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遵义城市内部空间的新变化

2022-05-11 18:00:05 | 浏览次数：

摘要：随着西方势力的入侵和清政府新政的影响，晚清时期的遵义城市内部空间出现了新的因素，使其内部空间结构相应的有所改变。但是遵义偏居西南一隅，受到近代因素影响较少，城市空间布局依然以传统建筑为主，城市空间的改变微乎其微。

关键词：遵义;清末;城市空间;变化

众多学者认为，明清时期城市在规划与形制方面都在向传统礼制复归，但随着清中后期西方势力的入侵，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均发生巨变，反映在城市空间上即为城市中出现了许多具有近代意义的建筑。这种转变在开埠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城市中兴办工业、划定租借、修筑铁路等行为均对中国传统城市空间产生深刻影响。尽管遵义僻处西南一隅，受西方势力影响较弱，但随着城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改变，也促使遵義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相应有所改变。

一、遵义近代工厂的兴建与布局

在清政府新政浪潮的影响下，20世纪初，遵义城市出在知府袁玉锡的倡导下兴办了为数不多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工厂。

（一）近代印刷业

遵义具有近代意义的印刷业缘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遵义知府袁玉锡不惜斥巨资在“老城”创办“官书局”，是贵州第一家铅印场。光绪三十二年（1906），袁玉锡请遵义商界人士田庆霖到日本购买铅印机、石印机回遵，“为遵义引进机器印刷之始。”（1）除此之外，田庆霖还招收了学员70人，学习印刷。照相、制版等技术。后因印刷纸张国内不能供应，田庆霖又着手种树、办纸厂，所造纸张注册为“庆霖纸”。（2）近代印刷业在遵义的兴起，在解放思想、繁荣文化、开通明智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百艺厂

光绪三十一年（1905），遵义知府袁玉锡创办“百艺工厂”。“百艺工厂”分“上下两院，重楼数层，周围墙以砖，又引白云洞水作水碾以供工厂用居，各艺其中远购各机器。”（3）

“百艺工厂”，是为遵义地方官办企业之始。该工厂主要招收贫民、流民、孤儿学艺，习艺者多达六、七百人。除此之外，工厂还有部分雇佣工人存在，最多的时候有二十余人。工厂主要生产日用小百货，从事纺织、印刷、绘染、陶器、木器、竹器、藤器等加工，时为遵义城最大的工厂产品远销川、滇两省。后因技术落后倒闭。

（三）皮革厂

遵义历来畜牧业较为发达，因而皮革的生产在社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光绪十六年（1890），厂商费建昌于丁字口创办顺昌号，有资本银500两，男工3人，徒弟2人，专门制作鞋梁皮、熏底皮3种，是首见最早的皮革业号。（4）

除此之外，随着洋纱、洋布的大量输入，遵义逐渐形成了较大的洋布销售中心。到二十世纪初年，遵义城市内出现了“同庆行”、“天顺行”、“福生祥”、“厚记”、“协记”等经营洋纱、洋布的商行。（5）

清末民国年间遵义城市具有近代工厂不断增加，遵义新城突破原有格局，沿着筑渝大道向南北发展。“新城”的因开设具有近代意义的工厂而更加繁盛，“老城”则成为一般居住区。

二、遵义近代邮局的兴办与布局

遵义近代邮政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遵义城内设立遵义邮寄代办所，属于重庆邮界总局。办理包括平信、挂号信、明信片、新闻纸、印刷物及包裹等邮件业务。光绪三十三年（1907），遵义邮寄代办所升为遵义府内地支局，属于贵阳副邮界副总局，配员2人，资金银元127.30元。时至宣统二年（1910）年增办快信及汇兑业务。宣统三年（1911），遵义府内地支局下辖桐梓、茅台、鸭溪3个邮政代办所。

近代邮政事业的倡办，加强了遵义与外界的沟通和联系，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的转变，有利于人们从传统思维方式和生产模式中解放出来，从而为遵义的现代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民众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方便。

三、遵义城市新式学堂的兴建与布局

清末，对文教政策进行局部调整是“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此背景下，20世纪初，遵义城市中也出现了各类近代新式学堂。

（一）遵义师范、职业学堂

要兴办教育，首先必须解决师资问题。“欲兴黔学，以求合格，师范最为重要。”（6）在清政府和地方当局政策的促进和支持下，遵义府在光绪年间开设了三所师范学堂。

师范传习所，在“老城”城北火神庙。光绪三十一年（1905），知府袁玉锡敕令知县戴永清，设额收生一百名。凡禀、附、增、监一体入堂传习，六月毕业，派充城乡初等小学堂任教员。

光绪三十三年（1907），遵义因广建学堂，师资力量薄弱，知府袁玉锡遂改城隍庙为学堂，毁去前后殿诸神像，设简易师范学堂。

同年，在遵义“老城”大十字副将署地内设初级师范学堂。办学之初先招收初级师范生，次年分甲乙两班，甲班为本科，乙班为三年简易科。学堂共有四间教室，每间可容纳学生五六十人。

光绪三十四年（1908）知府袁玉锡在府中学堂侧，昔年副将署左箭道旧址创办蚕桑学堂。学堂最高室宇极大，讲堂旁为堂长、教员各室，阶东西下均蚕室、寝室。下厅外两厢，再下过厅旁皆有室，大门内役室，二颜其额曰蚕桑学堂。

（二）遵义中学堂

1901年8月，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令要求“各省原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州直隶厅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7）遵义府中学堂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设的。

光绪三十二年（1906），知府袁玉锡于“老城”大十字副将署地创办遵义府中学堂。遵义协副将署“地址辽阔，纵横八十丈”为创办中学堂提供了优越条件。在创办中学堂期间袁玉锡计划周密，经常督查，仅余年，学堂落成。

（三）遵义小学堂

1905年9月，清政府责成各省督抚“实力通筹，严饬府州厅县赶紧于城市各处遍设小学堂，慎设师资，广开明智。”（8）

光绪三十二年（1906），知府袁玉锡饬令县署知县张镐以价七千两购“老城”杨柳街张姓房改建为高等小学堂。这是清朝末年遵义府兴办的第一所小学堂，从此开遵义小学教育之先河。学校礼堂极深，操场两旁为蓄水池，两旁为堂长、书记、储藏文卷室、各教员室五、东西讲堂各一;阶下为手工陈列室，再下东西两室亦讲堂，下即过厅，厅旁左为教员室，右为庶务室，厅外右为客厅会、食堂、厨室、浴室，左为操场礼堂，旁小院上为浴室;楼上为寝室十二，中为为储藏室，接连盥洗室、茶室、役室各一、下为教室，前大门三楹，颜其额曰：官立高等小学堂。

同年，城区五所初等小学堂开堂，分别设在：一在炎帝庙;二在旧日湘川书院;三在祝厘寺;四在东岳庙;五在协台坝。光绪三十四年（1908），城区高初两等小学堂开堂，校址在副将旧署头门内。城区高等小学堂开堂后，其他小学堂亦次第开办。将遵义府管辖范围分成东、西、南、北四个区，共开设初高两等学堂34所。

除上述官立高初两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外，遵义分别在光绪三十四年和宣统元年开设了私高希圣小学堂、邵莲小学堂、私立自新学堂、群英学堂等四所小学堂。另外，随着女子教育的兴起，遵义在宣统一年和二年府创办了两所女子小学校，一在天元宫;一在大悲阁。

清末，遵义城市内部空间中出现的新式学堂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类是由衙署改建而成。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是知府袁玉锡在副将署地原址上改建的遵义府中学堂，该学校拥有国外引进的新式教学设备、新的管理手段和授课内容，与过去书院以教授经史古籍为主的传统学校氛围形成鲜明对比。

另一类是庙产兴学。清朝末年，遵义府将书院或政府倡建的具有礼制复归意义的庙宇建筑改办为各类性质不一的新式学堂，反映了新式教育依托于传统空间而存在，以及传统文化让位于新式文化教育的时代背景。

新式学堂的开设在一定程度上使遵义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有了新的变化。从遵义府城新式学堂的空间布局来分析，此时的学校建筑多数是在原有基础上改建的，位置并没有改变，而新创办的学堂大都集中在遵义“老城”。这使遵义“老城”行政文教中心的地位没有发生改变。与“新城”相比，其后“老城”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不当大道，商业未兴，市容冷落，已退为一住宅区域，官署学校分插其间。”（9）

四、遵义城市教堂的兴建与布局

最早来遵义开设教堂传教的是基督教内地会。光绪初年，英国传教士牧师潘惠廉来到遵义，并在“老城”租恁民房设堂传教。其后在同治五年（1866），法国传教士沙布尔来遵，最初租赁民房进行传教活动，后购置“老城”杨柳街之北首路东大兴土木，修建教堂，时人称“峻宇雕墙，颇极巨丽。”（10）除了修建教堂，传教士还在城外总府坝附设爱仁堂医馆，西医从此传入遵义。天主教堂的出现使遵义府城中出现了与东方宗教（如：佛教、道教）的寺庙、道观等截然不同的建筑物。

天主教堂修建后，自1869年后的十余年间，遵义民众与天主教传教士屡次发生冲突。1884年8月13日，遵义民众与教民之间的血案，顷刻间将天主教堂全部捣毁，片瓦无存。冲突后天主教堂得以重建，天主教传教士害怕与遵义民众再次发生冲突，遂在重建的教堂内修建了两条地下通道，一条通往城外，另一条通往县衙。（11）

自同治五年迄光绪二十三年，遵义“老城”天主教堂在民众与教民冲突中屡毁屡复，是东西方文化冲突及民族矛盾在城市内部空间中的体现。高大矗立的教堂大门紧闭，非教民不得进入，这与中国寺庙朝拜者川流不息形成了鲜明对比。《续遵义府志》中记载了天主教堂修建后，遵义民众的心态，“洋人等男女混杂，朝日在巢穴，早晚念他妈的申尔福玛牙，令百姓不敢说一句。”（12）天主教堂成为西方异质文化与生活方式的聚集空间。正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极易成为各种冲突的诱因。在遵义民众仇洋心理的抵触情绪下，天主教堂又往往成为民族冲突的聚集地。

清末，随着外力的契入与国家早期近代化的启动，遵义城市也逐步突破传统的发展模式，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开始向近代转型，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亦随之出现相应的新变化。但是，当我们从全国范围内来考量此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的改变，不难发现，与东、中部地区城市相较，遵义城市内部空间的改变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

就中国城市内部空间发生新变化的时间来看，遵义城市相对较晚。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当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创办近代工厂时，遵义城市仍遵循着传统的发展道路缓慢前行。与此同时，遵义城市中还存在着传统物资运输方式“麻乡约”，以此可以看出遵义近代交通的落后，直到民国十六年（1927），周西城才在遵义修筑了第一条近代公路——川黔公路。民国三十一年（1942），内迁遵义的浙江大学电机系青年教师陈梦麟等修复煤气发电机组，在该校举行工程师庆祝大会时发电成功，是为遵义发电之始。（13）这个过程整整比同样作为内陆城市的重庆尽晚了39年。

除此之外，清末在中、东部城市空间中出现的新事物，在偏居西南一隅的遵义城市根本还出现。如电话、电灯、煤气、现代马路、电影院、公共体育场以及地下排水设施等对遵义城市民众来说，全然不知为何物。可见在清朝末年，遵义城受到近代因素的影响甚少，清末遵义城市空间布局依然以传统建筑为主，城市空间的改变微乎其微。

注释：

[民国]周恭寿修，赵塏、杨恩元纂：《续遵义府志》卷十二，物产，1936年刻本。

遵义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遵义历史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53页。

[民国]周恭寿修，赵塏、杨恩元纂：《续遵义府志》卷三，公署，1936年刻本。

贵州六百年经济史编委会：《贵州六百年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05页。

贵州六百年经济史编委会：《贵州六百年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81页。

[清]鄂尔泰等修，靖莫道、杜诠等纂：（乾隆）《贵州通志》，卷六，学校志，乾隆六年刻，嘉庆补修本。

朱明寿：《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4719页。

沈桐生编：《光绪政要》，卷32，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

[民国]张其昀主编：《遵义新志》，第十章，区域地理，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局委员会，2007年，第158页。

[民国]周恭寿修，赵塏、杨恩元纂：《续遵义府志》卷三十，宗教，1936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