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佛光寺

计划明天的工作。

那一年，梁思成36岁，林徽因33岁。

当第二天黎明到来时，他们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调查：大殿的佛坛上有唐代彩塑佛像35尊，金刚等33尊。另两尊特别的人物塑像，按照老和尚的说法，一尊是建殿施主武则天，另一尊是建殿主持者愿诚和尚。这两尊塑像虽然小些，但形态却很生动。此外，大殿两侧，还有明代塑造的罗汉像296尊。（图5、6）

大殿的斗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础他们都细致看过，无论是单个或总体，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晚唐时期的特征。

其实，面对佛光寺内诸佛菩萨的塑像，梁思成、林徽因一眼就可看出是晚唐的作品，因为这些塑像和敦煌石窟的塑像极为相似。尤其是林徽因，她受过严格的美术训练，只要看一眼，就可以大致分辨出作品的年代。

假如这些塑像是唐代遗存，庇护塑像的建筑就有可能是唐代的。

梁思成、林徽因认为，如果大殿经过不断重修，眼前的唐代塑像将很难完整保存至今。

柴泽俊介绍：可惜的是，1929年，寺院诚习老和尚出于好心，化了许多布施，对佛光寺的佛像全部油饰一新。唐代塑像有点炫光刺目，颜色有点鲜丽，而且不是按照原来的颜色油饰的，但是它的骨骼、体量、造型、神情，依然是唐代原作。

面对近在咫尺的佛光寺，梁思成被那层层交叠而又宏大雄伟的斗拱所震撼。虽然这些斗拱像承受了千年的委屈一般，交错折叠在宽大深远的屋檐下，而正是这种稳健牢固的姿态，支撑着佛光寺千年的骨骼和历史。

斗拱是中国古建筑特有的构件，在立柱和横梁交接处，在柱顶上层叠形成弓形的承重结构叫拱，拱与拱之间垫的方形木块叫斗，合称斗拱。通常在较大建筑物的柱与屋顶间的过渡部份设置斗拱，用于支撑和承接庞大的屋顶，将其重量直接或经过额枋间接地传递到柱础上。

斗拱高度约等于柱高的一半，其中每一构件都有其结构功能，从而使整幢建筑显得非常庄重。这是后来建筑所未见的。

梁思成评价：此殿“斗拱雄大，出檐深远”。

经测量，斗拱断面尺寸为210×300厘米，是晚清建筑斗拱断面的10倍；屋檐探出达3.96米。这在宋以后的木结构建筑中也是找不到的。莲瓣造型的柱础，是唐代最流行的风格。梁带有曲线，称为月梁，一般古老的建筑才使用。天花板叫作平闇，佛光寺东大殿的平闇，方格密小，是唐末及五代建筑通用的做法。

眼前的陈列，美轮美奂，世间罕有，他们仿佛来到了一座古人特地为他们留下的艺术宫殿。这是一件人间的珍品，纯净而典雅，这将是一个惊世的发现。可是，创作者是谁？作品诞生的年代又是何时？反复搜寻一直没有找到任何碑刻和题记上的文字记载。也没有发现通常写在屋脊檩条上的文字。

梁思成决定，爬到天花板上去碰碰运气。

70多年前，梁思成究竟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天花板上面的隐秘处发现了什么？

关于天花板上的奇特见闻，梁思成这样写道：“我在那里看到了一种屋顶架构，其做法据我所知只有在唐代绘画中才有。使用‘大叉手’，而不用‘侏儒柱’，这和后世中国建筑的做法全然不同，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山西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郑庆春说，大叉手结构，从汉代开始有，南北朝也有，在石窟上边有这种形象，但是实物没见过，梁思成夫妇做了大量的古代建筑调查，在北方调查了数百处，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结构，这种结构可以明确地判断是唐代的原物。

叉手的作用，是承托屋顶的重量。叉手的做法，到宋代，演变成叉手之间加上侏儒柱，而到了清代，叉手完全不见，只保留了侏儒柱。

梁思成写到：“这个‘阁楼’里，住着好几千只蝙蝠，它们聚集在脊檩上边，就像厚厚的一层鱼子酱一样，这就使我无法找到在上面可能写着的日期。除此之外，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吃蝙蝠血的臭虫，工作至苦。”

连续3天的辛勤查勘，梁思成仍没有找到确切的建造年代。

如果仅靠大殿的唐代结构和雕塑的风格特征来判断建筑的年代，误差有时可能多达半个世纪。

此时，一直负责地面工作的林徽因突然欢快地叫了起来，她发现一根大梁上有很淡的毛笔字迹。

他们请寺里的老僧在附近村庄找了两个农民搭了个架子。林徽因自告奋用上去擦洗污垢。没想到，这个看似简单的过程，竟然整整持续了3天。

梁上那行文字是：“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意思是，大殿是由一位叫宁公遇的女性捐钱建造的。正当大家还在琢磨这段文字时，林徽因突然快步奔向大殿外的石经幢。她忽然记起，在佛光寺大殿前的石经幢上似乎也有相同的名字。（图7）

果然，石经幢上刻有这样一句话“女弟子佛殿主宁公遇”，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梁上的题字与经幢上的刻文相互吻合，大殿的建造时间终于能够确定了。（图8）

石经幢上刻写的纪年是：唐大中十一年。根据推算，应该是公元857年，距发现之日整整1080年。

调查进行到这个阶段，似乎需要把思路重新再理一遍：寺院老僧说的那尊武则天塑像，其实就是功德主，也就是捐钱修建佛光寺的宁公遇本人。宁公遇像是一位年近40岁的贵夫人，面貌丰满，衣着入时，是一尊写实的肖像。

与这座非凡建筑的诞生有关的人物除了施主宁公遇，还有一个人，他叫愿诚禅师。唐武宗灭佛后，40岁左右的愿诚禅师四处化缘，复兴了佛光寺。另一位叫王守澄，他以“功德主”的名义与宁公遇的名字出现在同一根木梁上，这个颇神秘的人究竟是什么身份？他与佛光寺的诞生又有什么关系呢？

梁架上的两行题记，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右军中尉是唐代宦官的首领，佛殿主宁公遇，只记载是唐长安送供女弟子。梁思成先生推测，宁公遇有可能就是王守澄的家人，因为在唐代，有宦官娶妻的习俗。因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没有那样大的财力，她必须有强大的后盾。

柴泽俊说，东大殿是京都长安的布施者、长安的建筑大师们和当地建筑匠师一起修成的。发挥了民间匠师的特色而形成的东大殿，是一座唐代的代表性作品。 代表唐代最高水平的众多艺术作品汇集在一座寺庙里，而且同时被发现，如此重要的意外收获，成为梁思成和林徽因多年来寻找中国古建筑最快乐的事情。

梁思成后来满怀欣喜地说：“这是我们这些年的搜寻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建筑。不仅如此，在这同一座大殿里，我们找到了唐朝的绘画、唐朝的书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筑。它们是稀世之珍，但加在一起它们就是独一无二的。”

他们临走时，林徽因面对宁公遇塑像沉默了很久后对梁思成说：“我真想在这里也为自己塑一尊像，让林徽因这位女弟子永远陪伴这位虔诚的唐代大德仕女，在这肃穆寂静中盘腿坐上一千年。”

梁思成后来写了一段颇富诗情的感慨：“施主是个女的！ 这位年轻的建筑学家，本身是个女人，将成为第一个发现中国最希奇的古庙的人，而该庙的施主竟然也是个女人，显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

在以后的时间里，梁思成和林徽因全面查阅和研究了这座寺庙。

佛光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隋唐之际，已是五台名刹，“佛光寺”这个寺名屡见于各种史书记载。

公元845年，也就是唐武宗会昌五年，皇朝发动灭法运动，寺内除几座墓塔外，其余全部被毁。偌大的佛光寺土崩瓦解，变成一片废墟，僧人也全作鸟兽散。

公元857年，也就是大中十一年，京都女弟子宁公遇和高僧愿诚主持重建佛光寺。

现存东大殿及殿内彩塑、壁画等，即是这次重建后的遗物。

柴泽俊说，从寺前地基上钻探到的砖瓦情况看，佛光寺的规模原来比较大，在隋唐时期是五台山的一座著名佛寺。

佛光寺在唐代重修后，因为佛教已经开始走入衰败而少有记载，基本被遗忘了。

到了12世纪金代以后，佛光寺前院两侧兴建了文殊、普贤二殿。在文殊殿对面，曾经有普贤殿和天王殿，但是，这两间殿堂分别在明崇祯年间、清光绪年间不慎被烧毁。院内的南北厢房是民国初年增建的。在长达一千一百多年的漫长岁月中，经历过8次5级以上地震的佛光寺东大殿为何硕果仅存呢？ 柴泽俊说，它的台基前半截是垫起来的，非常坚固，后半截就坐在石岩上。潮气不容易上升，里边的塑像没有腐蚀现象。

东大殿天棚下拱眼壁上遗存的唐代壁画，是梁思成在大殿梁架上测绘时偶然发现的，唐代壁画上所使用的白色颜料一千年后会变成黑色，这个认识得益于他对古代壁画所用颜料的了解。因为唐代壁画的矿物颜料有锌白，画白颜色的部分，面部等需要白颜色的地方，经过多年的变化会发黑。

梁思成、林徽因之后对佛光寺的深入研究实际上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梁思成当年对东大殿正面的大门做了仔细研究后认为，“其造门之制，是现存实例中所未见的”。由此他留下了这样的悬念：“门部的结构恐怕是明以后物，其结构法是否按最初原形，则尚待考。”

东大殿现存的五扇大门究竟是不是后人在维修时添加上去的呢？

27年后的1964年，梁思成的学生，中国营造学社最后的传人罗哲文先生和山西考古专家孟繁兴一同前往佛光寺考察。在那儿遇到大雨，当时交通不便，晚上就留宿寺中。

那一年的7月偏偏多雨，一连下了好几天，像是老天爷有意留客。在寺院住下来的罗哲文，每天打着电筒在东大殿里查看，这一看，又是石破惊天。

细观之下，罗哲文在大门背光处的门板上发现有墨迹，经过仔细搜寻，罗哲文和孟繁兴竟然在大门内面的门板、门框上，找到了数十处从唐代到明、清时期的墨书题辞。年代最早的一处题辞仅四个字“咸通七年”，这是唐懿宗的年号，也就是公元866年，距佛光寺落成仅仅9年。

门上留下的珍贵墨迹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罗哲文说，当时有一个争论，很多有名的专家认为东大殿前面的门是后来改的，它前面原来应该是廊柱，门在后面。

根据梁思成当时绘制的东大殿平面图，东大殿主体建筑由外围的檐柱一周和内柱一周组成，跟《营造法式》所称的“金箱斗底槽”做法大致相同。由于梁思成曾有“门部的结构恐怕是明以后物”的判断，所以后来不少专家据此认为，现在大门的位置，应该是一道回廊。

罗哲文说，题记题在门上，而且题在门框上，这样就解决了佛光寺研究中的一个争论。

门上的题辞如同书画上的落款印章，天衣无缝地证明了大门的结构并未经过任何改动，依然是唐代原物。

罗、孟二位先生不仅发现了门上的题辞，而且还找到了一幅画在佛座背面的唐代壁画，此画由于长期密闭，不见阳光，发现时色彩如新。经过比对，这幅珍稀的唐壁画与唐代吴道子的《天王送子图》内容和结构相近。（图9）

10年后，1974年，柴泽俊先生在东大殿研究壁画时，再次发现了多处唐代壁画，加上梁思成、罗哲文、孟繁兴等人此前的发现，佛光寺遗存的唐代壁画多达60余平方米。

柴泽俊说，寺庙中保存唐代壁画，全国仅此一处，其它是敦煌莫高窟石窟里保存下来的。因此，佛光寺为数不多的壁画，是我国绘画史上的重要一页，是当前保存下来最早的壁画的实证。

在佛光寺工作一个星期后，梁思成他们决定离开寺院。

梁思成告诉寺院老僧，自己已准备把这一重大发现报告山西省当局，以敦促实现对佛光寺的永久保护。

几天后，梁思成从报纸上得知，日本军队的枪炮声已响彻北京城，中国已没有了安宁。

但是，他们几天前的发现，将最终奠定梁思成与林徽因作为中国建筑史学者的最高成就。

但遗憾的是，在距离佛光寺西北几十公里的山中，有一座南禅寺，它的建筑年代比佛光寺还要早。由于时局的纷乱，梁思成林徽因和它擦肩而过。（图10）

在梁思成和林徽因发现佛光寺16年之后，1953年，山西考古人员考察了南禅寺，他们根据殿内屋梁上写有“大唐建中三年”的墨书题辞考证，南禅寺是公元782年重修的，时间比佛光寺的落成要早75年。这意味着，南禅寺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座唐代木结构建筑。也意味着，由于梁思成、林徽因对佛光寺的发现，历史仅存的两座唐代木结构建筑，从此在中国的大地上双星闪耀。

1961年，五台山佛光寺被列入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4年，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在美国出版，佛光寺考察成果是其中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