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为什么抓住苏联教育界的“两次大辩论”大做文章

利用外国教育史进行反党活动，是“四人帮”的又一大发明。一九七六年二、三月间，当他们打着“教育大辩论’的幌子向党猖狂进攻时，在叛徒江青的授意下，黑干将迟群就布置其御用工具“梁效”编写《苏联二三十年代教育大辩论》材料，配合其反党活动大造舆论。到十月三日，当他们正要抛出《永远按既定方针办》，发出推翻党中央的反革命动员令时，江青又要迟群令“梁效”赶编出这个材料，以备“急用”。到底有什么“急用”呢？迟群別有用心地说过：苏联那时的教育革命，“是列宁的夫人直接领导的，路线是正确的。”可见，他们急于炮制这个材料，就是要借以把江青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作为她“登基”礼的一个项目。只因“四人帮”迅即覆灭，这个材料才未出笼。然而，在篡党夺权活动中处处要抢立“头功”的“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早于二月份就在他们控制的一个刊物上抛出了《请看苏联教育界的两次大辩论》的黑文，留下了利用外国教育史进行反党活动的罪证。

在这篇毒草中，他们胡诌什么苏联二十年代教育界也有“大辩论”，而且是两次。第一次是一九一八年莫斯科派和彼得格勒派之间的大辩论，后者搞“复辟倒退”，失败了;第二次是什么“在党的十四大提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任务以后，敦育界的右倾翻案风更为猖獗，并终于导致了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O年苏联教育界的第二次大辩论”，以一九三一年联共（布）中央九月五日决议而告结束，从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已经在苏联占了上风。”这篇毒草出笼后，张春桥、迟群和“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如获至宝，大肆宣扬。“四人帮”一伙是怎样抓住所谓的苏联教育界“两次大辩论”大做文章的，他们为什么要抓住“两次大辩论”大做文章，岸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露“四人帮”极右派的反动本质，清算他们]的反党罪行。

被“四人帮”抹煞的苏联二十年代教育领域路线斗争的基本史实

十月革命后最初十几年，苏联教育领域确实充满着缴烈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但这不是“四人帮”一伙所说的什么“两次大辩论”，而是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无产阶级同仑俄教师联合会等资产阶级反动教育组织的阶级搏斗，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反动观点以及托洛茨基反党集团的机会主义教育路线的斗争。

沙俄地主资产阶级的教育是地主资产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十月革命后，取得政权的苏联无产阶级为了尽快地把它改造成无产阶级专收的工具，在当时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围攻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的极端艰难的情况下，按照列宁的指示和俄共（布）的教育纲领，开始了改革教育的斗争。但是，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在教育方而也进行了疯狂的破坏和捣乱。由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控制的全俄教师联合会，公开宣布反对苏维埃政权，煽动长达三月之久的教师罢教，召开各种会议，制定反动教育方案，出版反动杂志，甚至参加反革命颠覆组织和白卫军的反革命暴乱。经过激烈的阶级搏斗，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苏维埃政权颁布解散全俄教师联合会的法令，挫败了地主资产阶级在教育领域公开的反革命活动。

在开始改造旧教育、创建新学校的斗争中，还遇到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严重干扰。一九一七年九月成立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头子是臭名昭著的波格丹诺夫。十月革命后，他们顽固地对抗党对文教事业的领导，主张文化组织享有完全的“自治权”，力图使教育的发展脱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总任务。他们打着“创造新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的幌子，完全割断历史，把过去的文化都看作是剥削阶级的东西，要统统打倒，把知识分子都看成是不可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统统排除。他们借口抛弃一切“陈旧的东西”，提出“要丢掉一切包含在班级教学概念中的东西”，以至“废除学校这个概念”，提出“教育的主要方法应该是劳动、交际、创造和娱乐。”布哈林极力支持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反党活动，利用他当时窃取的《真理报》主编的职权，在党报上连篇累牍地刊载他们的文章，报导他们的活动和会议决议，制造思想混乱。他甚至叫嚣要把收入四千卢布的知识分子枪毙。

列宁把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反动观点看作是改革旧教育和建立真正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的极大思想障碍，亲自领导了反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斗争。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列宁还指出，无产阶级文化派往往把工农教育机关看做是他们活动最方便的场所，往往把最荒谬的东西冒充为“新东西”，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把它抬出来。列宁还斥责了布哈林的叛卖活动，指示《真理报》批驳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昏话”。列宁还尖锐地批判了布哈林的枪毙知识分子的谬论，指出：“这是不对的。我们正需要这样的人。……在这件事情上想用枪杆子是最愚蠢不过的”。在列宁领导下，经过多年斗争，逐渐缩小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思想影响，摧毁了他们的有组织的活动。

托洛茨基反党集团，一直妄图把教育作为他们反党篡权的工具。一九二三年前后，列宁病重和逝世期间，他们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更加抓紧教育这个工具。他们在一些高等学校进行反党宣传，推销其反党政纲。托洛茨基在题为《新方针》的反党公开信中，提出同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作斗争的口号。他恶毒攻击党的领导机关愈来愈“官僚化”，老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正在“蜕化”，要把他们“从党的岗位上撤换下来”，用“新人物来代替"。他吹捧青年学生“对官僚主义的反应最敏锐”，煽动青年反党。一九二三年三月和六月，托洛茨基還先后抛出《关于党的思考》和《共产主义教育的任务》等黑文，公然反对列宁的教育路线，把政治和经济截然对立起来，否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胡说什么在国内日常生活与平凡劳动中有使青年僵化的危险，妄图引诱青年学生空谈托派鼓吹的所谓“世界革命”，脱离苏联革命和建设，走上邪路。直到二十年代后期，托派的这种谬论在青年中仍有较深的影响。

列宁在世时，斥责了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主义”。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和人民为捍卫列宁主义，同托派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斯大林针锋相对地指出，托洛茨基所以“迫切”需要破坏党的威信，破坏老千部的威信，“是为了从破坏党的威信转到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这个时期，斯大林狠抓了青年的教育问题，加强了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多次在共青团和青年学生中发表演说，给他们写信，阐明党中央的列宁主义路线，批判了托洛茨基主义。针对托派在教育方面的破坏，斯大林指出：“共产党员大学生应当善于把政治工作和掌握科学的事业结合起来”。他教导青年说，空谈政治而不学习建设社会主义所必要的科学知识，将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直接的危害。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战胜了托洛茨基反党集团，排除了他们的干扰和破坏。

托派在破坏教育革命中，还利用了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学校消亡论”。一九二七年前后在苏联开始流传的“学校消亡论”，鼓吹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国家开始消亡，同时学校也应消亡，据此它否定学校，否定教师，否定文化知识教学。一九二九年托派分子布勃诺夫窃取教育人民委员职务后，“学校消亡论”在教育理论领域几乎占了垄断地位，实用主义教育的“设计教学法”愈演愈烈。这种教学法是从美国实用主义者那里搬来的，它否定系统知识的教学，只让学生在设计和完成实际任务过程中获得零碎知识，学生根据劳动任务编组，整个教学工作服从于生产计划，教师成了学生劳动活动的组织者，教科书被换为“工作手册”。由于“学校消亡论”和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泛滥，苏联教育受到很大破坏。工农子女在苏维埃政权的关怀下，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但他们到学校仍学不到什么文化，科学知识水平得不到提高，大学毕业生很难胜任接替老专家的工作。这时，苏联正面临建设无产阶级专政强大物质基础的艰巨任务，需要极大地提高工农的文化技术水平，培养大批掌握当代国内外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专家。从这种实际出发，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从一九二八年七月起，几年内，作出了关于改进培养新专家的工作、关于大、中、小学问题的一系列决议和决定，批判了各种机会主义的教育路线和“学校消亡论”、“设计教学法”等资产阶级教育思潮，并作出了普及教育和培养无产阶级专家队伍的规划，强调了进行系统的教学，使学生掌握基本科学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必要性。

“四人帮”一伙高谈苏联二十年代“教育领域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却完全抹煞了以上的基本史实。他们的思想同无产阶级文化派一脉相承，他们同托洛茨基反党集团是一丘之貉，也就根本不可能正视以上基本史实。

“两次大辩论”也完全歪曲了历史事实

“四人帮”一伙所宜扬的“两次大辩论”，是对历史的百般歪曲。

“四人帮”所谓的“第一次大辩论”，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一九一八年上半年，在国家教育委员会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下，开展了制订学校改革方案的工作。由于中央机关正在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的过程中，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一部分已迁到莫斯科，一部分尚留在彼得格勒。五月，在国家教育委员会上通过大家基本都赞同的原则后，两地分头准备统一劳动学校的规程草案。两个方案的意见有些不同，主要是，莫斯科方案强调“生产劳动应当成为学校生活的基础”，主张创办没有假期、全年全周劳动学习的学校公社，彼得格勒方案认为劳动只是，教育的手段和方法，主张学校应有假期，应保留班级教学制、学科和家庭作业。“四人帮”为了把这次讨论中的意见分歧说成是教育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革命”与“复辟”的大辩论，真是竭尽歪曲捏造之能事。他们捏造说，“教育要不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不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大辩论的“一个焦点”。其实，对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冶服务的问题在讨论中没有直接涉及;关于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虽然列宁早有明确指示，但两个方案中都还没有很好地解决。“四人帮”为了把争论说成是“革命派”和“复辟派”的斗争，硬是不顾事实，胡说什么莫斯科派主张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坚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的“革命派”，彼得格勒派“主张继承、保留‘三脱离’的旧教育制度的遗产”，是“复辟派”。本来列宁是反对莫斯科派提出的“学校公社”的，“四人帮”却颠倒是非，故意制造莫斯科派得到列宁“热情地支持”的假象。讨论的结果所形成的《统一劳动学校规程》，吸收了讨论的成果，两个方案的内容程度不同地都有所吸收，而他们硬说是彼得格勒派失败了，莫斯科派胜利了。本来是仅仅几个月的讨论，也被说成是延续十几年的“阶级力量的较量”。可见，“四人帮”一伙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谣言公司。

所谓的“第二次大辩论”，事实上主要是两种错误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潮围绕教育学的对象、基本任务、教育过程等问题展开的争论。当时，以“左”倾思潮的代表舒里金、克鲁佩尼娜为一方，鼓吹“学校消亡论”，认为学校在当时的苏联正在消亡，教育学应该研究“个性的社会形成的全过程”，重点是“非组织"的教育，认为“苏联的教育学就是苏维埃、工会和党的教育学”。另一方是右倾思潮的代表平克维奇、卡拉什尼科夫，从生物学的观点出发，否定教育的阶级性，胡说什么教育主要是对人们的肌肉、肺、大脑、心脏、肠、感觉器官等等先天条件的影响，教育的目的在于保证这些条件“正常的发展和预防这些条件受到这样或那样的破坏”，认为教育学就是研究如何达到这个目的的社会生物学。

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决定》中，遵循列宁的教育思想，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教育路线的错误。“四人帮”对此也千方百计地进行歪曲。他们把无政府主义的“学校消亡论”和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教育的“设计教学法”，美化为“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而把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坚持列宁教育路线，对“左”、右倾机会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诬蔑为“反攻倒算”，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占了，上风。“四人帮”如此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真是无耻之尤！

卑鄙手段是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卑鄙目的

“手段卑鄙证明了目的的卑鄙”。“四人帮”一伙抓住所谓苏联教育界的“两次大辩论”大做文章，是有他们“洋为‘帮’用”的罪恶目的的。

抓住苏联教育界的“两次大辩论”大做文章，就是为了推行其反革命政治纲领。他们抛出的那篇黑文，在讲“两次大辩论”之前就胡说什么“大辩论”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资产阶级及其在联共（布）党内的代理人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决不肯轻易退出他们长期盘踞的教育阵地”。他们所说的资产阶级在联共（布）党内的代理人是指谁呢？是指布哈林吗？不是。他们对布哈林控制舆论阵地支持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罪行，讳莫如深，只字不提。是指托洛茨基吗？也不是。他们对托洛茨基煽动青年学生反党的罪行，一声不吭，还把托派所利用的“学校消亡论”、“设计教学法”美化成“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呢：到底是指谁呢？那篇文章有一笔“画龙点睛”，说什么第二次大辩论“是以一九三一年为‘转向’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揩施而结束的”，“经过这次辩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已经在苏联占了上风”。大家知道，正是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党和政府做出了许多决议，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措施。他们这样写，不就等于点出了谁是资产阶级在联共（布）党内的代理人了吗？如果说文章写得还较隐晦，那么“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则讲得更“直率”了。他在一九七六年六月的一次讲话中，说什么“第二次大辩论，是一九二九年或三O年。斯大林提出教育主要是攻克科学堡垒，可以说是对列宁在世时的教育革命的反攻倒算，结果列宁格勒派又上来了。”如此明目张胆地诬蔑、攻击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同志，真是丧心病狂，恶毒至极！他们这样做，证明他们同赫鲁晓夫一个鼻孔出气，不仅要推翻毛主席关于正确评价斯大林同志的重要指示，而且借此进行恶毒的影射，企图诬陷和打倒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周总理、华主席、邓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把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革命领导同志当作“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走资派”统统打倒。

抓住苏联教育界的“两次大辩论”大做文章，也是直接配合他们向党进攻。“四人帮”妄图在四届人大组阁夺权的阴谋被毛主席、党中央粉碎后，不甘心失败，时刻在窥测方向，伺机反扑。在周总理逝世前后，“四人帮”又猖狂活动起来，他们大肆攻击周总理，诬陷、打击邓小平同志，妄图从教育战线打破缺口，实现他们抢班夺权、改朝换代的迷梦。特别是在毛主席确定华国锋同志主持中央领导工作后，“四人帮”更是恨得咬牙切齿，疯狂反扑，加紧了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步伐。他们向党猖狂进攻，却打着什么“教育大辩论”的旗号。他们抓住在苏联教育史上的两次争论大肆歪曲和渲染，就是企图证明他们所搞的那一套是正确的，是合乎“规律”的，中国有，苏联也有，今天有，过去也有。“四人帮”大搞修正主义，拚命篡党夺权，象无产阶级文化派那样完全否定文化遗产，象托洛茨基那样拚命煽动青年学生反党，大搞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教育。他们借古喻今，在文章中暗示自己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完成“历史使命”的革命派，把对他们的批判诬蔑是“一迭一迭的帽子”，是“黑云压城”，是“反攻倒算"，是“复辟倒退”。他们正是用这种颠倒黑白的卑劣手法，向无产阶级疯狂反扑的。他们向党猖狂进攻，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在那篇文章中也是暴露得很明显的。在文章的结尾谈到所谓“教育革命怎么搞"的问题时，只字不提毛主席的指示，却大肆宣扬张春桥的谬论，把它视为纲领，当作“圣旨”。为了抬高江青，文章还别有用心地强调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是如何支持新生事物，反击右倾的。

抓住苏联教育界的“两次大辩论”大做文章，还为了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推行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安图复辟资本主义。教育要不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培养的学生要不要又红又专，这些正是毛主席、党中央同“四人帮”斗争多年的问题，也是列宁、斯大林同无产阶级文化派、托洛茨基反党集团斗争多年的问题。“四人帮"全面篡改党的教育方针，鼓吹“读书无用”、“文化有害”，叫嚣“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煽动学生和“走资派”斗，力图使学校成为其篡党夺权的工具。这一切与无产阶级文化派，特别是与托洛茨基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多么相似。当年莫斯科派主张取消文化课和家庭作业，取消入学、升学和毕业考试，认为劳动是“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四人帮”硬把这一套美化成是列宁热情支持的“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他们企图利用这来为自己继续篡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坚持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辩护。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是根本违背列宁的思想的。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这篇关于共产主义教育的纲领性著作中，一方面強调青年必须积极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生产劳动，另一方面也必须顽强学习科学知识，他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四人帮”一伙和托洛茨基一样，还否认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又红又专的专门人材，胡说什么“当时，苏联教育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攻击列宁的教育路线.....也正是以工业化需要培养专门人材为借口的”。其实，列宁是很重视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一九二0年，列宁亲自为教育人民委员部拟定了《生产宣传提纲》，把宜传与教育工作纳入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的轨道。列宁在许多讲话和著作中，强调教育应为实现电气化的宏伟计划服务。在他最后的几篇文章中，还一再强调提高工农文化水平的重要性，强调掌握知识对无产阶级事业的重要作用。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关于教育工作的一系列重要决议，正是根据列宁的教育思想制定的，肯定了苏联二十年代教育革命的成绩.排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千扰。然而“四人帮”却不顾这些基本史实，硬说联共（布）十四大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决议制定后，苏联“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更为猖獗”了。他们别有用心地把联共（布）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一系列决议同联共（布）十四大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路线联在一起，胡说“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是同经济领域的斗争息息相关"的。这就一语道破了他们]抓住“两次大辩论”大做文章，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反对我们党的十大及四届人大制定的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篡改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如此而已，岂有他哉！