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最大的遗产争夺战

1931年，在中国的上海滩叱咤风云，辉煌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欧司·爱·哈同撒手西归，去见他的犹太教上帝去了。却把一个富可敌国的哈同王国和对它的争夺，留给了他那年近七旬的老妻——罗迦陵女士。

一张遗嘱

哈同从1874年25岁赤手空拳来上海，到1931年82岁死去，他在上海奋斗了五十七年之久。他的一生，贩卖鸦片、强占地皮、勾结官府、投机诈骗、压榨租户、喧嚣复古、散布迷信，可谓“辉煌”至极，他死后，也留下了难以计数的不动产。

据不完全统计，在哈同留下的遗产中，其不动产部分，计有土地460余亩，像郭氏兄弟的永安公司，新新公司（现在的食品一店）都造在哈同的地皮上。可以说南京路就是他家里的。各种房屋建筑1300余所，除哈同花园外（罗苑在几年前被没收了），计有市房（办公）81幢，住房544幢，包库3幢（用于囤鸦片），旅馆饭店4幢。在住房中，仅慈厚里、慈永里、慈惠南里、慈丰里、慈庆里这样带“慈”字头的里弄住宅就有20余处。这些里弄，遍布静安寺路、南京路附近，有些还在虹口一带。

上海最大的公寓“河滨大楼”也是他的房产。有人说哈同几乎拥有半座上海城，这虽有些夸张，但也不算太过分。当年上海的房地产价格在世界上也是数得着的。凭着这份不动产，哈同与当时的世界级富翁洛克菲勒、摩根相比也不会逊色多少。

至于动产更不计其数，有价值上百万英镑的金碗、金杯、翡翠、珍珠等。1910年哈同的夫人罗迦陵被老福晋认为干女儿，成为太后的干姐，高兴之下，在福晋府中逢人便赠，阖府为之动容。

一笔如此巨大的遗产，在昔日安宁的上海滩引来了各方觊觎。从哈同的养子养女到他的管家，从其远房亲戚到冒名顶替者，甚至在哈同死去十年后，连汪伪政府、日本驻沪占领军，都围绕着他的亿万遗产，各施计策，展开了争夺，从而引发了一起旧上海最大的遗产纠纷案。

哈同和罗迦陵结婚后，可能是因为罗曾当过妓女的缘故，一直没有生育。《犹太人法典》规定：“死者如无子女，其遗产应由兄弟继承，无兄弟者，可由最亲近的亲戚继承。”哈同和他的兄长不睦，素无往来。只有一个妹妹，曾在爱俪园落成后，远道来沪访问，不知是否与罗迦陵不相投契，住了个把月就回去了，以后便不知所终。

既然如此，哈同在上海又无犹太亲戚，便先后领养了乔治、罗弼、菲利浦、梅波儿等11个外籍侄儿、孤儿作为养子养女，供养在爱俪园中，让他们读书，准备以后由他们继承遗产。罗迦陵眼见自己帮夫所得的巨大财产，竟要落入外国人之手，心有不甘，就一五一十地收养了罗友兰、罗友三、罗友启、罗友仁、罗馥贞、罗慧秀等二十多人作为内侄子女，这些人一般来自哈同大学、女学和庵堂中，还有一些是社会上的孤女弃儿，目的就是在于占有巨产。

可惜的是，这批罗姓义子义女良莠不齐，善恶参半，而且恶者败家无赖，善者老实可欺，他们不能与外国义子义女相匹敌。于是罗迦陵便千方百计地挑拨寻衅，将“洋派”子女流放的流放，冷落的冷落，十足地露出了她的天性。惧内的哈同看在眼里，闷在心里，要为自己立下遗嘱。

从亲疏关系看，养子女的地位要比内侄子女高一等，而且从哈同内心来说，他对中国小孩确实也没有多深的感情，只是为了遵从罗迦陵的意愿罢了，而对于领养的那些外国小孩，哈同有种说不出的感情，这倒不是说“血浓于水”，而是他永远忘不了当初自己孤身一人来到上海，饱尝了人间的甜酸苦辣。因此他想让这些外国小孩能在他的庇护之下，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养子中间，乔治和罗弼善于察言观色，颇有他的遗风，也最讨他的欢喜，故他想在遗产的分配上，给这两个养子以优惠。

有一天，哈同鼓足勇气把这个打算讲述给了罗迦陵，罗迦陵听后心中自然不悦，她看着哈同的眼睛，默不作声。哈同一见罗迦陵这般模样，凭直觉把罗迦陵的心思猜了个八九不离十。想着罗迦陵和他同甘共苦几十年，与他成家立业，只好改口说道：“当然，如果夫人健在，遗产还是归你来继承。”听到这句话，罗迦陵才松了一口气，答应了哈同的提议。立遗嘱的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1931年2月10日这一天，哈同夫妇由英国律师劳敦和葛立芬作了证人，同时签署了两份内容相同的遗嘱，遗嘱声明：如果哈同先亡故，则全部财产由其夫人罗迦陵继承；如果罗迦陵先于哈同亡故，则全部财产除分别给养子女、内侄女每人10万元外，剩下的遗产由乔治得十分之七，罗弼得十分之三。就在遗嘱签署后四个多月，哈同终于抗不住气喘病的袭击，一命呜呼了。

一场竹杠

罗迦陵操办完哈同的丧事，正式向外界发表了哈同的遗嘱，并于1931年7月28日在当地报纸上登了一则通告，通告说凡对哈同财产有提出要求者，须在9月30日前以书面通知她，逾期概不负责。一个多月过去了，外界对罗迦陵的通告毫无反应，罗迦陵的心越来越踏实了。不料9月底，突然一个名叫伊士拉·阿谷道尔拉·哈同的伊拉克人，向设在上海的英国高等法院提出一份诉状，要求继承哈同遗产。

哈同出生于伊拉克，伊拉克是伊斯兰国家，但哈同是犹太人。伊拉克的大部分犹太人很穷，靠做小生意为生。哈同来沪后申请受英国保护，所以伊士拉·哈同便向英按察使署起诉，称是已故哈同的亲侄子，为哈同在上海的最近亲族。他说哈同生于伊拉克，理应是伊拉克国民，其妻罗迦陵属中国国籍，并无生育，因此哈同的遗产应该按照伊拉克法律来处理，即哈同只能对其三分之一财产有自由赠送之权，超过此限额，应视为无效。他还提出，按照伊拉克法律，继承人如与被继承人不同国籍时，不能享有继承权，据此，现在公布的哈同遗嘱与法律不符，他请求英按察使署取消这份遗嘱。

事情无独有偶。就在伊士拉·哈同的起诉提出后不久，又有一个名叫依沙克·哈同的伊拉克人也向英国在华高等法院提出诉状。此人亦自称自己是已故哈同的近系亲族，否认伊士拉·哈同及罗迦陵有继承权。

英国在华高等法院受理了这两个伊拉克人的诉状，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审理，最后判定：哈同是受英国保护之人，应该受英国管辖。英国既然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即按照英国法律审断，该遗嘱将财产赠与其妻，视为有效，驳回了两个伊拉克人的诉状。

但是，哈同的洋义子义女们，眼见巨额财产落入罗迦陵之手，极其不满，于是便制造谣言，有的说遗嘱是假的，有的说遗嘱是哈同昏迷时由罗迦陵代笔签名的，沸沸扬扬，恣意攻击！罗迦陵被迫拿出证据，将他们一一驳斥，英国在华高等法院也明证遗嘱为真。

但是，正当罗迦陵心中感激英国法院秉公仗义，维护她的权益时，公共租界工部局却送来了通知：按照规定，遗产继承人须交纳十分之一遗产税1700万元！原来，英国人把伊拉克人挡在上海滩外头，绝非是出于正义，这笔可观的遗产税收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英国在华高等法院在受理哈同遗产案时，曾索去哈同洋行和爱俪园全部账册、单据。尽管管家们竭力瞒藏，仍查出哈同死后留下的财产达1.7亿元，按照规定，遗产继承人须交纳十分之一的遗产税。此时罗迦陵虽然已是一个亿万富婆，但一下子要她拿出1700万元现款，也非易事。可是如果不交纳这笔钱，那1.7亿元遗产的继承就成问题。

明知这是英国人的一次大敲诈，但法律是不可抗拒的。罗迦陵只好忍气吞声，指示管家尽快想办法弄钱。经过手下人一番出谋划策，1700万元现款总算有了着落。

罗迦陵听从哈同洋行中几个谋士的主意，将地处市中心的16处房地产向美商所办的中国营业公司作抵押，举借了1800万元现金。抵押借款契约规定：借期十年，年息6.5厘，每三个月付息一次，利息到期不付，并入本金一起计息。这是一项高利息的抵押借款，每三个月要付将近3万元的利息，如果不及时付息，欠付的利息交入本金计算复利，那十年期满时要还的不是1800万，而可能要翻倍了。细算起来，罗迦陵不禁有点心寒，她想，要是老哈同在世的话，绝不会做这笔吃亏的买卖的，这帮势利之人也不敢如此大胆地横敲竹杠。

一个骗局

就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上海又有了惊人的变化。先是哈同死后刚刚三个月，中国便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又过了几个月，上海又发生了“一·二八”事变，日本人打到了上海，爱俪园虽然还称得上是“世外桃源”，她每月仍可收入二三十万的租金，但她总感到天下变得太快，哈同王国的黄金时代已随风渐逝了。

哈同一死，爱俪园总管姬觉弥开始八面威风了。1932年淞沪抗战以后，租界人口激增，要找房子的更多。罗迦陵是不管这些庶务的，租赁大权都掌握在姬觉弥手中，他的威势和收入就可想而知了。

罗迦陵默察姬觉弥近来的行动、口气，也不像以前那样，事事驯谨，有些该先请示的，他自作主张去办了。质问他几句，有时还顶撞，或把脖子涨得通红。她只好暗自叹气，把重要的账册单据以及最珍贵的东西紧紧锁起。

她的义子义女虽多，但没有一个可托心的。有的是花花公子，只会乱花钱；有的在盘算她，眼巴巴等她早日“升天”，好分享遗产，更没有一个看上去有点出息的。

后来，罗迦陵渐渐悟出，她在为缴纳遗产税向美商“中国营业公司”抵押房地产借款中被人骗了，确切地说是被她的手下出卖了。

原来，“中国营业公司”根本就没有1800万这样一大笔钱，它是把罗迦陵抵押的16处房产又转押给了新沙逊洋行系统的英商“中和地产公司”。中和公司和南京官僚资本有勾结，是专为承接哈同这笔地产而设立的空头公司，以英国人爱士勒为董事长，为新沙逊洋行的代理人，新沙逊洋行为其持有人和信托人。为了筹到这笔巨款，由官僚资本家特许发行了1300万元债券，期限也为十年，年利为五厘半，债券发行后，由中国和各银行派购。

也就是说，罗迦陵借来的这笔钱，实际上是中国人出的钱。“中国营业公司”和新沙逊洋行凭空从罗迦陵处捞了一大把，罗的手下自然得到了介绍费。

明白了这一点后，她真想发怒，大骂一通。可眼前有谁任她骂呢？而且她似乎也没有这个精神。她只好在心中默默地说：“老头子，原谅我吧！我实在没有办法，即使明知是个火坑，我也不得不跳进去啊！”

自“八一三”始，中国军队与日军在上海血战了三个多月，最后上海租界变成了孤岛。

在战火纷飞、浓烟四起的时候，罗迦陵这个富豪遗孀，枯守在爱俪园里。她的身体更加衰弱，动辄生病，而脾气更暴躁。对婢仆们，动辄鞭打。她手边有一条用两根藤条绑起的鞭子，一鞭一条血印。惨叫之声，往往闻于园外。

自然，战事对她的收入也有影响，不少在虹口的市房里弄，有的被日军占用，有的被破坏。那时，外白渡桥是一个“阴阳界”口，有日军武装把守，过往的人都要脱帽、鞠躬、浑身被搜查。哈同洋行的人，要去收取房钱，当然也很困难。

苏州河南的房子供不应求，像南京路的慈淑大楼，就挂几十块学校、团体的牌子，有的是从闸北、南市、吴淞等处搬来的，也有不少苏州、无锡有名的中学，搬来这里面上课，租金很贵，自然要花一大笔钱。鸦片生意还兴隆，但服用“国货”的多，海运濒于断绝，能有钱吸服洋烟的，究竟是凤毛麟角了。加上租界里天天有暗杀案，到处血雨腥风，罗迦陵的心境更不安了。

被席卷的珍宝

到了1941年10月3日，罗迦陵在爱俪园里断了气，“撒手升天”，去天国与哈同会合去了。

罗迦陵究竟是因为患什么病致死的？当时众说不一，以后也未弄清。实际上，自哈同死后，罗迦陵总有一种失落感，随着时光的消逝，她对生活的乐趣日渐淡薄。1937年因白内障两眼失明后，罗迦陵更是靠念佛作为自己唯一的精神寄托，一心指望死后灵魂能够进入极乐世界。大概从1941年夏天开始，她就精神愈发不佳，饭量也日益减小，不慎生病，发了几天烧。经医生调治，好了一些，稍一不慎，又告复发，高烧不断；多吃两口，又食滞、腹泻，医生再治，却再难管事。拖拖延延到了9月，便支离不成人形，显然是病入膏肓了。

罗迦陵病重的消息传出后，租界工部局就派出武装巡捕和包探，把爱俪园和哈同洋行紧紧封锁，大小门窗都有巡捕看守，出入都要受仔细检查。

罗迦陵咽气后不到半小时，一辆汽车载着一个外国人来到爱俪园。此人名叫拉亥脱，是高易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他来势汹汹，声称奉英国领事馆之命前来通知：爱俪园内的财产，一草一木都不许移动，须静候英领馆派人来处理。

随即，即由该律师会同巡捕房英捕，将哈同夫妇装有重要文契、账册和贵重物品的几口铁箱和保险柜，全部强行运走。其他首饰箱及珍贵的物件，也都贴上封条。

正在家属为罗迦陵开吊治丧时，英籍捕头又开来两辆大卡车，把查封的箱笼全部运走。他们对死者家属说，因为这花园接近沪西，怕沪西有歹人来抢劫，运去是为了妥善保护这批物品云云。

这在表面上也言之成理。从“国军西撤”以后，沪西越界筑路区就有日伪军警开入，包庇流氓地痞，纵赌纵烟，侵扰居民，被称为“沪西歹士”。有名的特务机关“七十六号”，离哈同花园近在咫尺，夤夜派一批歹徒进园洗劫，也完全可能。而工部局把这些重要、珍贵的东西席卷而去，其真正的目的，则在掠夺而不在保护，这是当时路人皆知的。

一切丧事，自然不能像哈同那样铺张了，而各报刊登的“讣告”广告，却比哈同的篇幅还要大。不妨全文抄录如下：

“大英国欧司爱·哈同德配、显妣罗迦陵太夫人，痛于一九四一年十月三日即夏历辛巳八月十三日申时，寿终于上海爱俪园内寝，生于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即清同治三年，岁次甲子七月七日戌时，享寿七十八岁。不孝男罗友兰、乔治·哈同等随侍在侧，亲视含殓，即日成服。谨择国历十一月十一日即夏历九月廿三日家奠，十二日即夏历廿四日安葬于显考茔次。叨在世谊，哀此讣告。”

下面开列的家属名单却别开生面，“孤哀子”分成两组，一组是罗友兰、罗友仁等共6人；一组是乔治·哈同、罗意·哈同等共4人。“孤哀女”也壁垒分明，一组都叫罗什么，另一组是爱茉莉·哈同和娜拉·哈同等。共子女20余人。孙子只列姓罗的，共8人，孙女12人，还有曾孙女1人。

最后，则有“治丧主任义弟姬觉弥顿首拜”，像是当时一般讣文后的“杖期夫某某某顿首拜”一样。

也写了“行述”，详述她生平所受封典。

清室：特封正一品夫人。特恩赐宴。御书“福曜双辉”、“种德树福”、“为善最乐”、“寿逾百岁”、“功德无量”等匾额。御绘佛像花卉等条幅。颁赐朝珠、冠服、珊瑚、荷包、克食、尺头、如意。特赏紫禁城乘肩舆。

中华民国：特赠一等惠章，一等二级宝光慈惠章。大总统特颁“慈淑贤祥”、“鹤寿”等匾额。

国民政府：国府主席特赠“仁寿之符”、“寿考维祺”等匾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