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家的女人》:民间文学中巧女故事的当代演绎
[摘要]电视剧《当家的女人》塑造了一位在荧屏上不多见的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一乡村女性张菊香。张菊香这一符合中国民间文化理想性格特征的女性形象的重塑隐含着深刻的文化内蕴,是民间文学中巧女故事叙述范式的当代演绎,是影视文化对民间文化资源和叙述模式的借用。
[关键词]巧女故事 民间文化 理想女性
近年在央视及其地方台热播、重播的18集电视剧《当家的女人》塑造了一位在荧屏上不多见的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乡村女性张菊香,受到了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阶层观众的普遍喜爱,菊香这一艺术形象也成为了传达社会精神、文化观念与审美需求的重要符码。如果仅仅停留在文学形象的社会学意义层面上探讨这部剧作深入人心的原因,似乎不足以解释出其中的全部原因。本文立足于民间文化、民族心理学的文化批评立场,认为张菊香这一符合中国民间文化理想性格特征的女性形象的重塑隐含着深刻的文化内蕴,是民间文学中巧女故事叙述范式的当代演绎,是影视文化对民间文化资源和叙述模式的借用。
何谓巧女故事?屈育德在《略论巧女故事》中定义:“在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宝库中,有一类传统的民间故事专门表现女主人公的过人才智,许多看来是无法解决的难题。一到她们手里顿时迎刃而解,人们因此把这类故事称为巧女故事”。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大多数女性社会地位低下。但在民间却广泛流传着无数新鲜活泼的巧女故事,主要分为勤劳管理型、聪明才智型、抗暴勇敢型、孝顺善良型等,歌颂着民间女性那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优秀品质。这些巧女故事看似遥远古老的民间文学类型,却在现代化的时代中寻找到了新的生存方式,影视剧的兴盛发展为它在当代社会中发挥价值创造了机会。《当家的女人》这部电视剧正是将民间文学中的巧女原型以“箭垛式”将多种类型巧女故事集于女主人公张菊香一身,并将其放置在现代化的语境中,为我国摇曳多姿的电视剧画廊增添了一个光彩夺目的“当代巧女”形象,体现出丰富的社会文化价值。
《一粒豆子》是一则流传久远的勤劳管理型巧女故事,老汉把三粒豆子分给三个女儿办嫁妆。大姐、二姐看不起,把豆粒给扔了,唯有三妹把这一粒豆子种在地里,年复一年,三妹一连种了七年。原先的一粒豆子终于变成了很多豆子,豆子磨豆腐,豆渣喂了猪,豆腐和猪又都变卖成了钱,这样三妹终于存了很多的钱,置办了又多又好的嫁妆。故事讲述三妹的巧,突出的是勤劳和善于管理。如果没有勤劳,三妹不可能连种七年豆子,如果没有管理者的远见。三妹就不会看到一粒豆子在七年后的转变,如果没有善于经营管理的能力,三妹也不会拥有更多更好的嫁妆了《当家的女人》中的女主人公菊香不正是和《一粒豆子》中的“三妹”一样具有勤劳、远见和善于经营管理的智慧吗?菊香早年失去双亲和兄长相依为命,勤劳能干的她在娘家就整天忙碌,嫁到家徒四壁的李家后。菊香更是从早忙到晚,洗衣做饭、种地养猪、背砖拉气……付出了倍于常人的努力和劳动。她没有选择有钱有势的富家子弟侯三,而是坚信李家这粒不起眼“豆子”的发展潜力,“出水才见两腿泥”。认为靠勤劳、智慧、善于经营一定能过上好日子。显示了出众的前瞻眼光。面对年老的公公和李家三兄弟,菊香唯一的要求就是进门当家,从接管全家的财权开始,养家兔、养山羊、开股份公司养水貂再到最后的种植绿色蔬菜,善于管理的菊香将李家、养殖公司甚至花木村都管理得蒸蒸日上。富裕和睦,充分显示了巧女的真才实干和经营管理能力。
聪明才智型巧女故事数量最多,故事中往往出现一些谜一样费解的难题,到了巧女手中就被轻易点破。菊香是这样一个善解难题的巧媳妇,只不过她要解决的是更棘手的人际关系。李家与邻居马秀芬的仇怨似乎是永远解不开的死疙瘩,几条人命的仇怨其能轻易了结?可菊香硬是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大哥李大柱和马秀芬中间“穿针引线”、在公爹和二柱面前“装神弄鬼”、对固执的姑母李月春“软硬兼施”,最终促成了大柱和马秀芬的婚姻,不仅使两家“化干戈为玉帛”,由仇人变成了一家人,还解决了大柱多年找不到媳妇的难题。一举两得,显示了巧女的过人才智,解决棘手问题的卓越能力。
抗暴勇敢型的巧女故事《一个女人的爱情》。写的是一个忠贞的农人妻子,不愿屈服于国王的淫威,拒绝他人破坏自己的幸福家庭,凭着自己的聪明和勇敢,最终杀死了国王,和自己的丈夫过上了自由幸福的好日子。在这类故事中,女性的人身利益常常受到统治阶级的侵害。为维护利益和生存权利,巧女勇敢地同恶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显示出一种不畏强暴、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剧中侯书记家公子侯三仗着家里的权势,骄横霸道、为非作歹,充当着故事中的“恶势力”。他对年轻漂亮的菊香垂涎已久,跑到家里来“求婚”,菊香一句“你家门楼高我不高攀”将其顶回,接着候三以供销社营业员的好工作来威逼利诱,又被菊香严词拒绝,当还不死心的侯三继续胡搅蛮缠甚至动手动脚时,菊香干脆一个巴掌甩过去,奋力和他厮打,直到邻居桃婶和哥哥过来解围。菊香和李二柱结婚后,侯三还经常骚扰她。菊香从不给他好脸色,面对人身威胁。菊香厉声回敬“你别痴心妄想,我过不好,你也别想过滋润了!”,面对物质利诱,菊香不屑一顾“你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也看不上”:面对权力威逼,菊香毫不示弱“我怕啥,我一不求人。二不违法!”果敢、机智、勇敢让侯三无计可施,最后只得灰溜溜地向菊香道歉赔情。菊香将民间故事中巧女那种不畏强权、反暴抗恶的性格展示得淋漓尽致。
孝顺善良型巧女故事赞扬中国女性是对老人、对父母长辈的敬爱,但其中所体现出的孝并不是封建家庭中的“愚孝”。一味的顺从而没有主见《宝碗》讲述了一家婆媳三代的故事。巧媳妇的婆婆不孝顺巧媳妇的太婆,让她用一只破碗吃饭。巧媳妇知道后并不因自己婆婆的尊长地位而盲目顺从她虐待太婆的劣行,而是用这只破碗劝诫自己的婆婆,使她由人及己,明白对老人应当孝顺的道理。剧中菊香对长辈的孝顺生动反映了民间文化中的孝敬观,菊香对公爹嘘寒问暖、冬做棉、夏做单,做什么好吃的先想着老人,孝顺备至,但不是盲目的、没有原则的孝,公爹最初不想把结婚礼钱交给自己,菊香机灵巧妙地说了一番话后冷不丁的从他手里“抢走”,做起了名副其实的有财权的当家人:公爹对马秀芬态度粗暴,菊香用中肯、巧妙的方法劝谏他,最终使他接受了马秀芬做自己的儿媳妇,这样菊香既展示出“百善孝为先”的民族美德,又体现了民间文化中朴素的自由自主的向善的精神。
民间文学最能反映广大民众的道德伦理和审美趣味,巧女故事是民众按照他们对理想女性预期而塑造出来的美好人物形象,剧中的菊香集多种巧女类型于一身,集勤劳、聪明、勇敢、善良等多种优点于一身,演绎了巧女故事的当代版本,自然会受到广大观众的普遍喜
爱和欣赏。因此,《当家的女人》这部影视剧的成功固然有主流话语介入、演员表演真实等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它塑造了张菊香这一当代巧女的艺术形象,“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在文化取向和审美判断上与观众的心理基本保持一致,那么这部构建了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意识,创造了具有本土经验和审美品格的影视作品受到观众的喜爱和支持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巧女故事,很早就引起民间文学界有识之士的关注。屈育德、丁乃通、刘守华等先生都接触、研究过巧女故事。特别是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先生不仅指出中国民间文化中巧女形象的独呈异彩、灼人眼目。而且将之与中国民众生活和民族心理相联系。他说:“一般人通常认为中国旧社会传统是以男性为中心,但若和其他国家比较,就可以知道中国称赞女性聪明的故事特别多。笨妻当然也有。但仅是在跟巧妇对比时才提到”,此语为我们指点了一条由巧女故事达至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民间文化、民族心理学的研究途径。其意义不可等闲视之。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逐步形成了男尊女卑的男性本位观念,而此观念经过不断地被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文化话语表述,作为一种正统观念和规范嵌入到民族心理之中,女性“他者”成为“在之不在”或皮戈马利翁的塑像。《周易·系辞上》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尊卑被说成与生俱来,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思想在《大戴礼记·本命篇》中更是极度强化:“……妇人伏于人也。……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无所敢自遂也。……所以正妇德也。”在此种民族心理影响和主导话语规约下。“女子无才便是德”、温顺柔弱、逆来顺受、自甘弱势的女性形象和性格便成了女性的社会认同及自我认同的集体无意识表达。
然而从大量流传的巧女故事以及中国民众对其的赞扬传颂让我们感到事实并非如此,显然,巧女故事背后掩藏着的深刻的文化心理内涵是:在主导话语的表达中,民间话语也有着自己独立叙述的历史和传统,顽强地表达着自己的女性理想。尽管男尊女卑的思想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不断地被统治阶级强化,但在由于民间生存生活方式与统治者不同,导致民间文化产生出与主流文化的价值标准、人格规范及交往方式等相悖的文化形式,对女性的规约即与主导文化迥异。费孝通先生在论及乡土中国夫妇关系时说“婚姻所缔结的这个契约中,若把生活的享受除外。把感情的满足提开,剩下的只是一对人生的担子,含辛茹苦,一身是汗。夫妇的结合到这个地步差不多只是事业上的结合了。”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下,劳动人民为了维持家族的生存,全家男女老少都不得不投入劳动。在封建的封闭式小农经济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迫使家庭内的成员分工不太明显。因此,女性在操持家务之余也参加相当多的生产劳动。她们在劳动中表现出来的吃苦耐劳、聪明勇敢的作风,自然而然会使男人心悦诚服,是对主导文化话语的强力忤逆。因而,民间文学作品中的巧女形象,首先打破了英雄和评价英雄的标准:不以男女性别论英雄,而以实际才干为凭据:其次重塑了女性形象,事实上,一个女性比男性还聪明能干,往往会得到男性和社会的承认与尊敬。娶一个能真正撑起“半边天”共挑生活重担的媳妇常常会是男性的企望,同时,家族也盼望着一个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女性来佐夫教子,来使种族繁盛。《巧媳妇》传达出了男性对聪慧女性的期待,《一个女人的爱情》传达出对不畏强暴、独立自主女性的赞赏。这些都体现出与主流意识形态儒家两性观念相背离的女性优越思想,表现了鲜明的非正统性甚至颠覆性。
从《当家的女人》中我们可以看出,菊香泼辣能干、聪明勇敢、有勇有谋的性格不仅是女性的审美期待,更是男性的审美标准。姑母李月春嫌菊香“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村干部石岩劝她:“家里娶个厉害媳妇,能撑门立户地那也不错啊!”姑父瘫痪在床,菊香手脚麻利地照顾姑父,姑父由衷地称赞:“我就喜欢你这脾气,风风火火干事的人”。为给二柱看病菊香顶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理生理压力。下窑搬砖、拉氧气瓶,不善言谈的大柱不止一次地说“菊香是天下难得的好女人”,就连小时候的三柱看到心灵手巧的菊香也煞有其事地说:“我要和二嫂过一辈子”。菊香成了三兄弟、甚至所有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而且菊香所生活的花木村不仅她一个人是女性当家,她的姑姑李月春也是一个当家的女人,村会计石林家当家拿权的也是他的媳妇胖婶,尤其是剧末的画面语直接点明“如今花木村涌现出了更多像菊香那样的好媳妇、好当家”。
民间文化作为一种活着的文化,由于期待视野和接受群体的大相径庭,更多的是对主流文化的否定和怀疑,批判和扬弃,它往往打乱既成规范和界限,使被排斥的得以兼容,把被压抑的能量释放出来。形成对主流文化的某种否定,甚至颠覆。“虽然在权力面前民间总是以弱势的形态出现,并且在一定限度内被迫接纳权力,并与之相互渗透,但它毕竟属于被统治阶级的‘范畴’,而且有着自己独立的历史和传统。”民间故事中所塑造的“巧女”形象。传达出中华民族女性的理想性格绝非是统治阶级所宣扬的那样低眉顺眼、无才无德、软弱柔顺的,而是像菊香那样聪明能干、坚贞善良、刚强坚韧、蔑视权贵、不畏强暴。她的核心之处,也是最光彩之处在于女性人格独立、能够主宰一自己的命运。
当中西方的现代女性主义者都在张扬女性声音、女性立场、女性视角时,当女性批评家以新锐的姿态向批评界宣示——种具有鲜明群体意识的学术思潮和不容忽视的女性现代文化正在兴起时,中国古老的民间巧女故事无意中拥有了最具“现代性”特质的女性意识。“什么样的女人是好女人?什么是理想女性的性格?”在民间故事中有与正统思想相悖离的回答,巧女故事是女性证明自己,抚平胸中块垒的产物。尽管正统儒家不遗余力地灌输“女性卑弱”、“女子无才便是德”,尽管大男子主义者会视女性“怯弱无能”,但是在巧女故事中。女性却在发出自己的声音,用女性意识来对自身社会地位及存在价值作出估价。钟敬文先生认为巧女故事的价值在于“劳动人民自己塑造了封建社会里,敢于追求人格自主、男女平权、才智超人的中国妇女的典型形象。”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新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巧女被放置在新的社会时代背景下也不断地被赋予新的面目、姿态,但其中所传达的民众本真生存状态下的思想情感和审美伦理却有着长久、稳定和蓬勃的生命力,这也是《当家的女人》这部电视剧在未做广泛宣传的情况下出乎意料的取得如此好的收视率的重要原因。
影视剧究竟应该靠什么来吸引观众的眼球?它的创作和播出在文化取向和审美判断上。是否应将受众心理放在首要位置?《当家的女人》给了我们无尽的启示,它实质上是对符合民众心理的影视文化本体的吁求与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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