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一个站在近代门槛上的王朝

相亲

我们现在说起古人的婚姻，都会联想到“包办”二字，以为新人只能听从父母摆布，双方要到洞房才第一次见面。这个想象至少对宋人而言是不准确的。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不是父母包办的意思，而是指一桩婚姻的缔结，以媒人为中介，由父母出面。新人对于自己的婚事，当然具有一定自主权，绝不是全然由父母说了算。

在宋代，经媒人说亲之后、新人成亲之前，有一个相亲的程序。“男家择日备酒礼诣女家，或借园圃，或湖舫内，两亲相见，谓之‘相亲’。男以酒四杯，女则添备双杯，此礼取‘男强女弱’之意。如新人中意，则以金钗插于冠髻中，名曰‘插钗’。若不如意，则磅彩缎两匹，谓之‘压惊’，则婚事不谐矣。既已插钗，则伐柯人（媒人）通好，议定礼，往女家报定。”这个相亲的过程，相当火辣，彼此相中了，则男方给女方插上金钗；若相不中，也很有礼节，则男方要送上彩缎两匹，表示歉意。

宋人也有自由恋爱。宋话本《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就讲述了一个“女追男”的凄美故事：东京有一个18岁少女，叫作周胜仙，一日正好在茶坊遇见了令她怦然心动的心上人范二郎，两人“四目相视，俱各有情”。周胜仙自思量道：“若還我嫁得一似这般子弟，可知好哩！今日当面错过，再来那里去讨？”于是主动向心上人透露：“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儿。”可谓胆大无忌。宋笔记《青琐高议》中则有一个“男追女”的故事：京城人周默，对邻居一老秀才的21岁妻子孙氏一见钟情，展开猛烈攻势，接连写了几封情书。孙氏对周默似也有情意，但既已婚嫁，便严词拒绝了周的追求。后来周默宦游，写信告诉孙氏：愿终身不娶，等她，直至她丈夫去世，便回来迎娶她过门。三年后，周默回乡，得知孙氏丈夫已离世，便托母亲遣媒求婚。两人终结成秦晋之好。孙氏是嫁过三次的妇人，但周默以及彼时社会，都没有对她有什么歧视。宋代社会之开放，可窥一斑。

另外，我们可能还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即以为古时夫妻之间要正襟危坐，人前不可有亲热之举，否则就不合礼教。其实在宋代，小夫妻之间表现出亲亲热热，是比较寻常的。《清明上河图》中有个图景：“孙羊正店”大门前，有一对小夫妻正在买花，小娇妻亲昵地将她的胳膊搭到丈夫的肩膀上，跟现代情侣没啥区别。另有一首宋代民间女子写的诗词为证：“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小夫妻出门看花灯，是手牵手的。

美食

“一日三餐”对今人而言，是寻常事，但在唐宋之前，平民多吃不起三餐，所以那时实行的是两餐制，上午下午各一餐。当然宫廷是有三餐乃至四餐的。一日三餐在宋代才普遍起来（但也有部分人家只吃两餐），这只有在农作物产量大为提高、食物变得丰富并且有了夜生活之后，才可以实现的。

吃饱之后，人们便会追求吃得精致。宋人对于饮食是非常讲究的。富贵人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凡饮食珍味，时新下饭，奇细蔬菜，品件不缺”，甚至“增价酬之，不较其值，惟得享时新耳”。寻常的饮食摊子，也很注重、卫生，汴京中，“凡百所卖饮食之人，装鲜净盘盒器皿，车檐动使，奇巧可爱。食味和羹，不敢草略”。临安也是如此，“杭城风俗，凡百货卖饮食之人，多是装饰车盖担儿，盘盒器皿新洁精巧，以炫耀人耳目，盖效学汴京气象，及因高宗南渡后，常宣唤买市，所以不敢苟简，食味亦不敢草率也”。

对饮食的精致追求，促使宋朝社会诞生了花样繁多的美食，《东京梦华录》“饮食果子”条，《梦粱录》“分茶酒店”条、“面食店”条、“荤素从食店”条，《武林旧事》“市食”条，都罗列有一个长长的美食、小吃、点心名单，抄也抄不过来。仅面食就有罨生软羊面、桐皮面、盐煎面、丝鸡面、插肉面、三鲜面、蝴蝶面、笋泼肉面、子料浇虾面……馒头类有羊肉馒头、笋肉馒头、鱼肉馒头、蟹肉馒头、糖肉馒头、裹蒸馒头、菠菜果子馒头、杂色煎花馒头……烧饼类有千层饼、月饼、炙焦、金花饼、乳饼、菜饼、胡饼、牡丹饼、芙蓉饼、熟肉饼、菊花饼、梅花饼、糖饼……糕点则有糖糕、花糕、蜜糕、糍糕、蜂糖糕、雪糕、彩糕、栗糕、麦糕、豆糕、小甑糕、重阳糕……今日的五星级大饭店，菜谱上的名目也未必有那么丰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朝的开封与杭州，简直就是“吃货”的天堂。

我们现在品尝到的火腿、东坡肉、涮火锅、刺身、油条、汤圆、爆米花等美食与小吃，都是发明或流行于宋代；烹、烧、烤、炒、爆、溜、煮、炖、腌、卤、蒸、腊、蜜、葱拔等复杂的烹饪技术，也是在宋朝成熟起来的；宋人用的调料已有盐、蜜、酒、醋、糖、奶、芥末、花椒、豆豉、酱油等，也跟今人厨房内的调味品差不多。

“脍”和“鲊”是最具宋朝特色的两类美食。脍，即生鱼片，传入日本后称为刺身。“野鱼可脍菰可烹”，脍在宋代非常流行，苏轼、陆游都是鱼脍的发烧友。鲊，则是通过腌渍与微生物发酵使食材产生特别风味的宋朝美食，鲜鱼、虾蟹、鸡鸭、雀鸟、鹅掌，都可腌制成鲊。将食材洗净，拭干，不可留有水渍，用盐、糖、酱油、椒、姜葱丝等制成调料，然后将食材装入坛内，装一层食材，铺一层调料。装实，盖好。候坛中腌出卤水，倒掉卤水，加入米酒，密封贮藏。这时候便可以耐心等待微生物与时间的合作，在黑暗中静静地酝酿出鲊的美味了。

难怪美国汉学家安德森在《中国食物》中说：“中国伟大的烹调法也产生于宋朝。唐朝食物很简朴，但到宋朝晚期，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精致烹调法已被充分确证。地方乡绅的兴起推动了食物的考究：宫廷御宴奢华如故，但却不如商人和地方精英的饮食富有创意。”1998年，美国《生活杂志》曾评选出1000年来影响人类生活最深远的100件大事，宋朝的饭馆与小吃入选第56位。

衙内

拜小说《水浒传》所赐，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衙内，要算施耐庵笔下的那个“高衙内”了，他首次出场，便是在汴梁的东岳庙调戏林冲的娘子。元杂剧也塑造了一批作恶多端的衙内形象。这些创作于宋代之后的小说与戏剧，讲的都是衙内欺男霸女的故事，且均以宋朝为背景。影响所及，致使今天的人一看到“衙内”二字，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一个仗势欺民、恃强凌弱的恶少形象，并以为宋朝是盛产这类恶衙内的时代。

但溯本追源，“衙内”在宋代并无特别的褒贬含义，只因为唐、五代时，藩镇多以子弟充任“衙内都指挥使”“衙内都虞侯”等亲卫官，宋人出于习惯，便将官宦子弟唤作“衙内”，就如称“王孙”“公子”，并非特指骄横的“官二代”。衙内作为无恶不作的人物形象，是从元杂剧开始才频频亮相的，这显然是元朝文人借古讽今，以宋朝衙内影射当时的权贵。

实际上，宋朝的“官二代”绝非“高衙内”那般的人物，如北宋范仲淹的子孙，便贤才辈出。历史上高俅的三个儿子，也谈不上臭名昭著。宋人在约束“官二代”胡作非为方面的做法，即使不能说“最可称道”，至少也是可圈可点的。对“官二代”的约束机制，简单来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道德、风俗的“软约束”，一是法律、制度的“硬约束”。

先说“软约束”。宋代的士大夫家庭很重视培养子孙的品行。了解中国家训史的朋友应该知道，家训发展到宋代时出现了一个显著的繁荣期，许多我们现在熟知的宋朝士大夫，都留下了家训，如范仲淹有《义庄规矩》，司马光有《家范》，包拯有《家训》，黄庭坚有《家戒》，袁采有《袁氏世范》，陆游有《放翁家训》，赵鼎有《家训笔录》，朱熹有《家训》，陆九韶有《居家制用》，叶梦得有《石林家训》，等等。

宋代士大夫家训不仅数量多，从内容看，也值得称道—很注重对家人的品德教化，包括告诫官宦子弟不可骄横。我们今日翻阅这些家训，会发现古人的家教思想并非都是过时的“封建伦理”，而蕴含着普世、永恒的价值。没有一条家训是教导后人做坏事的，都是告诫家人要做好人，行好事。

当然，“软约束”并不是对任何人都有效，所以“硬约束”必不可少。宋代也不乏不成器的“官二代”，如北宋时，“长安多仕族子弟，恃荫纵横”，其中有个李姓衙内尤其横暴，其父乃是永兴军知军（长安市长）陈尧咨的旧交；翰林学士赵彦若的儿子赵仁恕枉法贪赃，且私制酷刑，迫害无辜；南宋时，参知政事李彦颖的儿子横行霸道，曾在闹市杀伤人命；当过浙西提点刑狱官（相当于高级法院大法官）的胡颖，也有子侄“交游非类”，把持乡里。

问题是，官宦子弟横行不法，作为“硬约束”的法律能做出公正的惩罚吗，还是给予豁免的特权？上面提到的那几个横行不法的官宦子弟，都受到了惩罚—陈尧咨知永兴军后，立即就严惩了那帮“恃萌纵横”的“官二代”，包括他旧交的儿子李衙内；胡颖也将他的不肖子侄法办了，胡家一个叫作黄百七的家仆还被“杖一百”，带枷示众五日；赵仁恕的劣迹亦为提刑官告发，立案查办；李彦颖因为儿子“殴人至死”，也遭谏官弹劾，“奉祠镌秩”，即降级，给一个闲职。

大体而言，宋代的“官二代”如果触犯了国法，是难逃法律惩处的，即使有个地位显赫的爹，也未必罩得住。

知识产权

宋代印刷业发达，商品经济繁荣，两者相互激荡，便促成了一个繁华的书业市场，同时也催生出防不胜防的盗版现象。苏轼的作品是盗版商盯住不放的，东坡先生为此颇为苦恼：“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书商逐利，未经苏轼同意便私自刻印他的作品发行，苏轼恨不得将雕版追缴来销毁掉。朱熹也有被盗版的遭遇，他著作的《论孟解》“乃为建阳众人不相关白而辄刊行，方此追毁，然闻鬻书者已持其本四出矣”。为了对付盗版，朱熹干脆自办书坊，即开了一间民营出版社，刊印和发行自己与友人的作品，不过因为经营不善，书坊后来倒闭了。

有意思的是，盗版的盛行，又促使宋人产生了反盗版的知识产权意识。苏轼与朱熹都想“追毁”盗版书，便是知识产权意识的萌芽。为避免因為被盗版而发生经济损失，宋代的出版商在刊印书籍时，通常要印上版权页—“宋人刻书，于书之首尾或序后、目录后，往往刻一墨图记及牌记”。这个“牌记”，载有出版人、刻书人、出版日期、版权声明等信息，类似于今日书籍的版权页。如南宋绍熙年间，眉山程氏刻印的《东都事略》一书目录后便有一长方牌记，上书文字“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得覆板”。所谓“已申上司，不得覆板”，就是“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意思。

“已申上司”四字，还透露出宋代出版人可以向政府申请版权保护的信息。事实是不是如此呢？清代的大藏书家叶德辉说：“翻版有例禁，始于宋人。”也就是说，中国从宋代开始产生了版权保护法。来看一个例子，南宋淳祐八年（1248年），罗樾欲刊印段昌武编著的《丛桂毛诗集解》，作为出版人的罗樾与作者的侄子段维清（当时段昌武已去世，著作权由其家属继承）向国子监申请了版权保护令：“先叔刻志穷经，平生精力，毕于此书。倘或其他书肆嗜利翻版，则必窜易首尾，增损意义……今备牒两浙、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

宋朝的国子监兼辖全国图书刊行，相当于教育部兼出版总署。应罗樾与段维清之请，杭州国子监便给印刷业最发达的两浙路、福建路运司下发了通知，要求两路转运司“备词约束所属书肆”，“如有不遵约束违戾之人，仰执此经所属陈乞，追板劈毁，断罪施行”。

宋祝穆编印《方舆胜览》，也向政府提出了版权保护申请：“（此书）系本宅进士私自编辑，数载辛勤。今来雕版，所费浩瀚，窃恐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舆地胜纪》等书为名，翻开搀夺，致本宅徒劳心力，枉费钱本，委实切害，照得雕书，合经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版之患。乞榜下衢、婺州雕书籍处，张挂晓示，如有此色，容本宅陈告，乞追人毁版，断治施行。”宋政府即“出榜衢、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晓示，各令知悉。如有似此之人（指有盗版嫌疑之人），仰经所属陈告，追究毁版施行”。祝穆将这一版权保护令附在《方舆胜览》自序中，以警告盗版商。按照保护令，《方舆胜览》版权人如果发现书坊翻印盗版，即可向官府陈告，要求政府出面“追人毁版”。

18世纪初英国颁发的《安娜法令》被视为“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但从上面的故事，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确信，宋代已经出现了保护版权的法令，只不过政府并没有专门订立一部成文的版权法而已。

富庶

人们常说宋朝“积弱积贫”。是否“积弱”暂且不谈，单就“积贫”而言，绝对是后人的偏见。因为事实上，宋朝乃历代最为富庶的一个王朝。宋之富庶，宋人自己也感受得到，真宗朝宰相王旦说：“国家承平岁久，兼并之民，徭役不及，坐取厚利。京城资产，百万（贯）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往汴京的大街上随便扔一块石头，便能砸着一个腰缠十万贯的土豪。

不妨将宋朝跟其他朝代比较一下。汉朝人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再据《汉书·食货志》，“黄金重一斤，直钱万”，可知汉之“百金”（黄金一百斤），相当于一千贯钱。换言之，在汉代，一千贯钱是十户中产家庭的财产总量，即一户中产之家的财产，为一百贯。

那么宋代的中产，又有多少家产呢？一位北宋人说：“万缗，中人十家之产也。”一户中产家庭的财产为一千贯。另一位南宋人说：“三千缗，在今日亦中人之产也。”可见，家产三千贯才称得上中产。换言之，宋代一户中产的财产，是汉代中产家产的十倍乃至三十倍。

所以宋人对汉朝的富豪颇瞧不上眼。一位叫作吴箕的南宋人说：“（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所载富者，固曰甚盛，然求之近代，似不足道。樊嘉以五千万为天下高资。五千万钱在今日言之，才五万贯尔。中人之家，钱以五万缗计之者多甚，何足传之于史？”汉代史书大书一笔的富翁，在宋朝不过是一不足为道的中产而已。

同样，唐人眼中觉得惊艳的富贵之物，在宋人看来，则是稀松寻常的东西。唐朝有个诗人贯休，写了一首《富贵曲》，说“刻成筝柱雁相挨”，意思是唐人制作的古筝十分考究，筝柱上都刻满雁纹。沈括对此很不以为然，说：“贯休《富贵曲》云：‘刻成筝柱雁相挨。’此下里鬻弹者皆有之，何足道哉？”这样的古筝，宋朝乡间卖唱的艺人都有，何足挂齿？又有一个叫韦楚老的唐朝诗人，也写了首炫富的诗：“十幅红绡围夜玉。”沈括也嘲笑诗人没见过世面：“十幅红绡为帐，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此所谓不曾近富儿家。”沈括的结论是，“唐人作富贵诗，多记其奉养器服之盛，乃贫眼所惊耳”。

唐德宗年间，由于朝廷长年与藩镇交兵，国库日渐空虚，政府决定向长安的商人“借钱”。说是“借”，其实跟抢差不多，“京师嚣然，如被盗贼”，哪个不乖乖掏钱，便抓起来拷打，有人因为“不胜鞭笞，乃至自缢”，一番搜刮下来，也才“借”到八十万贯。可见唐代长安的商民并不富有。无独有偶，北宋庆历年间，因为与西夏打仗，宋廷也是“急于财用”，三司预算下来，尚有数十万贯的财政缺口，“议者请呼数十大姓计之，一日而足”。政府只向京师数十位富商求助，一日之内便筹借到数十万贯钱。唐宋之间民间财富储量的巨大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后世的人又如何评价宋人的生活？来看明人王鏊《震泽长语摘抄》中的说法：“宋民间器物传至今者，皆极精巧。今人鲁莽特甚，非特古今之性殊也。盖亦坐贫故耳。观宋人《梦华录》《武林旧事》，民间如此之奢，虽南渡犹然。近岁（指明朝）民间无隔宿之储，官府无经年之积，此其何故也？……古称天下之财不在官，则在民。今民之膏血已竭，官之府庫皆空。”另一位明朝人郎瑛也感慨：“今读《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则宋之富盛，过今远矣。今（明朝）天下一统，赋税尤繁，又无岁币之事，何一邑之间，千金之家，不过一二？是皆无储粮者也；及询官府，又无盈余之财，此则何也？”

如果觉得时人的感受缺乏说服力，可以再来看一组数据：唐代的最高年铸币量为三十三万贯，通常年份只是维持十万贯左右；北宋的最高年铸币量则是五百七十万贯，这还不包括铁币与纸币的发行，平常年份都维持一百万贯至三百万贯之间。从唐至宋，铸币量出现了一个飞跃。而从宋到明，则出现了一个大倒退，明代近三百年的铸币总量，竟然不及宋神宗元丰年间一年所铸的货币量。虽然16世纪开始从海外流入大量白银，但流入白银的总价值也不过相当于北宋的铸币量。有收藏古钱币经验的朋友一定知道，宋钱制作精良，却不甚值钱，因为存世量太大了。不过在宋代，则常年闹“钱荒”，货币不够用，由此也可以想见宋代的经济总量之巨。

另据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刘光临先生的统计与推算，宋朝的人均国民收入位于历代最高峰，为7.5两白银，远远高于晚明的2.88两，要到19世纪的晚清，才追上宋代的水平。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则指出：“在960年至1280年间，尽管中国人口增加了80%，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由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1/3；以后一直到1820年都保持着此水平。欧洲在960年至1280年间，人口增加了70%，人均国内总值则从400美元增至500美元，只增加了1/4。”也就是说，宋代的经济与生活水平，不但在纵向上优于其他时代，而且在横向上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

（《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吴钩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7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