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史学中古代士人的主体地位

摘 要：钱穆先生被中国额学术界称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称其为最后的士大夫。钱穆先生著作等身，学术成就斐然。他建立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史学流派。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深刻分析了中国士人阶层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下文将从此书为基础分析钱穆先生的士人史官。

关键词：钱穆；历史；中国政治；士人

钱穆先生的书一般多比较简短，除去其早年的《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如《阳明学概述》、《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更是以小册子的形象出现。简短并不代表肤浅，相反，它使得文章更加难以透彻地得以理解。《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即为典型，表面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不过是从政府的组织、考试和选举、政府的财税制度以及国防兵役制度四个方面来介绍了含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政治事实，并加上了钱先生自己的一点“个人意见”罢了。历史事实无须后来作史的人再多言，勤劳的人翻一翻《二十四史》的“职官志”、“礼乐志”等篇目就能看到了。那么，《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意义在哪里，而它难懂的地方在哪里呢？

读一个人的书，首先就是要知人论世。“钱先生自能独立思考以来，便为一个最大的问题所困扰，即中国究竟会不会亡国？”（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在二十世纪初叶，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峻挑战，知识分子受其良心的鞭笞，不得不为中国能够“存国保种”寻找理由，于是一辈人的学术事业始终都沾染上了许多目的论的色彩。钱穆也不能例外。“他深信中国文化和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精神……他继承了清末学人的问题，但是没有接受他们的答案。他的一生便是为了寻求新的历史答案而独辟蹊径。”（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为了寻找这样的一个答案， 钱穆创立了颇具特色的钱穆史学。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理解《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似乎能隐约感受到其不寻常之处。

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评述了当时存在的三种史学流派，一为传统派（记诵派）、二为革新派（宣传派），三为科学派（考订派）。钱穆首先将自己别出于三派之外，事实上他自己颇偏向于考订派，一如清儒所为，实事求是地研究史学问题，一如《先秦诸子系年》之所为，但他有别于考据派的则在于他抱有宋儒的天理观。他首先预设了一个天理的存在，考据的目的仅在于彰显天理。钱穆的天理观有着浓厚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倾向，钱穆强调：“政治制度必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处国外移来，也必然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正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序》）。而在《国史大纲》的开篇，钱穆就要求读者先具有这样的信念：“当信任任何一国的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可见钱穆史学的国家本位色彩。在国家本位色彩的背后，钱穆还有更深一层的士人本位色彩。钱穆在多种场合中都曾强调了士这一阶层在中国史上的重要性，钱穆称：“中国旧传统之所谓士，乃是不从事于生产事业的，所谓‘士谋道而不谋食’，其所谓道，上则从事政治，下则从事教育。应该是只为大群着想，不为一己着想。”（钱穆《国史新论》）。因此，钱穆在论述史学的时候，尤其强调士人的作用。所谓“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若离开人事单来看制度，则制度只是一条条的条文，似乎枯燥无味，无可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序》）。因此，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所罗列的政治的四个方面之中，尤其重视的是“考试和选举”一章，他所赞美中国传统政治的正是士人政府得以建立。归根结底，钱穆讲政治的得失，事实上是讲士人精神的得失，士气高涨的时代，政治必然是蓬勃向上的，士气低迷的时代，政治必然是颓败向下的。这种历史主义的观点颇与尼采的超人哲学有着契合之处，只是钱穆称其为“士人”，尼采称之为“超人”。

钱穆排斥西方的政治制度，也不是从西方制度“吾国固有之”的角度出发的，而是以为西方的制度自有西方的传统，中国的制度自有中国的传统，二者不可相互化约，更不可强将一种传统置诸另一种传统之上。这种区分态度仅映到史学上来，便是钱穆所划定的“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的不同。钱穆反对苛责古人，他希望的是当下的士人（知识分子，可以秉持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登高一呼，奋发有为，以宋儒精神来创立一番功业，以解决其史学的无命题：“中国会不会亡？”钱穆宣称要“纯从历史事实上来比较它的好坏，根据当时人的意见来说明它的得失。”（《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前言》），说明得失也是为论证中国会不会亡和中国如何不会亡的命题服务的，只有明了了这一层，才算真正读出一点《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味道。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总结出来的，归根结底就是士这一阶层的历史主体地位。中国政治史，说到底应该是中国士人的历史，而不是皇帝一姓的历史。钱穆以此回应了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的“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的著名论断。那种将钱穆史学归结为爬梳史料的考据派的观点无疑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钱穆史学自有具其精神价值所在。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末的总论“中总结了中国传统政治的阙失所在：

第一，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

第二，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已造成了社会各阶级一天天趋向平等；

第三，长治久安，是人人希望的，可是在这种情形下的知识分子，至多也只能维持三代.......然而天下太平，皇帝可以两三百年世袭着，于是士人的地位愈来愈不如皇帝；

第四，中国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订一个制度出来防制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缚。

不难看出，这些政治弊端都是从士人历史主体地本位出发得出地。钱穆所主张和赞赏地其实是一种“皇帝虚位地帝国制度”，即“黄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汉朝篇》中曾称赞了汉代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最好的（指地方封建消除以后）。他所指出的理想、政治形态，亦是以西汉为蓝本而构建的。宰相率领的政府即是由士人组成的精英政府，他们排斥皇权，亦排斥民权，主张独立的“士权”，钱穆的士人本位归结到最后是伸士权而非伸皇权或伸民权 。士人历史的目的是保全中华文化，其国家正义其实就是一种民粹文化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保国存种说到底还是保全中华文化。士人则是贯穿历史本末，担负这一神圣使命的历史主体，这也是钱穆士人主体历史观形成的缘由。

后世对钱穆的批评大多都未涉及其历史观层面，甚至很多人都与其一样抱着保守中华文化的目标。因此对钱穆的批评大多都是细节大于整体。就如易中天指出的，钱穆所说的“平等"其实是“平抑”、“均等”，自由其实是“散漫”，“法治”其实是律治。（易中天《帝国的惆怅——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性》），但并有解释钱穆所指出的传统政治四大阙失的根由。易中天虽不同意钱穆“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史而不变”，“一项好制度，若能永久地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要后代人来努力政治”地说法。但事实上规避了士人主体历史叙述，代以皇帝主体地历史叙述，事实上未能澄清这个问题。事实上，士人主体历史叙述地最大症结在于士人和皇帝之间难以形成泾渭分明地区别。士人与庶人地区别在于教育。皇帝也接受教育，因此皇帝亦有资格为士人之一员，由皇帝亲自组阁地政府亦可称为“士人政府”，从逻辑上不能必然推出宰相这一存在。换言之，集权地政府亦可以室士人政府，而不单单仅为皇权政府。因此，纵然历史上真存在过“皇帝虚位的帝国制度”，它也不得不走向自我否定。《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亦可视为士人政府的破产史，这个破产是内在的破产，而不是因为外族政权的建立。钱穆自己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总论》中对孙中山的大加赞赏已然暴露了其思想的自我矛盾性。

其次，士人政府不同于平民政府，士人政府本质上是一種精英官僚政府，它对进入政权的人提出了严苛的教育条件，并排斥民众的非议。这种技术官僚政治说到底是一种威权主义政治，它追求效率和结构合理性，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对历朝历代的政治做了详尽的技术分析就体现了这一特征。这种政府必然带来孤立和专制。它与现代的民主体制迥然相异。现代民主的目的是保障个体的自由与幸福。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钱穆所提出的以历史为依据的理想士人政府在今天究竟是否有意义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钱穆先生的学生余英时先生在怀念钱穆的文章上说“钱先生写通史时惜墨如金，语多含蓄，其背后不仅是正史、九通之类的旧史料，并且也包含了整个民国时期的史学史。”（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由于种种原因，我于国民史学仍是一知半解，未能从比较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不能说是不是一个遗憾。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一个思想家究其一生所思考的问题，其实只是一个问题。正如孔子所云“吾道一以贯之”，正所谓管中窥豹，可见一斑。钱穆通过其浩大的史学体系来规范和确立了士人的地位，将自我放入这一地位之中，解决了身在何处的问题，并由此出发试图解决其史学设立的元问题。具体的观点可以争议、辩论、批判，但钱先生的勇气和精神则应是不朽的。因此，《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仅仅是个开始，而绝不会是终结。

参考文献

[1]余英时. 《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钱穆. 《国史大纲》. 商务出版社， 2010.

[3]钱穆. 《国史新论》.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4]易中天. 《帝国的惆怅——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性》. 文汇出版社， 2005.

作者简介

张钰，浙江省海宁市人，华东政法大学，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