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席力图召、小召木牌楼比较研究

摘 要：席力图召牌楼和小召牌楼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保存完整的两座清代召庙木牌楼，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和很高的历史、艺术价值，代表着内蒙古地区召庙牌楼的不同装饰风格。对研究清代内蒙古地区，尤其是呼和浩特地区藏传佛教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席力图召；小召；牌楼；装饰艺术；比较

牌楼又称牌坊，是明清时特有的一种单片式独立建筑。梁思成先生认为：“牌坊为明清两代特有之装饰建筑，盖自汉代之阙，六朝之标，唐宋之乌头门棂星门演变形成者也。”在明清两代中原内地建造了大量的牌楼，涉及木、石、琉璃多种材料，通常被作为古建筑群的附属建筑，设于建筑群入口，其中一部分牌楼独立设置于街心、桥头、路口、墓前，成为纪念性建筑。明永乐年间，在北京各个主要街道修建了大量牌坊，曾达百余座。18世纪末，英王乔治三世为打开对华贸易大门，以为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派出一个庞大的访华团，访华团的副使斯当东在他著的《英使偈见乾隆纪实》中对牌楼有这样的描述：“许多漂亮的牌楼横穿街道。按照字义，牌楼相当于凯旋门，但门上面并没有拱门。牌楼是木制的，牌楼门共三个，两边的小，当中的高大。牌楼上面共有三层顶盖，油漆雕刻得非常漂亮。牌楼上面横楣上用油漆或者涂金写着几个中国字，说明这个牌楼的建筑意义，有的为了纪念某一个人，有的为了纪念某一件事。” 由此可见牌楼在明清中原内地非常普及，但在塞外草原，牌楼这种建筑形式的出现则是伴随着藏传佛教第二次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和发展而出现的。

1368年元朝灭亡后，蒙古人被迫退回北方草原建立了与新生的明朝政权对峙的北元政权，经济上随即陷入困境，在失去中原农业地区的支援后，蒙古人重新回归了游牧生活，商路阻隔，战事频繁，造成北方经济的极大破坏，同时导致中原文化向蒙古地区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阻断。地域的封闭使在明朝兴起，在内地被广泛建造的牌楼这种建筑形式也一并被阻挡在蒙古草原之外。明朝末年，随着藏传佛教的第二次传入蒙古，一切有了改变。16世纪末，蒙古右翼首领阿拉坦汗在征伐青海的过程中，接触到了藏传佛教格鲁派一支。1578年，阿拉坦汗与藏传佛教新兴的格鲁派首领索南加措在青海仰华寺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正式揭开了藏传佛教进入蒙古传播发展的序幕，在会上蒙古人放弃了原来信奉的萨满教，改信藏传佛教，并答应回到蒙古地区建造寺庙，供奉佛祖。1579年，阿拉坦汗在今呼和浩特建造了蒙古地区第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大召。由于蒙古人不懂建造寺庙的技术，寺庙的建造任务主要由蒙古人主持，汉人工匠完成，这使得蒙古人供奉佛祖的寺庙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汉人宫殿建筑的样式特征，并且在建筑群中占有大量比例。对于蒙古人建寺供佛一事，当时的明朝政府也给予了相应的支持，使得汉人宫殿建筑形式通过宗教的传播正式进入塞外草原。进入清代，清政府加大了以宗教柔顺蒙古这一政策的推行力度，不仅以政府出资的形式兴建黄教寺庙，还通过朝廷赐名的形式鼓励蒙古的王公贵族及佛教高僧兴建寺庙，这些举措使得藏传佛教在蒙古草原得以迅速并且广泛的传播，在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五朝都有大量黄教寺庙被新建、扩建，黄教寺庙建设席卷了整个蒙古草原，牌楼这种建筑形式也随即出现在个别召庙的山门前。

大召建成后，呼和浩特很快成为宗教中心，蒙、藏、汉各民族及蒙古各部落间在此相互进行文化交流，格鲁派教义得以向蒙古各部落传播，寺庙建设也以大召为起点，陆续在蒙古各部落间展开。从明末到清中期，归化城城内及周边建造了大量的召庙，以至于当时的归化城召庙林立，僧众遍布，被喻为“召城”，更有“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的谚语，席力图召、小召就隶属“七大召”之列，并排名在前。在蒙古语里“召”是“寺”之意。席力图召中的“席力图”是蒙古语 “法座”、“首席”之意，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被赐汉名延寿寺。最初寺庙由阿拉坦汗之子僧格都棱汗于1582年为迎西藏三世达赖喇嘛到蒙古驻锡传教而建。三世达赖喇嘛在蒙古圆寂后，寺院由其高徒希迪图·噶布楚主持，由于希迪图·噶布楚在17世纪的蒙文文献中以锡勒图·固什·绰尔济著称，当其掌管寺院后，获得了“席力图呼图克图”的称号，这座寺院遂被称为“席力图召”，希迪图·噶布楚是为“席力图一世”。小召，蒙古人称“巴噶召”，“巴噶”是蒙古语“小”之意。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被赐汉名崇福寺。据传小召为阿拉坦汗之孙俄木布·洪台吉在1623年所建，为与阿拉坦汗所建大召相区别，蒙古人称之为小召。

大召、席力图召、小召三座寺庙均为阿勒坦汗及其家庭成员所建，自大召由西向东一字排开，在空间距离上皆百步之遥，在呼和浩特地区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惜小召于“文革”时期被毁，殿堂被拆除，用地改作学校，今只剩一座木牌楼。席力图召保存尚为完整，在天王殿前亦立有一座木牌楼。这是目前呼和浩特地区唯一遗存的两座清代召庙牌楼。小召牌楼位于呼和浩特市旧城小召街，席力图召牌楼在其西侧，位于呼和浩特旧城玉泉区石头巷北端，在地理位置上两座牌楼相距不远，但二者建于不同时期，在建筑方面更多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具体表现在：

（1）建造历史。在文献中关于席力图召牌楼的记述非常少，在现存的牌楼明楼正中有一匾额，南侧为藏文，北侧汉文书写“光慧普照”，匾额落款时间为“康熙三十三年吉日”（1694年），此时席力图召的呼图克图为席力图四世，其在1694年对席力图召进行过扩修，时达两年之久才基本完成，一说牌楼建于此时，一说牌楼重修于此时。现存的小召牌楼明楼正中有一匾额，南北两面皆汉文书写“普照慧光”，匾额落款时间为“乾隆五十一年仲秋榖旦”，为乾隆年间重修所记。具体建造年代依据荣祥所著《土默特沿革》引载，据增修碑记（已失存）所刊年月推算为雍正三年至五年。其建造年代要晚于席力图召牌楼。

（2）建筑等级。牌楼的建造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等级的高低取决于其间、柱、楼的数量以及楼顶的形式和楼顶所覆材料 。间、柱、楼的数量越多，等级越高。通常帝王神庙、陵寝会用到“六柱五间十一楼”，臣民最多用到“四柱三间七楼”。只有孔子的“万古长春”坊破例使用了“六柱五间五楼”。其次是楼顶形式，由低到高档次顺序为：悬山顶、歇山顶、庑殿顶，其中庑殿顶级别最高。在楼顶所覆材料方面，主要有青灰砖瓦和琉璃砖瓦，琉璃砖瓦的档次要高于青灰砖瓦，即使是琉璃楼顶，满铺黄色琉璃砖瓦的等级要远远高于多彩琉璃砖瓦。席力图召牌楼为“四柱三间七楼”结构，楼顶为庑殿顶，由黄、绿琉璃制品覆盖，屋盖覆黄色琉璃瓦，除正脊和一段垂脊为黄色琉璃砖瓦外，其余构件均为绿色琉璃。小召牌楼为“四柱三间三楼”结构，楼顶是集卷棚歇山的殿式做法与冲天柱式柱头施云罐代吻的混合式形制，做法尚属罕见。楼顶主要由绿色琉璃制品覆盖，云罐施黄色琉璃，在正脊、垂脊等琉璃构件装饰中零星有蓝色、紫色点缀。二者虽然同样大量使用了绿色琉璃，但在色相方面迥然不同，席力图召牌楼的琉璃绿色色泽发深，近于蓝绿；而小召牌楼的琉璃绿色色泽尚浅，近于翠绿。从形制上看，席力图召牌楼规格等级远远高于小召牌楼。

（3）建筑风格。席力图召牌楼风格为典型的官式风格，明显受北方宫殿建筑影响或皇家宫苑的官式牌楼影响，牌楼由寺院自身建造，楼头较小，形式上舒展大方，装饰上简洁大方，更好地展现了席力图召的寺院地位，也增加了寺院入口的仪式性。小召牌楼风格则为典型的晋式风格，其突出特点就是楼头沉重硕大，口檐悬挑夸张，装饰上较为烦琐。清统一蒙古地区后，大量的山西商贾聚集归化城，进行商业贸易，牌楼由当地商贾捐资建造，据说费逾千金，体现出捐资者鲜明的地区特点和喜好。

（4）装饰艺术。牌楼的装饰主要体现在两部分，即楼顶装饰和额枋栱柱装饰。楼顶装饰体现在材料的选择和搭配上。额枋栱柱装饰主要体现在雕刻和彩绘方面，其文化内涵主要通过牌楼上绘刻的纹样及匾额、楹联、诗文来表现。装饰纹样内容多涉及几何图形、人物花鸟、历史传说、自然山水等众多题材，丰富多样且伴有吉祥寓意，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功能。通常石质牌楼多雕刻，木质牌楼多彩绘。席力图召牌楼与小召牌楼的楼顶都用到了黄、绿琉璃制品，但在色彩配比上有较大区别。席力图召牌楼以黄色为主，绿色为辅，出现的多彩琉璃以绿色为主，黄色少量点缀，各条脊上无装饰花饰。小召牌楼则以绿色为主，黄色为辅，多彩琉璃主要出现在正脊、垂脊和云罐部分，大量使用花卉造型进行装饰，在花卉用色上除了黄、绿色还出现了少量的紫、蓝二色，并且纹样采用高浮雕手法，色彩搭配鲜亮，显得楼顶花团锦簇。小召牌楼楼顶由于挑檐突出，亦属藏传佛教寺院，其明次楼角脊端头没有设置常见的道教“仙人骑鸡”形象，而是设置了佛教的弥勒形象，后面设置了龙、狮、天马、凤或押鱼跑兽；席力图召牌楼楼头体量较小，只在边楼角脊设置了狮、押鱼或天马跑兽，其余楼头角脊皆无跑兽。

在斗拱装饰方面，席力图召牌楼明楼采用十一踩重昂斗拱形制，次楼采用九踩重昂斗拱形制，斗拱间不设垫栱板，在斗拱装饰方面中规中矩；小召牌楼由于其晋式特点，楼头体量几占整个牌楼的一半，斗拱运用垂莲柱式隔架做法，明次楼均采用十三踩重昂斗拱形制，外拽瓜拱两端雕刻成卷草纹样，层层叠叠，装饰性极强。斗拱间设有镂空垫栱板，内容也均为卷草纹样。最为独特的是在每个楼头转角处的耍头雕刻成裸露上身的力士骑龙形象，威风凛凛。在镂空花板的使用上，小召牌楼较席力图召牌楼在花板数量、体量上都有所不及，没有在两侧次楼上出现类似席力图召牌楼次楼上出现的“五福捧寿”的大型花板，多以小块出现，主要集中在垂莲柱架上，装饰题材多以卷草纹样进行变化、组合，辅以搭配花草纹样，而席力图召牌楼则大量使用了动植物纹样，数量众多，种类丰富。

在额枋彩画装饰题材方面，席力图召牌楼出现了世俗题材和藏传佛教题材共处一室的现象，一方面大量富有吉祥寓意的纹样集中绘制在额枋上；另一方面藏传佛教装饰语汇也填充其中，成为区别于内地同类形式牌楼的主要特征，在匾额下额枋的彩画中，出现了在藏传佛教装饰系统中常会见到一种兽面装饰纹样，称之“鬼脸”，兽面口含缨络，环眼圆瞪，宽鼻狮口，头顶一对卷曲犄角，下垂的人手常抓着缨络，缨络端头系铃、螺法器。另外，佛教的吉祥八宝纹样也被绘制于额枋之上；而小召牌楼的彩画装饰更多反映出民间彩画特色，苏式的“包袱”反复出现，内容多为历史或戏曲人物故事，这点在席力图召牌楼彩画中没有出现。席力图召牌楼大额枋下施雀替，明间雀替雕祥龙戏珠纹样，次间雀替雕丹凤牡丹、松鹤同春纹样。小召牌楼雀替全部丢失，其纹样情况不得而知。二者皆以四根红色楼柱和八根红色戗柱支撑，并在支撑楼头时都用到铁挺勾，其中席力图召牌楼楼柱柱头饰有藏式特色的兽面装饰，夹杆石由两道铁箍紧紧箍住，粗壮但无纹样装饰；小召牌楼楼柱柱头无装饰，夹杆石比席力图召夹杆石高出近0.4米，由上、中、下三道铁箍紧紧箍住，并在顶部有梯形隆起，上面雕有如意纹样。

如今小召只剩一座牌楼证明其昔日的存在和辉煌，以至于很多当地人都忘记了小召的存在，遗存的牌楼只能作为一种纪念标志，已丧失了其在建筑群落中的导向作用，而席力图召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也遭受了毁坏，但总体上汉式寺院“伽蓝七堂式”的中轴布局形式保留清晰，这座立于天王殿外的木牌楼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席力图召牌楼、小召牌楼都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和很高的历史、艺术研究价值，代表着内蒙古地区召庙牌楼的不同装饰风格，为研究清代藏传佛教在呼和浩特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实证。如今随着内蒙古文化产业的大力发展，草原旅游业的蓬勃兴盛，召庙文化已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打造的一项旅游文化项目，召庙牌楼又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成为装点城市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参考文献：

[1]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2] 韩昌凯.华表·牌楼[M].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莫日根（1975—），男，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艺术设计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地域建筑装饰及地域室内空间设计。

吕奇达（1979—），女，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艺术设计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