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一九七三(六)
自传与公传:一九七三(六)
董学仁
我们还要解放全人类吗?
我想了很久,在我十八岁那年,世界上还有没有重要的事情,被我忽略和忘记。
回想起遥远的年代,我脸上的皮肤都绷紧了,脖颈有些酸痛,脖颈以上的大脑差不多空白。
1973年,我当了一个月的火车装卸工就被辞退,我开始跟着画巨幅海报的老师学水粉画,我时常翻捡废品收购站的旧书把可读的带回家,并且在读书之后陷入无边无际的幻想。我像是牛身上的一根细毛,只看得见自己和周围交叉排列的牛毛,看不见自己在整体中的位置,也看不见我和世界的未来究竟是什么样子。
我看不见的还有,这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正发生战争,有人在战火中负伤,有人在战火中死去。
我居住的星球不算大,几个大陆板块,几十亿人口,一百多个国家。从这一点来说,一场局部的战争,无论它死伤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而那一年临近年底时的中东战争,在我看来,它几乎把人类战争的根源全部展露出来了,换句话说,它展露出来的,是过去、现在、未来、永远的人类,不得不面对的贪婪、野蛮、蒙昧、误解的困境。
战争并不能解决什么,但总有少数人需要战争,总有多数人承受战争。于是,距离现在最近的几千年里,冷兵器与热兵器的不断喧嚣声像是人类使用的通用语言。
那一年秋天,我常背着自制的画夹去野外写生。
骑上自行车往东南方向,八九分钟后到了郊外,就会看见一座低矮的小山。它甚至算不上小山,只是个慢慢隆起的大土坡。一片树林,一个小水塘,两三块玉米田,五六座普通民居,看起来是个画写生的好地方。但在玉米田和矮树后面,有几根黑色的炮筒伸向天空。常识告诉我,那里是一个炮兵阵地,我不能再往前走,也不能停下来画画。
如果换了东北方向,十五分钟之后是一个真山真水的公园,五六个高低错落、大小不等的湖面,映照着秋日晴朗的天空。这座满洲帝国时建设的花园基本上保持了当年的格局,阔大恢宏,细节丰富。我一般会在水边画写生,不会到山上去。山上有一片很大的高射炮阵地,上山的路就经过那里。你沿着那条路走到山顶,汗流满面,可以停下来向面容和善的士兵要水喝;如果你坐下来打开画夹写生,那就不同了,虽然你画不出什么军事秘密,也会被那些士兵赶走。我早出晚归,骑着自行车去过更远的地方,于是知道有许多战斗机和高射炮,日夜守卫着我居住的城市。因为,我的城市有中国最大最密集的炼钢炉、炼铁炉,一旦发生战争,会是敌人必定轰炸的地方。任何一场现代战争,消耗的钢铁比消耗的粮食更多,这一点谁都知道,谁都不会轻易怀疑。
我得承认,在我出生之前就守卫着我的城市的高射炮群吸引了我对可能出现的战争的长久注意和思考。在战争的根源没有消除之前,会经常擦拭那些伸向天空的炮筒,除去锈蚀与灰尘,保持它们随时射出炮弹的能力。我知道,从我出生之前,到我衰老之后,我的城市附近可能都不会有战争,这是城市的幸运,是我的幸运,而不是别的什么。
1973年算是比较和平的一年。
虽然国家刚刚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新口号,但在实际上,随着越南战争结束,与越南战争毫无关系的中国式备战,也差不多告一段落。以我爹来说,他不再担任铁东区战备物资仓库的负责人,而去了新建的棉织厂当第一任厂长。那时他已经五十四岁,度过了二十四年没有战争的岁月;那时候的国家,第一次从国外引进大型化纤纺织设备,建设了四座大型化纺厂,此外还建设了一大批小型棉纺织厂,有望结束二十多年来民用纺织品奇缺、民间甚至用日本进口化肥包装袋剪裁裤子的尴尬局面。
你可能注意到,我在回忆1972年的《我想结束一场革命》里,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在1972年结束。你还可能在几十年以后才有人写出的历史读本里,注意到一种新的提法,原来在1973年的中国,有了初步的开放或者说初步的改革。
历史是缓慢进步的,为此我们必须长寿。
那时候你可能同意我现在的说法,中国在1949年建立的新政权,目光中只有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但在1973年有了改变,能够兼顾到涉及民众生活的轻工业,这已经是不小的进步了。
关于1973年,除了和平之外,你不能指望太多。
下面继续说1973年的中东战争,怎样把人类战争的根源差不多全都展露出来。
差不多就不是全部,有一些被排除在外:比如遥远的原始社会的部落,如果某一年发生了某种意外,让本部落的年轻女人大量减少,影响到正常繁衍,部落首领会发动一次战争,从邻近部落抢回足够多的年轻女性。这种以抢人为目的的战争,往往比抢食物的战争更难取胜。在我的印象里,有一次抢夺海伦的战争打了十年之久,并且还有人说那是值得的。这样说,也许是因为海伦貌美吧,抢夺她不仅有繁衍的一般意义,还有优生优育的意义。
更多的战争,是为了生存之地。这是最容易理解的战争之源。
总算到了二十世纪,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之后,殖民主义者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曾用贪婪和野蛮征服天下,也让人类进入新的文明时代。此后世界的领土格局稳定下来,扩张疆域的战争会受到人类和平力量的强烈抵制。唯一例外的地区是中东,以色列与周遭国家的领土战争到1973年已经是第四次了,还见不到最终结束的可能性,这会让它们的版图像流云一样,没有固定的形状。
犹太民族,无疑是具有人类最为长久、完备的历史记述的民族,不幸的是它在两千年左右的漫长时间里失去了自己的家园,饱受苦难。二战之前它的成员用在全世界经商所得的财富一点点买下祖先居住之地;二战后它在国际社会允许之下,在那里利用一块不大的地方,恢复了自己的国家。但那里也是其他民族在这两千年左右漫长时间里的家园,于是,周遭国家不管与它有没有领土关系,都联合起来想消灭它,一次次发起战争。具有荒诞意味的是,他们联合起来精心策划了战争,反而送给以色列更多的领土。
这个很简单又很复杂的事情,我说明白了没有?
有人说过,二十世纪以后的三个战争来源之一,是伊斯兰教的原教旨“圣战”。不管我们是否理解,实际上它贯穿在历次中东战争中,呼唤着一些阿拉伯国家联合参战,使得一次次战争具有了“圣战”的意义。在原教旨层面上,它的语境里,没有与整个世界的和平共处。
另外一个来源,是社会主义革命。
上一代人的事情就不说了,只说我和我的同时代人、下一代人,从国家指定的教科书里,接受的往往是原教旨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里使用的“解放”,便是一个战争用语;而抱定了“解放全人类”的想法,只能选择一个途径:在全世界范围内制造战争。这样一来,世界大战是不够的,还需要全球大战。
1973年8月中国通过的一份纲领性文件表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团结在一起,为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为打倒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
如果以美国与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争夺霸权的观点解释中东战争,这个观点至少有一部分看起来正确。战争中的以色列一方有美国长期支持,阿拉伯国家一方有苏联长期支持。依照中国的官方说法,苏联从社会主义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了,对外疯狂侵略扩张,成为现代战争的主要策源地。
在1973年,距离二战结束接近四十年了,“帝国主义”这个词语差不多成了历史概念,只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报刊上多次使用,而“社会帝国主义”则可能仅见于中国报刊。没有人解释,社会主义怎样转化为帝国主义,其中唯一的条件,是不是只要它足够强大,就会向帝国主义转化。
1973年的赎罪日,埃及人穆巴拉克身为阿拉伯联军的空军首领,据说是成功地突袭了以色列的天空,由此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战斗英雄。不久后,他成为埃及总统,把埃及带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且与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前辈们那样,占据那个工作岗位几十年,直到死去或被推翻。
让我略微感到惊异的是,本来由地球能源危机引发的战争,很可能是二十一世纪或者二十二世纪的事情,却出人意料地提前出现在中东战争里。
我看到的一篇文章说,赎罪日战争前,有国家策划了一种新的战争方式,在流向以色列的一条主要河流上修建拦河大坝,然后让河流改道,从而断绝以色列的淡水,逼迫它屈服。这确实关系到以色列的生存,于是它派出空军彻底轰炸了那项工程。
还有,赎罪日战争中,阿拉伯国家第一次以石油为武器,逼迫支持以色列的国际力量放弃它们的理念和行为。短短的时间里,石油价格猛增了四倍,给世界带来了由能源提价引起的经济危机,大半个世界苦不堪言。在我的印象里,中国好像没有受到那场重大经济危机的恶劣影响,原因不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力量特别强大、足以抗衡,而是中国的经济力量太弱,那一年的石油消耗量才一千万吨左右,平均几十人一年消耗一吨石油,国产的石油就够用了。
第一次听见我的声音
我大哥工作的无线电一厂在流过市内的一条小河北边,离我家不到两公里远。工厂北侧有个院子砌着高大的围墙,上面拉着电网,但不像是监狱。邻居说有时候听到那里传出沉闷的枪声,却没有谁看见它打开过铁皮大门;他们就猜测那是兵工厂,生产步枪和子弹。小河南侧有桥,桥那边有一个小型刃器厂,生产“钢锋”牌子的菜刀;像它的牌子说的那样,刃口锋利,结实耐用,五六年里可以磨坏好几块磨刀石,却磨不坏一把菜刀。有的人家用了“钢锋”菜刀十多年,也不换一把新的。谁也不换新菜刀,这家工厂的销路越来越差了。
我去过无线电一厂,还不止一次。有一次是和姓徐的同学去的,他大哥在生产医用呼吸警报器(这是他们厂的新产品,我不能确定是否叫这个名字)的车间,我大哥在厂办公室负责宣传,两人是一个部队的复员兵,关系非常好。有一次我去的时候,正赶上厂里要开批判大会,批判与他们工厂毫无关系的两个人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孔子,都是上面布置下来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狂暴,这种批判很像走过场,用不着太认真。我大哥忙着写发言稿,写会标和悬挂标语的事情就交给我了。其实我大哥的黑体美术字写得和我一样好,但他实在忙。徐大哥看见了,还夸了我几句,其中一句是夸我写的字看起来很有力量。
几天后的傍晚,我大哥下班回家,带回一个纸箱,放在炕桌上小心打开。我看见纸箱里还有一个硬塑料壳的箱子,箱子外面露出几个漂亮的金属按钮;它的上盖打开之后,是两个碗口般大小的半透明塑料盘,一盘缠满黑色的塑料带,一盘是空的。
这是录音机,我大哥说。
我叫做黑色塑料带的东西,是录音磁带。
我大哥把它从满盘中拉出来,穿过几根长方形、圆形立柱后,挂在空盘上,调整它的间隙与松紧,再按下操作按钮。这时候两个盘子一起转动,可以把想录的声音录下来。
听我大哥说,这是南方最新生产的录音机,用了晶体管技术,厂里赶紧买了一台,想拆开研究一下,看看它的技术是否复杂,有没有可能仿制生产。拆开之前,我大哥赶紧借了带回家里,想把他两个女儿说话唱歌的声音录下来。那时,国外已经有了容易携带的卡式录音机,有了能反复录音的盒式带,但这些还没引进国内。南方研究出来的这台晶体管录音机,大概还是叫做开盘式录音机,已经比电子管的机器轻便多了,向民用跨了一大步。不过,它的价格在一千元左右,相当于一个工人两年多的工资。如果要他们个人买一台来录音,还是不太现实。
那一天,一个五岁、一个三岁的两个小女生的声音,满屋子飘飘荡荡、起起落落。录音机的质量不错,有些失真但不明显,听起来与平时听到的差别不大,都很甜美。
过了一会儿,录音带开始转动,录下我说话的一个片段。
接着,录音带倒回去重放,我第一次从录音机里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这不是我的声音。
不是。
我长成男子汉了。我的声音和我的肢体一样,充满青春的力量。我知道我的声音,伴随了我十八年的声音,是渐渐变成男子汉声音的;虽然不是那种粗壮高亢的大嗓门儿,但是可以确认,它是那种平稳的男声,听起来温厚平和,中低音部分音色纯净。
可是,从录音机里听到的自己的声音,与我平时听到的差别太大了。
它缺少力度,缺少抑扬顿挫,个别时候吐字不清,显得有些结巴、有些犹豫、有些怯懦、有些含混。用个比喻来说,它像是经过了一条圆筒形通道,从遥远年代传来的声音。
我得承认,我的个性平静有余,温和有余,含蓄有余,确实谈不上爽快果断,谈不上激情洋溢,但这些短处并不算过分,并且与我的长处不可分割,密切地混合在一起了。当整个社会没有法律与道德约束,充满仇恨,狂躁无比,暴戾骇人,我这种缺少自信的平和,是一个弱者在无奈时的最好表现。可是,从录音机里发出的我的声音,毫不留情地放大了我所有的弱点,让我变成了我根本不会喜欢的一种人。那种人,甚至让我感到厌恶。
天啊。
这真是我的声音?
第一时间里,我不相信我的声音真是这样。我想起我从电台广播节目里听到的两个著名人物的录音片段,一个是建立新政权的最高领袖,面对北京最大广场上的麦克风,喊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时候,发出那声音的喉咙好像没有打开,恍如女声,尖利刺耳。另一个是新政权树立的道德最高楷模,二十三岁去世前应邀到各处做报告,我听到他的报告录音,同样是又细又尖,刺人耳膜。我想这两人的声音肯定是好的,不缺少男生的语音特征,不好的只是录音的技术效果和放音时的喇叭质量。
想到这里,我稍稍安下心来。
我在录音机里的声音还没糟到那个地步,我想。
记得我一连三四天不爱说话,换句话说,是不爱发出我的声音,让人们听到那糟糕极了的语音。
记得我还翻了一整套《十万个为什么》,想找到我需要的答案:为什么录音机里自己的声音与自己耳朵听到的不同?哪个声音才是自己真实的声音?那套1960年代初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是我从废品收购站里淘来的科普读物,但书中只有一千多个提问和回答,如“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有的小孩为什么会长白头发”、“路边的大树下半截为什么要刷成白色”等,基本上与我无关。
想一想也应当知道,我需要解答的问题,根本不会写到那套书里。直到我生出这个疑问时,录音机还属于广播电台的专用设备,普通人录到自己的声音,还需要在广播电台的录音室里完成;十多年前出版的这套书,怎么能预先想到这类复杂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
当我说话的时候,我的声音会沿着两条不同的渠道传播,一条是通过空气传播,这个传播途径上的声音会让其他人听到;另一条是通过头骨传播,这个传播途径上的声音只让我一个人听到。前一条渠道,通过空气传播的声音受环境影响,其能量会产生大量的衰减,其音色也会发生变化;后一条渠道,经过喉管与耳朵之间的骨头直接到达内耳,声音的能量和音色的衰减变迁相对很小。
哪个声音是真实的呢?自己听到的,才是自己真实的声音。
知道这一点,对我算是个安慰。可这种真实只对自己一个人有意义。你的声音传到别人那里,还是那个你可能不喜欢的声音。
后来过了很久很久,以至于到这个问题在我的人生中变得很小很小,不会再影响我什么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件事情还有另一种不同的解释:
可能大多数的人,也可能所有的人,会有同样的感觉:觉得别人的声音好听,自己的声音不好听,这不能说明什么,只能说明人的心理会在预想不到的地方搞怪而已;或者说这些只是玩笑,千万不要当真。
要记得自然的天籁和光影
假如不是睡在一个陌生的小山村里,我们三个人不会醒得那么早。
那个叫葫芦峪的村子,在我想来,与天底下所有叫葫芦峪的地方,有着相同的地理形状:夹在两道山梁之间,有相连的两块平地,也淌河水,也盖房子,也种庄稼,也养万物。整个葫芦峪我们只认识一个人,一个姓孟的女孩子,身材瘦高,脸型长圆,眼睛很亮。她是下乡到那里的知识青年,还是小孟的姐姐。
小孟是小王画写生的伙伴,小王是我画写生的伙伴。小孟小王和我,我们三个画写生的人,把附近风景画够了,后来小孟说,去我姐青年点吧——青年点,是北方对下乡知识青年居住地的称呼。
我们起得真早。在山村里转啊转,深一脚浅一脚地转到村东的山坡,天边刚有些发亮。秋风萧瑟,草木摇落,白露为霜;地上的霜打湿了鞋,裤脚也湿透了,凉气从脚下开始,渐渐爬满全身。这时候我才知道,我们三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小孟要是感觉有些凉了,我就会感觉很凉,小王就会发出咳嗽声。他的脸颊缺少血色,嘴唇颜色略重,两只眼睛像双唇一样凸出,那是支气管不好的标志之一。某个有经验的医生说过,小王活不过三十岁。可那时小王与小孟和我同一个年龄,距离三十岁还很遥远呢。
好在村边的麦田早已收割,一捆捆麦子还垛在麦田里,我们三人钻进相邻的麦垛,只把头露在外面;那些晾干了的麦子轻柔暖和,比青年点的被窝还要舒服。
这时候我们还很年轻,除了画写生遇到的人和事物,还没有更多的生活经验用来交流。在那个寂静无边的拂晓之前,我们的交谈声越来越轻,越来越缓;再过一会儿,我们就会睡着啦。
一声遥远的雄鸡啼鸣,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睁大眼睛,向鸡啼的方向看去,一片黑蒙蒙的看不清楚,隐约觉得有几块长方形的东西更黑一些,好像是另外一个村落,好像是农家的屋顶。
在我们看过去的时候,山村的第一声鸡啼停了下来。那是一种悄然来自黑暗深处有些怯弱的,带着试探性、拿不定主意要不要鸣叫的鸡啼,没有唱到最高的音节,没有唱到足够的长度,就已经停下来了。大约停了十多秒吧,第二声鸡啼又响起来,还是刚才那只鸡,比第一次鸣叫的声音高了一些,尾音拖得很长。
我们身后的村子里,有只鸡紧接着啼叫起来。
显然它底气更足一些,嗓门也够响亮,只垫了短促的一声后立即拔高,在它的高音区域加强了震荡,然后慢慢减弱,慢慢消失。即使你听过许多次鸡啼,你也得承认,这是一声水平很高的鸡啼。
随着这声鸡啼,东方厚重的黑幕开启了一道缝隙,有微弱的白色露出来了。
我在一本古书上看到一个词,东方之既白。既白是怎样一种白,我不知道。
现在我眼前看到的,只是一种亮度很低的青白。据我猜测,如果用水粉调色,它是需要把三种原色都包含进去的灰色,亮度很低,纯度也不高,必须放在黑色的大地山峦以及由黑色向浓灰过渡的天空为背景,才能显出它的青白。我想,这种颜色很难调出,弄不好可能会脏污画面,没有拂晓的感觉。但那刚从地平线升起的一道青白,让树木草丛、庄稼田垄上覆盖的清霜忽然间就生动起来,不再是死沉沉的凄冷和悲凉。
此时的鸡啼已经变成多声部的合唱。
远处村落和我们身后的山村里,都有很多只雄鸡加入进合唱。在一声鸡啼没有停歇之时,就有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陆续加入,合成一片悠长的回响。
这时候你会听见,那些鸣唱的雄鸡各不相同。每一只鸡的声音都淹没在这合唱之中,每一只鸡的鸣叫都不够完整,但你已经听出了他的个性。有的声音明显是中老年的雄鸡发出来的,带着自己复杂的阅历,虽然声音沙哑却音调丰富、直入人心。而那些青涩、单纯、稚嫩、年轻的声音,也并没有因为不够成熟就停止自己的歌唱。你不是鸡,你不知道它们在唱着什么或述说着什么,但你很感动:它们都用尽自己的力量,加入这拂晓时分的歌唱比赛。
我们看见距我们很远的地方刚刚亮起一朵微弱的灯光,成为天地之中唯一的暖色。从它一下微明一下微暗的闪烁来看,那也许不是灯光,只是早起的人借着微弱的天色,把柴禾送进了灶坑里点燃。小孟他们在争论是灯光还是柴火,我没有插嘴;假如天色再亮一点点,并且确实是柴火的话,我会看见冉冉的炊烟。
前面说到这场鸡啼是歌唱比赛,现在这场比赛还在继续呢。
一段合唱过后,两个村落里的鸡群大都啼累了,渐渐演变成两只雄鸡的争鸣。这两只或嗓门极好、或体力极强、或斗志极旺的鸡在刚才的比赛中胜出,似乎要进行最后的决赛了。
就好像AB两组各自胜出的选手,必定有一只鸡在近处村子,另一只鸡在远处村落。这样也好,隔着辽阔的空间,它们才能把各自的本事显示出来。
剩下的那场决赛我不能描述了。它们是拂晓鸡啼这场天籁的精华部分,假如我用文字就能原汁原味描述的话,那还算得上什么天籁的精华?
我能说的,是随着它们音色完美又嘹亮无比的啼鸣,天色渐渐放亮,曙光映照着天地之间,一个辉煌的秋日之晨终于到来。你在许多著名的图画、许多优美的音乐、许多经典的散文中,可能欣赏到了这样的秋日之晨。
可是,你知道我接下来要说出的意思,如果你缺少亲临现场的欣赏,仅仅从那些作品之中,你会完整地欣赏到它们?你会有悟性地欣赏到它们?你会美妙地欣赏到它们?
我要说的是一个比喻。一个乡下青年人,在那年,假如没有亲眼看到呼啸而来呼啸而去的火车,那真是不小的遗憾。同样,一个城里的青年人,在那年,假如没有亲身进入乡间看到寥廓大地的早晨,那也是不小的遗憾。
我的经验告诉我,此前此后的几年,对一个人来说是重要的时间段。我在九岁、十二岁、十五岁时都在乡间住过几天,但那时能记住的不过是在场院里捕捉麻雀、在水塘里凿冰捕鱼等生活情节,还不会完整地欣赏自然的声音和色彩。我的或者别人的经验还证明,等你成年之后,需要极其偶然的机会、极其强烈的刺激,才能打开你真正欣赏自然的心灵。
否则,你这一生都不会真正欣赏自然。
当然,那时候,假如你身边的一两个伙伴与你一样是画写生或学音乐的青年人,在一处乡间静静欣赏大自然的色彩与声音,那一天的色彩与声音刚好能够互相补充,而你们的经验也刚好能够互相补充,那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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