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外贸商品结构推动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进程的共同推动下，我国出口额实现了高速增长。2001—2008年出口额（美元值，下同）年平均增速高达27.2%，受金融危机、欧债危机、黑天鹅事件频发以及贸易保护主义蔓延等负面因素的影响，2009年至今，我国出口额较2009年以前增速明显下降，2009—2018年年均增速降至8.4%，但仍高于同期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出口增速。

然而，随着我国逐渐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外贸规模的持续扩张难度较大，加之外部环境逆全球化趋势日趋严峻、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以及全球产品之间竞争的加强，量增已经不能作为未来长期带动我国外贸和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最主要动力。由于我国工业经济起步较晚，技术水平、劳动生产效率与发达国家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因此，未来我国商品质量的提升将必然成为我国外贸增长的新动力，高技术、高品质、高附加值的商品是未来我国出口发展的潜力所在。本文从商品的类别、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含量三个维度，对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优化外贸商品结构，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加入WTO以来我国出口商品的用途结构变化趋势

资本品出口增长最为迅速，中间品取代消费品成为第一大出口商品。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COMTRADE数据库）公布的我国出口贸易数据和BEC分类标准，我国出口商品可分为三类：资本品、中间品和消费品。由于国内国外环境、产业竞争力的差异，2002—2010年和2010—2017年两阶段，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呈现出了明显不同的变动趋势。

第一阶段，2002—2010年：初期2002年我国资本品的出口规模只有650亿美元，仅占总出口的五分之一，而到了2010年，我国资本品的出口规模已经达到4681亿美元，是2002年的7.2倍，年均增速达到28.0%，占我国总出口的比重提高了9.7个百分点，这一阶段资本品出口占比的提高，是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体现。同期，消费品出口也增长了2.5倍，年平均增速16.8%，但与资本品和中间品出口的增速相比较低，因此，消费品出口的占比呈下降趋势。快速融入全球产业分工，加工贸易快速扩张，是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占比提升最主要的原因，我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供应链程度明显加深，对外开放程度逐步提高。

第二阶段，2010—2017年：与前一阶段相比，我国三类商品的出口增速均逐渐放缓，2017年资本品、中间品、消费品出口额分别是2010年的1.4倍、1.5倍和1.3倍，年均增速依次为5.1%、6.4%和3.6%。中间品出口增速最快，至2017年中间品出口占比提高至43.4%，出口规模达到9821亿美元，是我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同期，消费品出口占比进一步下降，具体体现为手机等终端产品的最终生产环节有向越南等东南亚转移的趋势。整体来看，这一阶段，资本品占比基本稳中略降，中间品占比继续提升，消费品占比持续下降，这与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位置的变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即从最初以加工、组装等低端制造环节融入全球产业分工，向中间产品部分核心环节延伸，即出口更多的中间品至东南亚等国进一步加工组装成为最终产品。

二、我国出口商品技术含量的变化趋势

从出口商品的技术密集度来看，我国制造品出口从低技术向高技术转移现象明显，出口商品技术含量逐步提升。在联合国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体系下，出口的制造品分为四类：资源型制造品、低技术产品、中等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2002年以来，我国四类制造品出口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年均增速分别为13.8%、12.3%、15.1%和15.5%，其中低技术产品增速最低，高技术产品增速最快，资源型制造品占比长期稳定在8.8%左右。

分阶段来看，2002—2010年，除低技术产品外，其他三类产品的年均增速均超过了20%。加入WTO初期，低技术产品是我国出口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占比达到36.1%，至2010年占比已经下降至30%以下，但仍然是占比第二大的类别。中等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占总出口的比重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尤其是高技术产品，2010年占总出口的比重较2002年提高了将近9个百分点，并取代低技术产品成为最主要的出口类别。可见，这一时期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明显提升，出口的技术结构明显优化，但也应认识到，这是我国积极承接加工贸易转移、融入全球产业链低端加工组装环节并出口最终制成品的阶段，出口高技术产品中的核心零部件主要依赖进口，我国实际承接的并不是高技术生产环节，因此，我国出口商品的实际技术含量要略低于数据所呈现出来的水平。

2010—2017年，高技术产品的年均增速低于低技术产品和中等技术产品。这一时期，外资企业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比重从54.6%下降至43.2%，内资企业逐步进入除加工组装之外的重要生产环节，但由于我国发展起步较晚，生产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内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攀升是从中低技术产品开始的，最终表现为中低技术产品出口增速快于高技术产品。总体来看，2010—2017年我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仍然是在提升的，内资尤其是民营企业活力明显增强，也为下一阶段我国内资企业向全球产业链高技术生产环节攀升奠定了基础。

三、我国出口商品的附加率变化情況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贸易增加值，与传统的进出口总值相比，能更为准确地衡量国家/经济体间的贸易利益。我国外贸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在国际产业分工不断深化、范围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产品生产跨越多个国界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很多产品的价值实际上被很多国家分享，而不是仅由最终出口该产品的国家占有。因此，贸易增加值，即一个国家/经济体在对外贸易中所得到的增加值或实际利益所得，与传统的进出口总值相比，能更为准确地衡量国家/经济体间的贸易利益。尤其我国外贸的一大特点是加工贸易占比高，曾经一度维持在50%以上，加工贸易出口商品的生产需要进口大量的中间投入品，在中国只进行组装、加工等简单、附加值低的环节后再出口制成品，出口额中包含的中国的增加值比一般贸易更少，因此，必须区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出口产品的附加值率。

整体来看，我国出口商品的附加值率有明显提升。从表3可以看出，2010年，我国每1000美元出口所拉动的国内增加值（下文统称：单位出口增加值）为628美元，至2017年则明显提高至715美元，七年间提高了87美元，表明我国出口商品对国内增加值的拉动作用明显加大。从贸易类型来看，服务贸易的单位出口增加值远高于货物出口，这也正是我国鼓励发展服务贸易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的单位出口增加值明显高于加工贸易，2017年加工贸易的单位出口增加值仍然只有409美元，不到一般贸易单位出口增加值的一半，因此一般贸易占比的提高有利于我国出口附加值率的提升。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单位出口增加值仍有待提升。但2017年美国向中国每1000美元出口拉动的增加值为827美元，比我国货物单位出口增加值的700美元高出127美元，这表明与国际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出口商品的附加值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但存在的差距将成为未来我国外贸质量提升的空间和潜力。

资源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单位出口增加值普遍较高，而制造业产品相对较低。2012年，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四大资源生产部门的单位出口增加值均在850美元以上，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等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单位出口增加值也在800美元以上，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三大制造加工部门单位出口增加值则低于600美元，可见，资源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附加值率远高于制造业产品。至2015年，绝大部分生产部门的出口附加值率均有提升，但以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为例，单位出口增加值521美元，比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906美元存在385美元的巨大差异。未来，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中的位置，占据研发、销售等高附加值环节，改变在高技术产品生产环节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将是我国未来出口新的增长动力。

四、推动高技术、高品质、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思路和建议

在当前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仍是国际分工主要形式的前提下，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位势，推动高技术、高品质、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是我国货物贸易增长的重要抓手。同时，新型消费品、新型资本品和服务贸易将成为我国外贸发展新的增长点。结合前三部分对我国出口商品的用途、技术含量及附加值率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综合运用创新政策和产业政策有效改善要素禀赋

贸易竞争力的核心是产业竞争力。首先，以推动各种创新主体的有机组合为重点实施供给侧创新政策。以加大公共研发投入、推动创新成果产业化为代表的供给侧创新政策作为创新的主要源泉，应作为“面”上的创新政策;以政府采购、提高技术标准为代表的需求侧创新政策则针对关键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点领域，应在“点”上取得突破。其次，加快由选择性产业政策为主向功能性产业政策为主的转变，积极加大功能性产业政策实施力度。最后，进一步改革现行人才管理体制机制，大幅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建议进一步健全科研人才在企业、学校、研发机构之间的自由流动机制，大力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并积极推进开放式创新合作，加快推进国际人才管理改革，有效吸收境外高端人才来华创新创业。

（二）大力发展贸易新业态

新型的数字贸易、服务贸易、跨境电子商务等贸易范式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建议在服务贸易领域，完善现有的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大力发展面向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售后服务全过程的检验检测、标准、认证、研发、工业设计等生产性服务，大力发展新型服务外包，并积极扩大相关服务出口。在数字贸易领域，鼓励发展文化艺术、数字出版、动漫游戏开发、软件开发测试、数据处理、信息管理、客户服务、供应链管理等新兴服务贸易出口。在跨境电子商务领域，完善相应的海关监管、检验检疫、退税、物流、结算、外汇等支撑系统，加快推进跨境贸易电子商务配套平台建設，积极发展新型跨境电子商务贸易。

（三）积极开展新型分工合作

在新技术革命的带动下，国际合作不一定要通过资本和商品的跨境流动才能够完成，而往往采取开放式创新、互联网定制、网格化研发等新型方式，这些方式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体现的尤为明显。未来我国应积极推动本土企业开展新型分工合作方式，如加强和全球龙头药企的合作，积极开展新型药物的临床试验;和境外人工智能研发机构在人工智能的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产品制造等领域开展合作，共同制定人工智能某个领域的标准、建设人工智能互联网平台开展个性化定制、通过打造开放式创新平台提升工业机器人等人工智能产品制造水平。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外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