开展工作的。1952年从故事片厂调来从事科教片编导的

杜生华几十年后回忆说：“搞故事片的人和搞故事片的厂，似乎只是移了一下位，所差无几，其实不然，就以拍摄的对象，使用的工具，工作的方法而言，就有着明显的差异。”必须从头开始。在旧中国，科教电影很受西方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当时中国的国情是在西方对中国进行全面封锁的情况下执行“一边倒”的政策，倒向于苏联。又由于新中国和苏联的国家体制都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苏联又是世界的电影大国，科教电影也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因此，在新中国科教电影的创作起步阶段就全面地学习苏联经验，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并不完全是由谁任意决定的。

1952年即加入新中国科教电影创建行列的科教片编导刘咏回忆说：当时翻译的苏联科教片对我国科教片的创作准备及起步成型，影响很大。从影片的样式、选题、创作起了重要的参考、启示、借鉴作用。当1952年教育片组成立后，成为编导创作人员反复观摩研究的碑帖。这些影片多为科学普及片，在艺术形式以及对选题的处理上，具有生动活泼多样化的特点。苏联科教电影对新中国科教电影创作的起步和成长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也留下了固定模式的痕迹。

五、科教片选题的确定

关于科教片选题的确定，据洪林回忆说：“当时规定：教育片组负责影片的题材选定，剧本创作，分派导演，然后由几个故事片厂派来摄制组到教育片组接受任务，影片完成并审查通过后，摄制组仍回原厂。为此，我们首先要确定一批当年拍摄的影片题材，这时中央宣传部熊复同志找了我去，我提出了选题问题。熊复说，中央宣传部对此已做了考虑，认为，当前由于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散布细菌毒虫，我国正在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因此要迅速拍摄有关卫生医疗知识的影片。按照中宣部的意见，我们和卫生部门合作，首先创作拍摄了一批这方面题材的影片。接着，我和组内的编辑、编剧同志又分别拜访了农业、水利、纺织、铁道、建筑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制定了第一批教育片的题材。”

六、十二部科教片的摄制

1952年，教育片组建时期摄制了12部科教片，上海电影制片厂组建的摄制组摄制了6部：《深耕生产》《煤矿安全生产》《苏长有先进砌砖法》《母子平安》《家庭安全用电》《郝建秀工作法》。北京电影制片厂组建的摄制组摄制了6部：《扑灭细菌毒虫》《乡村卫生》《消灭苍蝇》《消灭蚊子》《消灭飞蝗》《怎样丰产棉花》。

12部科教片，从题材和影片主题内容来划分，5部是卫生题材，3部是农业生产题材，3部是工业生产题材，一部日常生活题材，很明显，又是紧密结合国家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这种情况，从新中国科教影片初创开始，直到以后，成为中国科教片的一大特点，也是一个优良传统。

新中国建国初期科教影片还有一个特点，重视推广劳动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先进生产经验，如影片《苏长有先进砌砖法》《郝建秀工作法》，在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里，都有这类科教片产生。1953年5月13日中央文化部内部举行了科教片的座谈会，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秘书长袁瀚青参加了座谈会，观摩了《煤矿安全生产》《苏长有先进砌砖法》《怎样丰产棉花》和《乡村卫生》嘟样片，认为制作基本上是成功的，教育意义最强的是《煤矿安全生产》，《苏长有先进砌砖法》是以纪录片的手法来摄制的，《怎样丰产棉花》具有丰富的科学内容，不但告诉人们应当怎样做，并且告诉人们这样做的道理。《乡村卫生》是以文艺片的手法和体裁来制作科学教育片的，这是一个质的发展的方向。我们需要将文艺和科学结合。科普大师高士其也参加了座谈会，他认为四部影片都是很有意义的，虽然有些地方不够生动活泼，但在现有条件下，这几部科学教育影片的制作是值得欢迎的，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有关这些新中国建国初期科教影片的情况，现在简介如下。《怎样丰产棉花》，1952年摄制，编剧：王金赢，杜生华，导演，杜生华，该片从1951年山西省农业劳动模范曲耀离创造亩产籽棉912斤的全国最高纪录，受中央农业部的奖励讲起。说明了棉花丰产技术的各个环节，如深耕、保墒、选种、浸种、播种、保苗、除枝、施肥、灌溉、治虫、整枝等，应该怎样掌握运用密切结合，尤其是讲了密植原理和科学施肥道理，解释了肥料中三种化学元素的作用。影片的表现形式是用农村开科学技术座谈会的故事情节展开，有许多画面拍得漂亮，棉花开放用了定时摄影，使观众看到了新颖的棉花徐徐开放的景象。

《消灭飞蝗》1952年摄制，编剧：王轼铭、邱石平，导演：吴村。蝗虫在当时是危害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害虫之一，各地农民深受其害。该片选取了这个重要农业题材摄成影片，告诉观众蝗虫以它的大量繁殖成为灾害，并用土办法拍摄了蝗虫生产卵孵化的放大镜头，表现了科教片特有的内容，让农民看得十分清楚，农民十分欢迎，影片同时还说明了扑灭蝗虫的各种方法，使人们有信心、有办法做好防治工作。

《苏长有先进砌砖法》1952年摄制，编剧：牧野，导演：张波、崔子玉。该片是在东北工业部支持下，根据建筑队长苏长有的先进经验摄制的。当时根据苏长有先进经验在全国掀起建筑工业一系列改革运动。影片表现了苏长有先进经验的特点——劳动组织的根本改革，由个人分散的操作变成把劳动力(技工与徒工)组织起来，按技术等级分工合作，使生产效率提高两倍。同时，影片用对比手法表现新旧砌砖方法，突出新砌砖法的优越性。该片获1957年文化部优秀科教片奖。这是新中国摄制最早的获奖影片。

《郝建秀工作法》1952年摄制，编剧：苏伟，导演：陈铿然。该片主要是根据当时著名劳动模范郝建秀的先进事迹摄制的。影片介绍了郝建秀在细纱生产中的热情主动精神和科学合理安排工序的方法。她一个人巡回多台机器。有规律的接头、换粗纱，创造了全国少出皮辊花的纪录，并消灭了工作忙乱现象，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对其他看管多台机器的工人工作提高效率，都具有借鉴意义。

《母子平安》1952年摄制，编剧：李慧芳，导演：羽奇、周伟。该片主要是宣传普及新法接生好，同时批判旧法接生不科学，甚至会招致母亲得产褥热，婴儿抽四六风。影片还展示了细菌侵入婴儿身体的里面，对解放初期推动科学的新法接生起了积极作用，受到妇女的欢迎，使她们懂得不要再用旧产婆来接生了。

《家庭安全用点》1952年摄制，编剧：牧野，导演：杜生华。该片是用几个生活小故事的片段形式，来讲解一些触电的原因，如小李家用螺丝灯不小心触到铜丝头，张大钢家用破裂开关造成触电事故，小孩琪儿玩弄装得太低的插座，小孩勇勇玩弄床头开关，有的人家挂衣服在磨破的电线上，老黄家随便更换粗保险丝和换铜丝造成旧电线燃烧，李华一知半解随便修理台灯造成人身事故。影片还细致用动画剖析触电道理，灯座上叠印字幕，有些通过实景加动画手法让观众看清电流在人身上流过的形象。最后，影片还介绍了两种人工呼吸的急救办法。

《苏长有先进砌砖法》摄制成功对推动当时的建筑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郝建秀工作法》反映当时优秀纺纱工郝建秀同志的先进纺纱技术。198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同志在接见上海科影同志时还说：“五十年代曾拍过一部《郝建秀工作法》，我搞的钻头也拍过电影，这些影片在当时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上述这些影片比起建国之初1951年摄制的《农村卫生》等三部科教片来，明显地片长增加了，内容充实了，用画面说理更充分了。这其中有4部科教片参加了1954年全国首次举办的“科学教育影片展览周”活动。这4部科教片是《家庭安全用电》《郝建秀工作法》《怎样丰产棉花》《消灭飞蝗》。其中，《家庭安全用电》是用故事情节编排的科教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