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犹太人清真寺规模与格局变迁

摘要：开封犹太人清真寺是开封犹太教众举行礼拜、诵经、祷告等宗教礼仪的场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先后经历11次重修、重建，面积从556.1m²增至8196.2m²。清真寺的格局也相应发生变化，由起初“一进院”扩至“四进院”，从独尊上帝进而增添了尊崇民族祖先、社团及家族先人的宗教设施，清真寺的文化功能益加丰富。考察开封犹太人清真寺，不仅需要结合犹太宗教文化进行研究，而且需要关照开封犹太人所处的儒家文化环境。

关键词：清真寺；开封；犹太

中图分类号：K87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3-0107-07

开封犹太人清真寺作为开封犹太人举行礼拜、诵经、祷告等宗教仪式的场所，它不同于西方犹太“会堂”，也与穆斯林清真寺（Mosque）差别很大。作为开封犹太人宗教文化的载体，清真寺的历史变迁是开封犹太社团兴衰的缩影。西方传教士和外国学者在关注开封犹太人的同时，对清真寺多有论及。但是，基本限于对清真寺实地考察后的文字描述，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中国学者从19世纪末开始关注开封犹太人群体，至民国初年渐成热点议题。其中，以1923年陈垣先生的《开封一赐乐业教考》最具代表性。20世纪90年代以后，徐伯勇、张倩红对犹太人清真寺的历史沿革、布局等进行考察，弥补了相关研究的欠缺。

目前，开封犹太人存世的文物典籍，多是在清真寺中保存和流传下来的。遗留的碑文主要有四通：明弘治二年（1489）《重建清真寺记》、明正德七年（1512）《尊崇道经寺记》、清康熙二年（1163）《重建清真寺记》及《碑阴题名记》、清康熙十八年（1679）《清真寺赵氏牌坊并开基源流序》（简称弘治碑、正德碑、康熙碑、碑阴题名和祠堂述古碑记）。康熙碑文由清代开封籍大儒刘昌撰写，其余诸碑文为犹太儒生金钟、左唐、赵映衮等撰写。因碑文拓片时间不同，造成流传版本较多且差异明显。考察清真寺，不仅需要结合犹太宗教文化进行研究，而且需要关照开封犹太人所处的儒家文化环境，这对拓展开封犹太人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以开封犹太人遗留碑文、楹联和传教士书简等为基本史料，对清真寺重修历史、规模及格局变迁作系统梳理。

一、清真寺的重修与规模变迁

普拉克（Michael Polak）、怀特（W.C.White）、莱斯利（Donald Daniel Leslie）、陈垣、徐伯勇对清真寺重建、重修过程均有研究。但因文献制约与语言差异，对重建次数统计并不一致。普拉克的记录为8次；莱斯利增记康熙十八年（1678）赵氏祠堂和牌坊的修建，计为9次；陈垣根据康熙二十七年（1688）新增牌匾楹联，判断1688年清真寺完成第10次维修；徐伯勇根据传教士书简，证实明万历年间的一次重修，总计11次。经过多次重修、重建，开封犹太人清真寺的规模不断扩大。

元代至清顺治十年间，开封清真寺共有9次重建，规模显著扩大的是第5次与第6次：成化年高鉴等人增建后殿三间；弘治二年宁夏金瑛购置“寺地一段”。清真寺重建面积没有扩大的是第4次与第9次：第4次按照至元十六年的规模重建，第9次“按照古刹清真寺”的规模与格局重建，规模并未扩大。针对第2、3次重修，碑文仅略记其事而未言规模变化。明正德七年，第7次重修，新建二门一座（后毁于崇祯十五年黄河水患，顺治十年重修），立碑亭一座以藏正德碑。第10、11次重修，陈垣仅记其大略，徐伯勇详列修建缘由与内容，“清代康熙十八年（1679）赵氏建祠堂，并立牌坊一座”、“清代康熙二十七年（1688）艾氏建艾氏祠堂，艾氏族人又新添置楹联悬于各殿”。需要强调的是，第8次重建约在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前后。这次重建不见于中文记载，而由传教士书简得知。1605年6月25日艾田会见利玛窦时提及，“他们最近刚花了一万多金子把这座教堂整修一新”。1605年是万历三十三年，艾田言“最近”应为时不远，可能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重修原因在于清真寺发生重大火灾，寺内经书、建筑等烧毁殆尽。考虑到这次火灾是清真寺内部灾患，并未对犹太人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犹太会众有能力花重金完成灾后重建。火灾的严重后果是焚毁清真寺藏经书，“它（清真寺）的《托拉》与其他经书都在万历年间在一场焚毁犹太教会堂的大火中化为灰烬……从这场大火中抢救出来的唯一一部书就是《五书》，目前尚保留有大部分，但保存状况很糟”。宋君荣认为第8次重建是按照焚毁前格局进行恢复性重建，与此前的规模一致。“重建的犹太会堂与利玛窦神父所讲过的那一座完全相同，与艾儒略神父参加过和在万历年间被焚的那一座完全相同”。但是宋君荣论断并不准确，他讲的“重建的犹太会堂”是天顺五年（1461）第4次重建的清真寺。利玛窦讲的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左右第8次重建的清真寺。1613年，艾儒略奉长上命令，亲自前往开封，见到的是第8次重建后的清真寺。因此，万历年间被焚毁的“会堂”应是正德七年（1512）第7次重修的清真寺。从天顺五年第4次重建至万历三十二年第8次重建，清真寺格局发生很大变化，增加“后殿三间”（第5次重建）、“寺地一段”（第6次重建）、二门和碑亭、弘治碑和正德碑各一（第7次重建）。

围绕第9次重建的时间，学者们的观点更加分歧。陈垣将康熙碑立碑时间记为清真寺重建年代，认为“八修于康熙二年”；潘光旦根据寺内匾额落款时间，认为“最迟始于顺治十三年冬，特至康熙二年始全部完成而立碑”；徐伯勇认为从“清代顺治十年（1653）至康熙二年（1663）”；怀特认为，从1657年开始至1663年竣工；普拉克从立碑时间推定，重建完成时间不晚于1663年。笔者认为清真寺第9次重建确切时间应在顺治十年（1653）并于当年或次年竣工。这次重建的首倡者是时任大梁道中军守备的教人赵承基。明末开封水患（1642年）后，犹太人避水难至河北。其间赵承基利用军官身份，在清真寺周围“遣士卒昼夜巡逻以卫之”。1653年开封犹太人返汴后，决定捐资修寺。赵承基“首捐奉资”出“前殿于黄沙”。犹太人踊跃捐输，渐次重建清真寺内各种设施。因系灾后重建，工程浩大，三间后殿“积广地平”，“人力已竭”未能重建。赵映乘“顺治七年（1650），由刑部郎擢漳南道，在任二年，以内艰去”，于顺治十年（1653）回到开封。赵映乘“谒寺怆然，捐资千金”，“独建后殿三间”。清真寺重建工程告竣。潘光旦引为始建年代的顺治十三年是犹太人及地方官员为重建后的清真寺撰写楹联、匾额的时间，不是重建开工的标志。

学者们认识歧异的原因，在于他们混淆了立康熙碑与重建寺的时间。提议立碑者是赵承基。据莱斯利的研究，赵承基1657—1661年在陕西固原任游击。1662年赵承基从陕西固原回汴，见到重建后的清真寺，感叹“数百年创制之隆，于今得复睹其盛矣，则后人之视今日，不犹今日之视昔人耶？犹恐其久而不传，欲勒诸石以垂不朽”，遂请刘昌撰文纪念重建清真寺事。顺治十七年（1660）刘昌以原官致仕，有充分闲暇和便利阅读犹太人提供的中文资料。刘昌自称“素知一赐乐业之教，且与游击赵承基、大参赵映乘、医官艾显生，为莫逆交”，结合自己的理解“增补之”，于康熙二年（1663）撰成碑文。时任提督学政云南按察司副使的李光座书丹，任提督学政广东按察司副使的侯良翰篆额，武安石匠王建玉镌刻成碑。康熙二年（1663）仲夏（5月）上浣（上旬），康熙碑立碑工程告竣，其时清真寺重建已逾十年。

犹太人文献详细记载清真寺历次重建、重修的过程，对具体面积多语焉不详。唯弘治碑谈到第1次重建时清真寺“四至三十五杖”，周长35丈与《圣经》关于宗教场所建制的规定完全吻合。《出埃及记·会幕的外院》载：“院子的南面……长一百肘……北面……长一百肘……西面……宽五十肘……东面要宽五十肘……门这边的帷子要十五肘……门那边的帷子也要十五肘……门当有帘子，长二十肘”；《立幕院》载：“院子的南面……宽一百肘……北面……一百肘……西面……五十肘……东面……五十肘……门的左右各有帷子十五肘……门帘……宽二十肘”。“幕院”周长合计350肘，按一肘约合中国计量单位一尺计算，折合350尺，即35丈。幕院的形状为东西走向的长方形。开封犹太人清真寺始终保持东西走向的长方形，可断最初建制源自《圣经》有关数据。元至元十六年（1279）清真寺东西长约为100尺，合33.3米；南北宽约50尺，合16.7米。其面积大致为556.1m²。

明崇祯十五年（1642）秋，李自成围攻汴梁，攻守双方决开黄河，“河决而寺没”。清顺治十年重建清真寺，康熙二年立碑记载其事，这是开封犹太人最后一次大规模重建清真寺。1722年孟正气神父在开封逗留数月，绘成清真寺线条图，提供了清真寺规模和格局的基本数据。清初清真寺东西长约107米，南北宽约76.6米，周长约369.2米（110.76丈），面积约为8196.2m²。据徐伯勇考证，主要建筑中的前殿及月台合计占地490m²。前殿殿内面积约宽14米，深约24米，面积约为336m²；月台宽约14米，深约11米，面积约为154m²。

从1279年至1722年440年间清真寺面积从556.1m²增加到8196.2m²，扩大近14倍。扩建清真寺的土地乃环居清真寺周围的社团成员宅第。开封犹太人有环居清真寺的传统。王一沙考察其迁移历史时指出，“中国古代犹太人原是居住在开封市中心草市街、南北挑筋教胡同（以后改名为教经胡同）、仙人巷（现改名贤人巷）和理事厅街一带，即拱围一赐乐业教清真寺而居”。环寺而居的格局因成员大量外迁和社团日益贫困被打破。1850年邱天生、蒋荣基访问开封时，除清真寺内住着为数不多的妇女外，其余懂希伯来语者已“全部四散外迁”。1900年，上海犹太人回信给开封犹太人，对“现在同宗之人”“与异族杂处不分”的状况“甚为惊讶”。犹太人初到开封时有73姓500余家，清初剩7姓200余家，人口明显锐减。清真寺面积扩大和社团成员外流具有双向互动的因果关系。由于开封城市经济环境、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和灾难频仍，社团成员大量外迁。个别家族因无传人而绝嗣。社团人口愈益减少，清真寺扩建却成为可能。犹太人在举家外迁或绝嗣的情况下，自然要将宅第或捐或卖。接受捐赠和购买其宅第者可能是清真寺或其同宗，也可以是其他居民。外族人遂进入犹太人清真寺附近居住，清真寺也有机会扩建。看似悖论，清真寺的扩建恰折射出开封犹太社团的萎缩和衰落。

二、清真寺的格局变迁

现存文献中清晰呈现清真寺格局的资料主要有二：一是孟正气线条图，反映1653年清真寺重建后的格局，但对寺内设施（牌匾、楹联等）的内容记载不详；二是邱天生、蒋荣基日记的记载，反映犹太人改为居所的清真寺及其设施的内容。1850年12月，邱天生、蒋荣基进入清真寺。此前开封城刚刚经历一次严重的黄河水灾。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十六日至次年（1842）正月，水灾肆虐半年多，对开封城的打击非常致命。从时人日记可见水患肆虐、居民经受苦难和城内官民抗击水灾的具体情形。开封“人失故业，富者贫，贫者丐”。与其他居民一样，多数犹太人失去住所，贫乏不堪。他们告诉邱天生、蒋荣基“我们的寺遭到破坏，正在忍饥挨饿”。他们无力再建家园，将被水患较轻的清真寺改造成日常居所，如二门北侧的小门被用泥封堵，大门内原来堂家（看门人）居住的房屋成为教中文士（Professors of Judaism）的住所，清真寺四周的房屋如赵氏祠堂、艾氏祠堂、南北讲堂等小建筑（Small apart-ments）成犹太人后裔（The descendants of the ancient people）居所，一些建筑已被拆毁。贫困不堪的犹太人中开始出现偷卖寺内材料和典籍的现象，邱天生、蒋荣基日记中卖寺内建筑材料的文士是清真寺拆卖的始作俑者；到旅馆偷见邱天生、蒋荣基的赵金城（Zhao Chin-ch’eng）为私售典籍第一人。因此，二人日记中的清真寺是已经破败但尚未拆毁的情形，与18世纪还在使用中的清真寺已发生了较大改变，但清真寺主体建筑的格局还未遭到破坏，从中可获得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普拉克从参观者的角度形象地展现了清初清真寺的基本格局：

进入东大门，会堂（清真寺-引者注）参观者从赵氏家族1678年建的牌坊下走过。然后，他步入位于两侧扇形装饰墙和两个小门正中的大门。大门直通头进院。在头进院，参观者有三种选择。他可以继续直行，穿过二门。从艾氏牌坊进入三进院，穿过分列左右两侧的1663年碑和1489/1512年碑。之后，经过两座石狮、一个大三足铁制香炉、两个雕花石盆和一眼井。随后是一个开阔的露台（康熙碑中的月台一引者注），露台周围是石栏，中间是为礼拜会而建的苏克棚。参观者穿越格子外廊即可进入前殿。在头进院，参观者可以选择走两边侧门。左侧门通往二进院的入口（直到清真寺西端一引者注），右侧门通往四进院的入口（同样直到清真寺西端-引者注）。

清真寺南北两侧是面积大小不等的建筑……他们是社团成员的住宅。此外，在北边，是李氏祠堂（误，应为艾氏祠堂-引者注）、北讲经堂和厨房。南边依次是赵氏祠堂、南讲经堂。会堂（前殿-引者注）位于整个建筑群的最西端。它被界址线与后殿分开。后殿是会堂的重要部分，里面藏着托拉经卷。会堂（前殿-引者注）北面毗邻教主亚伯拉罕纪念堂（教祖殿-引者注）。会堂南面毗邻元老殿（圣祖殿-引者注），其香钵中的供物主要纪念古以色列领袖和社团部分先祖以及孔夫子。

上引材料是孟正气线条图与邱天生、蒋荣基日记相对照对清真寺格局的描述，未论及其形成与演变过程。现据有关史料，考察寺内格局变迁过程。头进院临街，有小门可供进出，内立赵氏牌坊一座。赵氏牌坊立在清真寺大门前，显示赵氏家族地位之隆、礼遇之高及其对清真寺贡献之大。从院内只有赵氏牌坊的布局看，头进院显系后来增建。

赵氏牌坊和赵氏祠堂由赵映斗建造。古代牌坊一般分标志坊、功德坊、科举成就坊三类。建造地点一般在里院门房等处。清真寺赵氏、艾氏牌坊分别处在头进院和三进院的入口处。牌坊建设程序也分三种，或由朝廷钦赐并出资兴建；或由地方政府请旨出资兴建；或由家族、个人申请，朝廷批准后，申请人出资兴建。从祠堂述古碑记“尽一人之独力，一以壮千秋之口口”分析，赵氏牌坊为赵映斗出面申请并独资兴建。牌坊落款为赵光裕、赵映乘、赵映斗父子三人，属于科举成就坊。有学者据落款认为碑文中“父子兄弟共建”系赵光裕父子三人共建赵氏牌坊事。

赵映斗建坊可能缘于其父赵光裕受朝廷封赠。碑文“庆我圣天子为颂为祝，宽仁慈爱……封翁大□”可为线索。孟正气和中外文献中赵氏牌坊落款赵光裕均为奉政大夫（正五品）。据顺治十八年《祥符县志》载，赵光裕“以子映乘贵，赠奉直大夫”（从五品）。康熙、乾隆、光绪年《祥符县志》均无赵光裕获赠“奉政大夫”的记载。故孟正气抄录牌匾内容有误，将“奉直大夫”作“奉政大夫”。陈垣、管宜穆、莱斯利等未对照地方文献，照录为“奉政大夫”。在清朝封赠制度中，封典官员本人称“授”，封典官员在世先人和妻室称“封”；封典官员已故先人和妻室称“赠”。顺治十八年《祥符县志》载赵光裕获“赠”奉直大夫，表明赵光裕已去世。赵映乘顺治二年（1645）中举，顺治三年（1646）中进士，位二甲四十四名，顺治七年（1650）由“刑部郎中（正五品）升福建汀漳兵巡道按察司副使（正四品）”。中进士后，赵映乘应入翰林院任庶吉士三年，顺治五年散馆后分配到刑部任职。赵光裕获赠奉直大夫为从五品，说明赵映乘任刑部郎中前，其父即获赠奉直大夫的官职。

因此，康熙十七年赵氏牌坊与赵氏祠堂兴建时，赵光裕去世已逾三十年。祠堂述古碑记描述的赵氏牌坊、祠堂建造过程，没有赵光裕、赵映乘参与建造的记录。赵氏牌坊始建于“康熙戊午（十七）秋七月”，“康熙十七年（1687）孟冬之月（十月）”落成。其时赵氏祠堂还在建设中。为尽快将祠堂建成，赵映斗“想斯功而免斯力也，遣长子元泯、元璼，孙文龙、文凤，夙夜□□”，日夜赶工，康熙十八（1688）年“己未春三月”建成。碑文中所称“父子兄弟共建”牌坊、祠堂事，应为赵映斗及其子（元泯、元璼）、孙（文龙、文凤）五人，而非赵光裕父子三人。邱天生、蒋荣基日记没有记载赵氏牌坊和头进院门。据《汴梁水灾纪略》记载，为堵被黄河水冲垮的开封西北隅城墙，1841年阴历7月18日“拆五闺及各庙宇”。因此，头进院与赵氏牌坊应该在这一背景下被拆除。

第二进院门位于赵氏牌坊之后，是清真寺正门。门上高悬“清真寺”牌匾，康熙碑“大门三间”就是这座门。正门两旁有两个侧门，院内空旷，唯南、北两边各有焚修住室一处，没有其他建筑。康熙碑记载“焚修住室二处”，碑阴题名指出，“其焚修住宅……七姓公置之”，是“堂家或会堂看门人的房间”。二进院的地块在正德七年之前已经存在。因空旷面积过大，故有立二门之举。第三进院为清真寺最重要的部分。院门为清真寺二门，建于正德七年，面阔三间。顺治十年“高登魁、高登科修”二门。二门两旁仍有侧门。院内南侧为赵氏祠堂，北侧为艾氏祠堂。徐伯勇据“艾氏族人新置楹联悬于各殿”，认为艾氏祠堂建于康熙二十七年。

悬挂在艾氏牌坊上的匾额“旨奉昊天上帝”与“旨奉日监在兹”，落款时间为“顺治岁次戊戌三月谷旦”，这是艾氏家族在牌坊落成后撰写、安置的匾额。艾氏牌坊正对着二门，顺治十年由艾生枝捐修。牌坊前方两侧，为两座碑亭。正德之前清真寺的碑亭数量没有史料记载。正德七年“宁夏金润立碑亭一座”，藏左唐所撰碑文，与弘治碑对称。弘治、正德碑的碑亭毁于明末水患，碑亦湮没于泥沙中。顺治十年按旧格局重建清真寺。依据碑亭定例，建“碑亭二座”。为不打破旧有格局，“遂将两碑合成一碑”而与康熙碑对称，立在艾氏牌坊前面两侧。清初清真寺系严格据旧格局复建，说明艾氏牌坊明朝即已存在；犹太人坚持将石碑分立牌坊两侧，艾氏牌坊或在正德碑碑亭建造之时就已存在。明代艾氏家族比较兴盛。艾氏家族出面申请清真寺第4次重建；时任崇明训导后官至德王府长史的艾俊曾请内阁侍讲学士通政司左参议吕原撰文记述天顺五年开封水灾事。故奉旨建艾氏祠堂与牌坊应为明朝事，祠堂、牌坊建造缘由没有文献记录，其在社团的地位与对清真寺的贡献应是重要原因。清初艾氏家族虽仍兴盛，但已没有能沟通朝廷的高官，在社团事务中的主导地位被赵氏家族所取代。

据清初教人艾复生楹联“尊祖于殿、祀宗于堂”，可以断定开封犹太人有在“殿”中“尊祖”（亚伯拉罕、摩西等民族祖先）、在“堂”（祠堂）内“祀宗”（家族先人）的传统。1704年，骆保禄的书简记录了开封犹太人祭祖的情况：

春秋二季，亦循中国人之习俗，祀奉祖宗于礼拜寺旁之祖堂中；惟不用猪肉，而代以盛馔，佐以馨香及跪拜之敬礼矣。余又问：祖堂中设有牌位与否？则答谓：并无牌位与神影之设置；只香炉数事而已。惟对于教中人之曾任显宦者则设有标牌，上书其姓名与品秩也。

犹太人七姓家族有堂号者，分别为赵氏四竹堂、高氏尚德堂、石氏积庆堂等。这是开封犹太人在不违背犹太教禁令前提下，吸收祠堂祭祖文化形成的祭祖方式。

官宦会众对清真寺和社团存续有重要贡献。清真寺尤其注重表彰有功会众，在祠堂和教祖殿、圣祖殿中保存某位有功之人的牌位和纪念物供后人景仰，遂成为清真寺的重要功能。清真寺内为赵映乘、赵承基等为官者均设有灵牌即为例。孟正气书简载：“开封犹太教会堂是一位犹太人的杰作，他可能任州（即二流城市）中的官吏或行政和刑事法官……为了表示对他的感激，他们便在他死后于犹太教会堂的庭院内建起了一座祠堂，于其内保存了他的纪念物，或者说按照中国的方式为他设立了灵牌。”莱斯利认为是赵映乘，笔者认为是赵承基。赵映乘官至湖广江防按察使司佥事、副使，其事迹作为“名宦”载入史册。

无论文治还是武功，赵映乘都是开封犹太人中的佼佼者。但在重建家园时，赵承基厥功甚伟，其贡献远大于赵映乘。赵承基清初任大梁道中军守备，1657年升陕西固原西路游击，后又升为参将。他在明末开封水患后，与弟映斗“相与从荆棘中正其故址”，派兵护卫清真寺，“立垣留守，而前后两殿始得全也”，使犹太社团不致“寺废教散”。莱斯利认为发现清真寺基址的是入汴考试的赵映斗，忽略了在开封为官的赵承基。这显然是莱斯利认定清真寺为赵映乘“杰作”的直接原因。赵承基又“数请教众复业”，号召犹太人回汴重建家园。他提倡重建清真寺并“首捐俸资”，还请刘昌撰碑文纪念重建清真寺事。康熙碑及碑阴题名和祠堂述古碑记均记其功德。祠堂述古碑记将其同始建清真寺的赵氏先祖俺都喇并列，称“由今追昔，创地者，吾俺都喇锦衣公始也。复址者，吾参将承基又始也。进非人力，实天佑之也”，足见赵承基在犹太人（尤其是赵氏族人）心中的分量。赵映乘因母亲去世丁艰旋里，参与清真寺后期重建工作，其作用并不比其他会众突出。

赵氏、艾氏祠堂向西分别为南、北讲堂。康熙碑言“北讲堂三间，南讲堂三间”，是犹太人学习民族经典、语言文字的场所。第三进院西端为前殿、后殿、教祖殿和圣祖殿，是清真寺的主体建筑。前殿名为至清殿，蒋荣基日记中记录至清殿匾额在前殿内门楣上。德微理亚认为应“在大殿外面前檐”。德微理亚的观点符合中国牌匾的悬挂规则，“至清殿”牌匾显系移放至殿内的。转移牌匾的原因应与清初文化政策有关。在“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就要被杀头的氛围中，“至清”有作“比大清还要清”理解的可能。因此，清初悬挂在大殿外的至清殿匾应在雍乾时期移至殿内。至清殿是清真寺建造年代最早的建筑，为祭祀上帝场所，屡经毁坏和重建，明末淹没于河水。顺治十年，赵承基等“出前殿于黄沙”。后殿为藏经殿，明成化年间始建，以“安置道经三部”，是清真寺贮藏经书的地方，是仅次于前殿的第二大建筑。明末水患被毁，清初重建清真寺时因人力衰竭没能重建。据赵映乘“丁艰旋里”适逢其事，“捐资千金，独建后殿”。

张绥、徐伯勇等认为后殿名为至教堂。前殿是举行礼拜的场所，后殿用于存放道经和散经、方经。但是，后殿若名为至教堂，与犹太人“殿”中“尊祖”、“堂”内“祀宗”的祭祀传统相矛盾。犹太人在前殿集会和膜拜，在后殿读经、纪念社团先祖。前、后殿分别承担着人-神（礼拜）和神-人（诵经）交往的两条途径。弘治碑称后殿“外作穿廊，接连前殿”。孟正气线条图和邱天生、蒋荣基日记显示，清真寺后殿与前殿内部相通，无门墙之类的隔断。后殿至圣所只有掌教才能进入，是人见上帝的宗教设施。其柱子上有赵映斗和沈荃撰写的对联，核心内容是“敬天”与“念祖”。敬天的设施是道经与至圣所。赵映斗联中“帝命曰明日旦”即《圣经》上帝创世的内容，其余为殿内崇拜设施的描述。这些设施营造的效果是让人感到上帝“照临之有赫”。沈荃联“祖独承天敬天因而念祖；生能止杀戒杀所以存生”，篆在存放十三部道经的经龛前面的柱子上。因此，后殿明显是“敬天”和“念祖”（民族先祖和社团先祖）的地方。

清真寺内三座经龛分处后殿三个房间。正中是存放十三部道经的六棱经龛，被赋予纪念摩西和其他十二部族祖先的宗教含义。南、北两间分别有一座经龛：南侧经龛存放祈祷书、历史书之类的散经，北侧经龛存放七姓登记册等谱牒、日历之类的方经。蒋荣基抄录“至教堂”牌匾在后殿内北侧方经经龛前（东）面。据开封犹太人“祀宗于堂”判断，“至教堂”应是北侧经龛的称谓。七姓登记册是以辈分为序，以家族为单位分别记录七姓家族已逝人员的名单，是对卓越先祖的纪念方式。登记册前21页是犹太教史的回溯，内容主要是《摩西五经》关于上帝创世造人、赞美上帝、守安息日、怀念民族先祖及先祖蒙神恩等段落的摘录，表达对上帝眷顾的感恩。第22页的内容明确造登记册的目的：“将卓越人物记录进义人的栖息处、归入虔诚者的行列，存放在虔诚者的住室中，是纪念即将离世的灵魂、使其获得安宁的绝好方式”。从宗教角度分析，虔诚者的住室和义人的栖息处表达的是对已逝先人的尊崇；在物质意义上，便是后殿北侧登记册和方经经龛，是沈荃联中“念祖”的设施。至清殿是最为“精一无二”地“敬天”的圣殿，为前殿、后殿的统称；至教堂是纪念最虔诚地遵教的社团先祖的厅堂，为犹太人“念祖”（社团先祖）的场所。在至清殿中纪念七姓先祖，含有让其在距离上帝最近的地方安息的意愿。

其他如教祖殿、圣祖殿均为后建。教祖殿供奉亚伯拉罕，在前、后殿左（北）侧；圣祖殿祭祀摩西，在前、后殿右（南）侧。碑文仅记载了重建情形，不知始建年代，“（康熙碑）圣祖殿三问（圣祖乜摄）……乃高登魁、高登科修之”、“（碑阴题名记）七姓各输囊金，重建……教祖殿三间”。第四进院是前后殿、教祖殿、圣祖殿并列相连，和清真寺围墙形成的一片空地，在教祖殿北侧、圣祖殿南侧分别有小门可进出。由于邱天生、蒋荣基抄录“至教堂”牌匾前面右侧石碑上的希伯来文铭文时，被一个名叫乔（CH’iao）的人给轰出清真寺。他们未能进入第四进院，内部具体情形无从得知。

结语

从清真寺规模与格局变迁的过程可见，清真寺是以前殿为核心，向四周、向东扩展，经数百年由一进拓为四进院。在此过程中，清真寺逐渐融入了中国文化元素。研究开封犹太人清真寺规模与格局变迁，对于探索少数族群如何适应客居环境，如何保存本民族独特的文化内核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开封犹太人清真寺规模与格局的变化过程，反映的是犹太文化与儒家文化的交融：犹太教祭祀礼仪注重祭祀上帝，缺乏对祖先的祭祀；儒家文化强调祭祀为国家要务，“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天与祖先的礼仪十分完备。开封犹太人清真寺祠堂、牌坊、牌位及祭祀方式，显然是汲取儒家祭祀文化的结果。在文化交融过程中，清真寺风格布局渐渐趋向于中国式建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谓“同化于儒家文化”的论断。19世纪犹太社团解散前，开封犹太人仍然保持虔诚的宗教信仰。清真寺的中国风格，仅是借用中国建筑形式来保护自身文化的一种适应性举措。清真寺建制和命名、牌位设置、楹联牌匾的宗教含义与功能界定，传达的就是开封犹太人虔诚的上帝信仰，这与散居世界各地犹太社团参照当地建筑文化建造会堂的现象也是一致的。

（责任编辑 史洪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